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文明邁進了，性暴力卻仍停留在洪荒時代？ 王曉丹／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當代社會在法律、科技、性別平權意識上都有顯著進步，但性暴力仍然屢見不鮮，甚至在許多領域仍被合理化、掩飾或忽視。時代已邁向現代進步，為何性暴力的機制卻依舊像蒙昧時期一樣野蠻？《恥辱：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正是試圖解析，為什麼性暴力得以恆久存在，甚至暢行無阻。 《恥辱》重新檢視我們長久以來對性暴力的理解，並質疑性暴力是否只是「男性加害者 vs. 女性被害者」的二元對立。這本書並未完全接受女性主義法律學者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的理論。麥金儂認為性暴力的核心機制是「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並將性暴力視為父權制度的產物。然而，後續的研究者指出，這樣的分析過於概括，忽略了性暴力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例如，家內性侵並非僅是單純的「男性對女性」暴力，家庭權力結構、文化因素、經濟狀況等，都會影響性暴力的形態與應對方式。此外，麥金儂的分析框架有時會簡化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性暴力問題，例如將印度女性遭受性侵的現象歸咎於「印度文化」，而忽略社會經濟條件、殖民歷史與現代國家政策等更複雜的結構因素。 在「男性加害—女性被害」的二元框架下，男性被害者、女同志被害者、跨性別者等群體的經驗，往往遭到忽視或邊緣化。當性暴力被簡化為「陽剛男性對陰柔女性的侵害」，那些不符合這種性別角色敘事的受害者，往往難以獲得法律保護或社會認可，甚至會因為挑戰傳統性別框架而受到進一步汙名化。我在二〇一九年於《女學學誌》發表的文章〈破解二元對立，改寫能動主體：性暴力受害者脆弱性的正面意義〉，便是試圖打破「同意vs.不同意、受害者vs.能動主體、能動性vs.脆弱性」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恥辱》更進一步主張，主流的分析方式不僅可能加深種族與文化的刻板印象，甚至削弱了對抗性暴力的全球性策略。 洪荒惡勢力：文化與制度的權力支撐性暴力 《恥辱》作者柏爾克（Joanna Bourke）曾提到，她對於司法體系無法有效應對性暴力感到憤怒。在英國，一九七〇年代每三起進入法庭的強暴案，就只有一起定罪；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比例下降為五分之一；一九九〇年代是十分之一；而二〇〇七年更驟降到二十分之一！面對這樣驚人的數字，柏爾克透過歷史研究分析，試圖解答：是什麼樣的制度、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結構，使得不同時代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性暴力行為得以延續？ 《恥辱》是一部極具自覺性的跨學科著作，更是一部關於性暴力的全球史。但它不只是把不同國家的案例收集在一起，而是以全球歷史的視角，重新思考性暴力的道德問題。例如，如果性暴力的根本問題不只是「男性統治」或「陽剛特質」，那麼它的核心到底是什麼？長久以來，性暴力的傷害與否。往往由父權社會來定義，那麼該如何讓受傷者真正被聽見？如果主流對性暴力的理解與防治策略過於普遍化，又該如何在概括性與具體情境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性暴力加害者的心理機制，不僅源於個人的認知偏誤，也受到文化與制度的支撐。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加害者」，甚至覺得自己在「幫助」或「保護」受害者。《恥辱》指出，性暴力的核心問題，在於社會如何掩飾、合理化這類行為。例如，在某些社會文化脈絡中，性暴力被視為「教育」、「啟蒙」，甚至是「解放」。加害者可能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甚至讓受害者相信自己才是錯誤的一方。 