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和真相的背後

◎文／詹長權

　　黛芙拉．戴維斯（Devra Davis）的最新著作「醫院不肯說的抗癌真相」是一本有關人類對抗癌症戰爭秘史的書，原書書名為「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on Cancer」。從不同的角度看這本書，它都是一本真正的好書，它是近年來難得的一本有關公共衛生的科普佳作，很少有公共衛生相關的書像這一本書一樣，涵蓋公共衛生上許多重要的問題和議題，例如菸害、石綿、鉛、苯、阿斯巴甜、氯乙烯等化學危害，以及有害廢棄物廠址及電磁輻射等環境公害，還有鋼鐵工人與石化工業工人的職業危害、子宮頸及乳癌的癌症篩檢等。也很少有公共衛生相關的書像這本書一樣用深度的歷史觀點來探討每一個議題的起源跟成因，例如菸害研究源起於納粹德國、環境毒理研究源起於化學戰劑的研發等。也很少有公共衛生相關的書像這本書一樣，不但有深厚的生物醫學基礎來探討每一個問題，同時也從科學技術面跟社會政治經濟面的利益糾結和衝突面，來剖析當代所面臨的許多公共衛生挑戰，例如著名的流行病學家理查．杜爾（Richard Doll），他因菸害方面的研究在英國受封為爵士，卻同時祕密接受化學工業資助，長期貶抑化學危害的風險；又例如國際著名的美國癌症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是如何受到菸商及其他製造污染的大企業的影響，而延遲了很多當做未做的癌症篩檢預防計畫。能夠這樣寫書的人在公共衛生學界並不多，戴維斯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

　　戴維斯博士是個很會說故事的人，讀者可以用讀故事書的方式來閱讀這位具猶太血統的學者，她怎麼來講公共衛生的故事，傳統上猶太故事都以家族的經驗為序曲、以個人家庭的事件為結局。就像許多在美國的猶太知識份子一樣，總是有一個來自於東歐或前蘇聯的祖先背景，他們因為戰爭和種族壓迫而到處流竄，最終落腳於美國。他們也常常是十九世紀以來最早接觸工業和受工業化影響最深的一個族群，因此他們的人生經驗也最常有戰爭和工業污染的烙印。戴維斯博士說：「我們仍然不確定為什麼我父親的骨髓會停止作用。」「他在兒童時期僥倖逃過家中地下室那場家庭乾洗店的一場苯的大爆炸，肯定也對他終生製造出健康血液的能力構成威脅。也許，1924年那場意外，在好幾十年後間接造成他的死亡。是不是如此，我們也很難說。」在書的尾聲，她這樣描述她得了胃癌而勇敢接受化療的母親：「在化學治療開始的一個星期前，她回到她的家鄉，賓州的杜諾拉……她在當地公共電視台的一部電視紀錄片裡演出，談到她在杜諾拉成長的經過，這是一個大部分鄉親都已經遺忘的地方。在我們的這個老城鎮裡，曾經有十八個人在一天之內暴斃，原因是空氣太髒。沒有人研究過那些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的人後來怎麼了。她的癌症會不會和她小女孩時期的成長地點有關係？我們無法真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會罹患癌症，還有另外很多可能的原因需要考慮。」

　　戴維斯博士也是個很好的流行病學家，不但在環境職業流行病學上的著作等身，也跟近代流行病學及環境醫學界許多名家大師共事過，因此在這本書中所探討的許多問題其背景說明、研究方法和結果建議都具有學術論文的水準，是有興趣於環境職業流行病學人士進入這個領域一本很好的入門書，比起一般枯燥的學術論文，戴維斯博士生動有趣的文筆所勾勒出問題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背景，更可以讓讀者在很短的時間內抓住問題的演化和核心。以在本書中著墨甚多的菸害為例，戴維斯博士提出了一個過去關於菸害防治相關書籍所未曾探討過的觀點，那就是二次戰爭納粹德國基於種族優生學的觀點，對菸害所進行的毒理和流行病學研究的成果和完整且全面的公共衛生禁菸計畫，在二次戰後因政治因素被學界及各國政府長期忽視的事實，也指出了1930年代以德語為主要語言的醫藥衛生研究成果，在戰後被英語系科學家抄襲的情形。

