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時代的巴黎指南　　◎文／詹姆斯．索特（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

　　李伯齡屬於的世代，如今已不復存在，他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生活在巴黎繁華過後遺留的斷片殘瓦下。李伯齡終其一生以新聞記者為業，他以地方採訪記者起家，後來移居紐約，曾擔任多家報社的記者，最後成為《紐約客》的專欄作家。他從一開始便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並且越煉越粹，終而締造出精練、平易與詳實的風格，讓他擁有許多知音。他的文風獨具，一讀便知出自其手，他的身材龐大，不修邊幅，跟西利爾‧康諾利一樣上知文學、美食，下知運動、歷史，都是擅於龐徵博引的作家。

　　新聞記者不能指望他所寫的作品留存青史，即使德萊塞與海明威的文章也不太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了。縱使《紐約客》的散文水準極高，圖書館能存放書籍的空間有限，雜誌作品並非為了讓人永誌銘心而作。

　　然而，回憶錄與自傳卻又另當別論。此書的文章，當初原本多以四篇文章自成一個系列出現，融和回憶錄與自傳，風雅與機智兼具，歷久彌新。此書是李伯齡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剛好在他謝世前夕問世，然而全書花了二十餘年才完成，敘事時間跨越五十年以上；自作者孩堤時代首次造訪巴黎─李伯齡生於一九○四年 ─ 直到一九六三年辭世數月前所作的最後之旅。當時的他，疲病交迫，無法寫作，到法國作夏末之旅，他大概知道自己再也無法看到法國。

　　他擁有傑出的才華，然而沒能盡情發揮。跟許多記者一樣，他也夢想成為小說家或短篇作家，報社只是變成偉大作家的中途站。不過，雖然他確實擁有小說家的敏銳，但因故一直不能成為小說家。他陸續寫了一些短篇故事，至少有過一次撰寫小說的計劃，旋又放棄，他最後決定繼續他一開始就從事的新聞業。他對這份工作又愛又恨，包括做這份工作可以享有的特權、不定的工作時間，以及它的魅力。「我已經上癮。」他如此描寫自己，因為習慣、因為需要錢，多年來他必須大量寫稿，償還欠雜誌社的債務。他很有自知之明，他喜歡向人誇耀，他比任何寫得更快的人寫得更好，比任何寫得更好的人寫得更快。他可以坐在他雜亂無章的辦公室裡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不急不徐地寫出四、五千個無懈可擊的文字。這是份辛苦的差事，不過他做得得心應手。他也有時不我予，晚年才獲得肯定的感慨。

　　他的私生活並不愉快。他結過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精神有問題，而且不貞，她是個漂亮、沒受過教育的愛爾蘭女孩，她在普洛威頓斯（Providence）的電影院售票亭上班，他們在那裡相遇。他的父母反對他們的婚事。他是猶太人，她不是，而且她來自下層社會。經過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以及她進出療養院期間的漫長分居生活，他們最後以離婚收場，然而他對她有情有義，終其一生不間斷地寄錢給她。他的第二任妻子離過婚，明豔動人但是揮霍無度，有個正值青春期的女兒，她最後不告而別。他的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是女作家瓊‧思黛佛，她曾嫁給詩人羅伯．洛威爾。

　　以外型而言，李伯齡並不具吸引力，不過女人都很喜歡他。他形容自己禿頭，太胖，食量大。他貪吃，害羞，沉默寡言。他戴眼鏡，他是扁平族，走路會引起腳痛。有位作家友人指出，他晚年時變得肥胖無比，根本無法與人並肩走在人行道上。他罹患痛風，儘管如此，經常有女人；甚至是大美女，愛上他。他的朋友解釋說，他讓她們覺得聰明，這並非他為了擄獲佳人芳心而施展的伎倆，而是出於一片真心。

　　身為事業有成的毛皮商移民的後代，李伯齡反叛加諸在他身上的布爾喬亞式教育。他認為他的父親在紐約的生活圈粗鄙而缺乏靈魂。雖然他堅持走自己的路，選擇與家人的期望背道而馳的工作，不過他一直都是情深義重的兒子。雖然具有德國背景，他卻捨棄德國親近法國。在學校，他的朋友都是令人仰慕的運動健將，他愛上的女孩都不是猶太人。他對社會所不恥的事物、生命的黑暗面、靠機智維生的人特別傾心，他描寫美麗的女惡棍、政客以及騙子的故事，狄更斯式的社會階層深深吸引他。他同情小人物、弱勢者。他喜歡不受傳統羈絆的人，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感到很自在，他們和這麼一位身材龐大、滿臉皺紋但一團和善、肚臍從沒釦好的襯衫裡暴露出來的男人在一起時也是。他擅長描寫拳擊手、經理、教練所構成的驚悚、污穢的拳擊世界。他自己也打拳擊，但打得不好，不過興致未曾稍減。

