〔專文推薦〕世界是我的國家，行善是我的宗教 文／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藍吉富 在國內外佛學界的禪學熱，逐漸為藏傳佛教熱所取代的今天，知道《鈴木大拙禪學入門》中譯本即將在台灣出版，筆者內心頗有空谷足音之感。 如果說，二十世紀是東方人與西方人相互了解的世紀，那麼，無疑地，鈴木大拙應該是促成西方人理解東方文化的最大功臣。他向西方人推介的東方文化，包含有印度與中國的大乘佛教與日本文化，甚至於還曾助成《老子》的英譯。但是，影響力最大，且風靡數十年的主要貢獻，仍然是三十冊英文著述中的主軸──禪學（禪宗之學或禪佛教）。 對於二十世紀的日本人而言，鈴木是全國公認的國寶，這不只是對上述三十冊英文著述業績的讚嘆，也是對鈴木之八十幾部日文著述的景仰。因為，在這些著述之中，鈴木將禪宗的深層底蘊，親切地展示在世人眼前。讓舉世中人知道禪宗之美、及其美在何處。此外，他也曾對日本的淨土宗與真宗，做過深入而親切的詮釋，對日本的文化，從事新穎、深入的解說。透過鈴木一生的努力，讓國際人士對日本人的印象，除了侵略戰爭的負面記憶之外，也還會有浮現溫馨與親切記憶的可能。 除了禪宗與淨土思想之外，鈴木也對華嚴宗學至為讚仰，而且深懷將它推廣到英語世界的雄心。他在詮釋《華嚴經》中的「發菩提心」要義時，曾經表示：「大乘佛教的教義，是從擁抱眾生的慈悲心靈所產生的，並不是單純從邏輯推理所組織形成的冰冷哲學。」 依筆者所見，上面這段話所提拈出來的大乘精神，其實也正是鈴木一生風範的寫照。鈴木在寫禪宗、淨土真宗、或大乘佛學時，雖然並未多用情緒性語句，但是總會使讀者感受到行文的溫馨與親切。箇中緣由，當是鈴木內心所散發出來的氛圍使然。這一風範與上述大乘精神可以說是同質的。因為二者都是根源於體驗、感受與慈悲心靈所流露出來的。 鈴木的一生，至少有兩次參禪開悟的體驗。具有這種體驗，加上鈴木的個性、學養與國際化眼光，終於融合成獨特的「鈴木風格」。這種風格與純粹從學術訓練中出身的學者迥然不同。這樣的差異，顯著地表現在鈴木與胡適的禪佛教論辯文章上。二十世紀中葉，這二位蜚聲國際的東方學者，曾以英文做過激烈的論辯。精研禪宗史的胡適與鈴木的禪學見解，當然是大異其趣的。筆者以為，雙方的不交集，不只是方法論、或學術角度的不同，而且也是「深入其中」（鈴木禪學）與「冷眼旁觀」（胡適禪史學）之立場的差異。 鈴木與胡適的不同風格使我想起大約十年前修建完成的京都車站。很多遊客都很讚賞車站新建築之美。粗略地分析，這一令人流連忘返的主體建築，卻是由兩種不同的風格結合而成的。當你處在車站內部的中間樓層，往上望時，會看到一大片金屬素材所構成的幾何圖像，是複雜而冰冷的；但是往下望時，則頓時感覺身處在紫色氛圍與柔和燈光所交融而成的溫馨景象之中。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場景，讓我不期而然地想起鈴木與胡適，上方展現的類似胡適風格，而下方則酷似鈴木。 儘管鈴木一生給人的主要印象是柔和、純真與慈藹，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了他對公義的堅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方曾經向鈴木大拙商借鎌倉市的住宅，但是遭到鈴木拒絕。他反對的理由是日本軍方正在進行的是不義之戰。他向前來洽商的軍人說道： 「日本正在打一場毫無正義的戰爭，也是毫無希望的戰爭。」 這樣的態度可以取來與他的世界觀相對照。他中年時代在東京學習院教書時，宿舍內的一片匾額上，就有以英文寫下的句子：「世界是我的國家，行善是我的宗教。」 一九六○年一月，他已屆九十高齡。當時他接受弟子秋月龍珉專訪時也曾說： 「我們應該保有寬廣的視野，應該將世界視為一家。」 鈴木就是這樣的人，是一個將禪宗理趣與大乘精神融匯於生命之中的真人。像這樣的真人，不應該被歷史遺忘。因此，我很樂意推薦這部展示鈴木內心禪意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