加害者的影響力與交織性 美國MeToo運動的代表案例——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最終被判刑，但他的案件揭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娛樂與科技產業，職務權勢與「創新精神」常被視為至高價值，任何對權勢不利或被視為「不懂藝術」的人，都可能被邊緣化。好萊塢長期存在一種「大師型導演」或「天才型創作者」的迷思，使某些加害者得以濫用地位。例如，伍迪艾倫、羅曼波蘭斯基等導演的案件，常被支持者用以「他是藝術家」來淡化，彷彿創造力足以抵消道德缺陷。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法國，MeToo運動在二〇二五年初迎來首宗重大判決，演員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控告導演克里斯托夫·魯吉亞 （Christophe Ruggia）性侵害並勝訴。這起案件衝擊了法國演藝圈長期以來「性自由」的文化，揭露了某些以「挑戰保守價值觀」之名，實則掩蓋權力不對等的性關係，甚至合理化性剝削的現象。這類「進步性的道德話語」，不僅讓某些加害者得以逃避責任，也讓受害者難以發聲，因為她們可能害怕被指責為「反自由」、「保守」，甚至遭到輿論反噬。 《恥辱》這本書舉出大量的案例，指出愈是脆弱的人口（例如難民、尋求庇護者與非法移民），愈容易受到本應保護他們的人剝削。在南非、印度、盧安達、智利、奈及利亞等地，許多加害者來自政府關於、警察、高層政治人物，甚至包括聯合國「維和」士兵在海地的惡行。此外，許多國家的性侵害司法體制也充斥著種族偏見。例如，在二十世紀初的索羅門群島與新幾內亞，黑人男性若強暴白人女性，往往被判處鞭笞或死刑；但若白人男性強暴黑人女性，卻不會受到法律制裁。更甚者，性暴力在許多地方被「醫療化」，法律體系對性暴力的判定，往往仰賴醫學專家的「專業意見」，而這些專業知識可能帶有種族歧視或階級偏見，強化了制度上的不公。 在臺灣，也能看到類似的現象，例如，傳統上強調「師者，傳道、授業、解惑」，這樣的價值觀肯定教師的崇高地位，卻也讓學生難以對抗來自權威者的侵犯。在許多學術機構中，指導教授或老師可能利用自身權力進行性剝削或不當行為，而學生則因害怕影響學業或未來發展，選擇沉默。這種道德話語讓某些學術權威得以「保護」學生之名，建立親密關係，並透過學術網絡壓制指控，使得學校成為性暴力的溫床。 上述全球的案例顯示，無論是「創新精神」、「性自由文化」、「種族差異」還是「教育無私奉獻」，這些道德話語常成為加害者逃避責任的工具，甚至他們說服自己未曾傷害受害者，而是在「保護」對方。《恥辱》這本書引用哈樂崴（Donna Haraway）「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指出這些道德話語讓社會難以對性暴力做出適切回應，使性暴力在自詡進步的時代裡，依然如洪荒般持續存在。 拆解美好道德的偽裝 本書作者伯爾克從事社會與文化歷史研究已超過三十年，現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英國學術院士，同時擔任格雷沙姆學院修辭學教授。她撰寫了十六本獲獎書籍，涵蓋暴力史、現代戰爭、醫學和科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情感與人性等議題。《恥辱》這本2022年出版的新作，討論了戰時強暴、女性施暴者、婚內強暴等主題，也包含了報導強暴的新聞如何帶有窺淫成分，以及黑人女同志面對的特殊脆弱處境等。 最重要的是，這是一本全球性、跨國性和交叉性的研究。全書探討了性、性別、種族、階級、宗教、年齡等多重交織因素，並比較了不同國家和不同族群的性暴力成因、形式與因應方式。除了分析歐美國家精神科醫師如何將白人男性與女性的行為病理化之外，書中也揭露了白人奴隸主婦女在奴隸性虐待中的同謀關係、韓國性奴隸的歷史，以及性侵害在剛果、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滅絕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觀點反覆強調了本書的核心論點：性暴力是由社會、歷史和文化所構成的。 伯爾克成功地詮釋了性侵害的結構性原因與文化脈絡，引導讀者思考如何實際採取行動來消除性暴力。《恥辱》提供了一個細膩、清晰的歷史、社會學和女性主義分析，在黑暗的時代裡，帶來了一絲希望。讀完全書後，我認為這本書所揭露的問題，遠比字面上的內容更深刻——要真正挑戰性暴力的持續存在，我們必須質疑那些看似「美好」的道德話語，並檢視它們如何被用來掩飾權力不對等與暴力關係。唯有拆解這些遮掩機制，性暴力的結構才可能真正被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