　　二十二歲時，他那位一直到晚年才開始享受人生的父親，慷慨送他到巴黎索邦大學遊學一年，這一年正是此書的情感中心。他不常上課，但是學到的東西讓他一生受用無窮。

　　那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期間，他的巴黎，以探索社會的底層為主，偶而往上流社會瞥幾眼，彷彿卡瓦菲的亞力山卓，威廉‧甘迺迪的紐約奧爾巴尼，或是貝婁的芝加哥。此書把我們帶回傳奇時代的巴黎，許多東西已經不復存在，一如喜鵲把線繩與閃爍的金屬片帶回自己的鳥巢，李伯齡採集那些被遺棄但充滿情感的東西，它們都是正在消隱的奇幻城市的碎片，它也是海明威與葛楚德‧史坦眷戀的城市；一九二○年代，它被四年戰爭大量的傷亡消耗殆盡，儘管最後獲得勝利，卻已殘破不堪。它的臉龐依然令人銷魂，但是膚色已經失去清新，額頭、嘴角也出現了細紋。

　　此書並未歌頌名人，李伯齡經歷的與描寫的都與藝術與時尚無關，而是王子逛窯子的巴黎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家妓院位於香巴內街（Chabanais），布拉塞為它拍了許多照片。躲避共產革命與內戰的蘇俄貴族，流亡到巴黎以開計程車為業或在夜店上班。不久之後，李伯齡到了。

　　以《法國美食傳》（The food of France）與李伯齡的作品如影隨行的美食作家，同時也是李伯齡好友的韋佛利‧魯特（Waverley Root），當時是駐巴黎的年輕新聞記者。魯特在他的回憶錄提及，當年美國飛行員林白降落勒布爾傑機場，大批人群往飛機蜂湧而去，其中有個人爬上座艙搶走林德柏格頭上的皮帽，在空中揮舞，群眾誤以為此人為林德柏格，把他扛在肩上。那個時候有些定居巴黎的南美洲花花公子，自稱從未見過光天化日下的巴黎，因為他們晚上起床，黎明前上床。當時的巴黎集奢華與絢爛於一身，當然也包涵了奢華與光彩的相反：娼妓與窮困。不過巴黎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即使今天，它在許多方面仍然當之無愧。法式生活方式、法式人生觀、法國文學、藝術、電影、料理，更別提建築、豪華渡輪、汽車，都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準，即使現在，我們回首這段風光歲月，依然嘆為觀止。

　　當李伯齡在巴黎度過他畢生難忘的一年，這些東西全在那兒。然而，它們只不過是一九一四年以前無法抹滅的光華的餘燼。當時伊夫‧密杭德（Yves Mirande）曾經寫道：

　　「……璀燦、優雅且精緻的巴黎，在上流社會與中上流社會，饗宴輪番不斷，狂歡夜生活接著心醉神迷的宵夜。當時是高級妓女的風雲時代，人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沒人為了老年未雨綢繆，他們都是賭徒、美麗的女賭徒，舉手頭足自然流露高貴的氣息與無以形容的好風度：軟帽飛過風車，卻不流於低俗。」

　　那個消隱的世界留下的斑駁痕跡，可由一九二○年代留下的飛鴻雪泥略見一二。當然它很便宜、美麗而且便宜得令我們難以想像。當時一美元相當二十六法郎，拉貝胡茲餐廳（Lapèrouse）晚餐只需五十法郎。要在巴黎找到安居立命之地很容易，而它的坦蕩與性感令人意亂情迷，特別是對於美國人。美國人只知道自己國家的清教徒主義、物質主義，對藝術漠不關心，也對歷史無知，他們來到法國，呼吸新空氣。許多作家；不管來自美國或其它國家，來到巴黎並寫出重要的作品。貝克特剛抵達巴黎，不久後將認識喬哀思與瓊‧瑞斯，福特‧麥杜克斯‧福特的《跨大西洋評論》已經創刊，龐德剛離開巴黎，搬往義大利西北邊的哈巴羅（Rapallo，位於利古里亞省），亨利‧米勒正要啟程，不過李伯齡和這些人無關，他活在那個圈子之外。他不曾發表任何作品，年僅二十二歲，一股腦兒想尋歡作樂：他喜愛散步、閱讀，他追求舒適，尤其喜愛吃。他用簡單而優美的文字描述那段時光：「我經常獨來獨往，但鮮少感到寂寞。」這句告白連巴斯卡也會感到肅然起敬。