　　這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戴維斯博士能用她流暢明快的歷史敘事呈現出科學背後令人不寒而慄的真相。戴維斯博士和哈佛大學教授喬伊．舒瓦茲（Joel Schwartz）在《刺胳針》（Lancet）醫學雜誌上，發表四十五歲和八十四歲之間的男性，隨著時代而增加的多重骨髓癌和癌症發生率的論文。這樣的論點恰恰好和理查．杜爾及理查．皮托（Richard Peto）的論點相反。理查．杜爾在一次邀約上指出戴維斯博士的研究「有一項基本錯誤，很大的錯誤」，戴維斯博士接到這樣的批評後，她說「在科學領域裡，如果你得到某種研究成果，而這個領域的某位大師告訴你，你的這項結果是錯的，那麼你最好多花點心力矯正過來。」因此戴維斯博士再花了四年的時間重新驗證她的研究結果，雖然最後得到的也是同樣的結果。所以戴維斯博士不僅感嘆她的論文，雖然「每一篇都在努力探討我們居住和工作的這個世界，對我們的健康與環境產生影響的證據。」，但是「我親眼看著所謂的『懷疑行銷學』愈來愈成熟，也就是在協調一致以及經費充裕的行動下，在仍須經過更多驗證的懷疑之處，找出他們自認為還能夠了解的地方，然後加以放大和誇大，並以這種方式來延後可能改變這個世界運作的行動。」甚至「很多問題因為缺乏流行病學的統計資料，成了拖延、規避或延後制定管理法規最有力的藉口。」戴維斯博士的書中提到會做這樣事情的包括政府、企業界、學術界，甚至是一些非政府的組織。

　　戴維斯博士書中所描述的種種現象，過去二十年來在台灣環境職業醫學相關研究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在發生，例如RCA污染對於女性工人與社區居民癌症的影響、電磁場癌症效應等公共衛生事件。今年本人與中山醫學大學胡素婉教授接受雲林縣環保局委託調查，剛發表的「空氣污染對沿海地區環境及居民健康影響風險評估」報告中，得到六輕附近五鄉鎮罹癌率增加與六輕顯著相關的結論，報告發表之後政府部門的環保署、經濟部、業界的台塑集團，甚至雲林當地的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都透過癌症的多因性而擴大強調研究上的不確定性。2009年6月8號的《自由時報》報導：「台塑麥寮管理處也指出，癌症發生的原因很多，歸咎於六輕過於偏頗。」對照書中所寫「不幸的是，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教訓：企業提出的報告往往不會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判定是危險或安全的資訊。約翰．拜拉（John Bailar）指出，企業會找出法子來操弄這些資訊，『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扭曲科學真相。』」，使得這個事件顯得格外諷刺。報告發表後，本人受到很多媒體記者的採訪和學術界同儕的詢問，在討論完專業意見之後，他們一致的疑問就是：「詹老師您怕不怕？您有沒有壓力？」如同書中所引述的愛因斯坦的名言：「尋找真相的權利也代表一種責任；一個人不應該隱瞞被視為是真相的任何部分。」我的回答是：「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學者的責任和義務，就是透過自己的專業，去挖掘事實、釐清真相。」我所接受來自於媒體與學術界這樣問話的背後，顯示了我國在了解癌症的環境職業病因上，正步上這一本書所描述的歷程。我也想使用戴維斯博士在書中所引用的古老諺語，來回答這些媒體與學界同儕的提問：「如果不想知道真相，那就別問了。」

（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研究所的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長期關心台灣社會現象，研究領域從環境、健康、風險評估與環境管理等面向出發，並鑽研工業衛生及空氣污染，成果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