　　李伯齡多次重回巴黎。一九三九年，睽違十二年後，他以《紐約客》戰地通訊員的身份回到巴黎，一九四四年巴黎脫離德軍的統治重返自由，他又回去一次，大戰後他回去得更加頻繁，而他在巴黎的生活重心也逐漸往上移轉，從第五區、第六區，逐漸移駕第二區乃至第十六區，換言之，他從學術區轉往商業區。晚年時期，他對食物的眷戀愈演愈烈，他向出版社建議把書名定為《一位美食家在法國的回憶》，不過出版社強烈反對李伯齡將自己描寫成「美食家」，因此將「美食家」改成「饕客」，如今他成為傳奇老饕。事實上「老饕」已經變成他最基本的一部分，那是一種慰藉、一種反抗以及他的筆。到頭來，他的饕餮大胃也毀了他，他有腎臟與心臟的問題，手指、腳趾甚至耳朵因為痛風而壞死。在他人生最後幾年，他罹患嚴重的燥鬱症，時而興奮時而消沉，高低起浮越來越大，但他繼續寫作，幾乎不曾間斷。他好像失明的老馬，註定得在磨坊裡步履蹣跚地繞著圓圈度過餘生，而他的圓圈包括人群、餐廳、賽馬場、《紐約客》的辦公室以及拳擊場。他雖然不修邊幅，但過著奢侈的生活，他的繼女就讀私立貴族學校，老婆打扮得時髦有型。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追憶往事，提出純粹的觀點。此書雖然不是小說，卻有如小說般扣人心弦─有對話、人物、描述以及一位傑出作家獨樹一格的筆觸：全書信手拈來，結果是清新雋永，足以媲美海明威《流動的饗宴》。

　　許多事物隨著我閱讀《紐約客》的經驗而首度進入我的生命，或者至少進入我的意識。塞貢薩克、黑醋栗苦艾酒、勃艮地大艾雪索（Grands─Echezeaux）名酒、普羅旺斯焗烤鱈魚。有些東西我已經知道，或已從他處得知，但是李伯齡進一步證實你所知道的，而且他是個值得信賴的作家。當然，你閱讀他的文章的目地不在於獲得訊息，但這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有些東西變化不大。許多巴黎街道與廣場依舊屹立不搖，孛諾瓦餐廳（Chez Benoît）仍然健在，儘管不再是那家沒被寵壞的里昂小酒館，它變得煥然一新，更為寬敞，深受觀光客的青睞，不過廚房還是老樣子。皮耶埃餐館依然佇立於佳庸廣場，還有特胡昂餐廳以及海明威經常消磨午后，注視著光影變化的丁香園。蘇格餐廳（Sorg）仍舊座落於史特拉斯堡，並獲得米其林指南一顆星評鑑。李伯齡不屑《米其林指南》，但並非由於它的準確性不夠或缺乏標準，而是因為它象徵汽車時代的來臨，以及法國外省餐廳的沒落。這種看法似乎有點矛盾，不過汽車旅遊的快速與便捷，意味了餐廳的顧客群不再只是內行的商務旅客。餐廳從此只需迎合終其一生登門造訪一次，或很久以後才會再度光臨的消費者的口味。結果是，這些餐廳不再翻新菜單，也不再自我鞭策提供完美的服務、烹調時令佳餚或是推陳出新。於是，出現了類似擦鞋店的情況，它們的客源都是要求不高的顧客，導致烹飪藝術每下愈況。此外還有一種危機，繼續經營不輟的老飯店與老餐廳，可能有它們招徠顧客的新魅力，彷彿散發新吸引力的舊情人一樣，李伯齡或許會這麼說。

　　我所認識的同輩幾乎都去過歐洲，他們或許在戰爭期間前往，但更多人是在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去。他們不是剛退伍就是剛畢業，有如初生之犢，渴求偉大的經驗，而當時的巴黎比任何一城市更能滿足這種渴望。巴黎依然以其身為藝術、文學、哲學之都，以及充滿誘惑的墮落美而引以為豪，到巴黎一遊變成一種儀式、一種野心、一種夢想。我在一九五○年一月抵達巴黎，晚了李伯齡將近二十五年，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歐洲大陸。我永遠也忘不了它的奇特、新穎、風采以及味道。我依稀記得第一次看見香榭大道，它灰澀、冰冷的模樣，它比現在更為寬敞，幾乎沒什麼車子，我忘了自己的第一餐吃些什麼，我從未買過《巴黎論壇報》，也沒聽說過魯特。我不清楚拉雪茲公墓葬了哪些人，也不知道雨果生前十五或二十個寓所位於哪些地方。我不曾聽說過《米其林指南》，如果我手上有一本，也許會小有幫助，不過我可能對《玫瑰指南》更感興趣，它是法國戰前出版的風月場所指南，但是我一直無緣找到，這本指南成為我內心永遠失落，充滿異國情調的斷片。

　　我口袋裡帶著一位曾多次造訪歐洲的朋友送給我的筆記。他年事已高，是一位飽經世故很有教養的紐約人，他寫過一部很暢銷的劇本，經常陪伴名媛淑女出入社交場合，被選為高級俱樂部的會員。他擁有羅斯福般的魅力、一口發黃的暴牙、傲慢的第二任妻子，還有一隻名叫弗萊迪‧巴克的德國獵犬。我還依稀記得他以綠色墨水與貴族式筆跡，在小卡片上寫下一長串名單。有家價格較低廉的凡登旅館，位於凡登廣場上，離麗池酒店不遠，還有個叫作老爺廣場的地方，十一點以後夜店裡開始出現美女，他如此寫道。老實說那個時代，我只為褲襠底下而活，但不像莫利斯‧舍瓦利葉所說的，不過還不到他的境界。我手頭拮据，舉目無親，把早餐吃剩的麵包塗上奶油，充當午餐。
　　從此以後，旅遊與觀光起了變化，自李伯齡時代起，變化更是劇烈。噴射機與信用卡的出現讓世界無遠弗屆，難以想像一九二○年代的巴黎與法國，像今天的澳洲或尼泊爾般遙遠與偏僻，當時的世界尚未遍佈足跡，但並不意味著它們不被人造訪。我們可以從美洲搭船旅行，一九二七年當李伯齡在巴黎度過那一年影響他餘生的生活後，他也是以這種方式離開法國，他從馬賽搭乘一艘老船返回美國。二十年後二次大戰結束，那艘老船卻在海法爆炸翻覆。就某種意義上，李伯齡化身為那艘老船，儘管事實上他比那艘船多活了二十年，他遠離自己所鍾愛的海岸，永遠沉沒。

　　他是特例，完全世俗化，看起來毫無精神性。他熱衷描寫邊緣人物的世界，他在《紐約客》第一篇引起注目的文章，是為黑人宗教領袖帝文神父（Father Divine）撰寫人物評論。他熱愛法國文化，欣賞法國作家，諸如哈伯雷與瑟林，也喜歡狄更斯和克里斯多夫‧馬洛，他尤其欽佩十九世紀倫敦職業拳擊賽編年史家皮爾斯‧伊格（Pierce Egan，1772─1849），他引用伊格的名言，彷彿蒙田引用塞內卡的經典名句。雖然他才華洋溢，卻無法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宛如他最鍾愛的人物。他一直都還是那個肥胖、滿臉鬍渣的大學生，繼續發掘比課堂更有趣的事物，於是他和其他比較傳統的同學分道揚鑣。他被達特茅斯大學踢出校門，未再回去。

　　我見過他一次，大約是一九六○年，在《紐約客》辦公室裡。當時天色已晚，辦公室裡空蕩蕩的。他穿著黑色西裝，領子上別著薔薇花飾的榮譽軍團勳章。他顯得靦腆，走起路來很吃力，彷彿很痛苦，好像他的雙腳太脆弱，搬不動這棟大樓。他戴著圓形鋼架眼鏡，禿頭似乎略微磨損，好像一個老舊的蛋糕盤子，我記不得他說的話，但是我記得很清楚，他的話很簡短，因為我正是為此而欣賞他。我幾乎讀遍他所有的文章，一九五○年代，他的作品變得更具自傳性，他融入他生命裡更龐大的斷片，讓我對這位作家樹立起崇高的畫像，當我親眼見到他時，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絲毫未減。我當時誤以為，他中學時曾是出色的拳擊手，讓我對他龐大的噸位肅然起敬，好像有些人對老兵僵硬的四肢特別尊敬一樣。

　　三年後他死了。他的遺言是在送往醫院的救護車上說的，說得含糊不清，不過是聽得出來是法文。他春天下葬，葬於長島東方盡頭處，他在那裡曾經有一棟房子。他的光彩軼事將繼續傳誦，他把自己的優點都歸功於他鍾愛的美酒，酒能刺激感官，有益明目，提供肯定生命的情感。參觀美術館或散步於優美的街道，也會獲得如是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