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衰退、各國都各自面臨各種危機的時代，日本趨勢、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再度針對現代領導人應具備的條件，提出最新、最精闢的見解。 大前研一一針見血地說： 「無能的領導者是全民的不幸！」 「一個禮拜若想不出緊急對策，就算花一年時間也想不出來！」 究竟什麼才是現代領導者應該具備的條件？ 領導者無能，我們該怎麼辦？ 領導的概念不管在政治或是財經領域，都是最重要的課題，因應日本面對的危機與全球社會趨勢的變化，大前研一以當今世界各國領導人的作為為實例，提出了各種優缺點的分析。 對於一般人而言，看似領導與自己毫不相關，但身為團體社會中的一份子，領導者的作為卻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大家更應該學會如何辨識「好的領導人條件」。 大地震、核爆事件、企業持續衰弱……日本在二次大戰後首度面臨的國難時代，這時候更是需要「領導者的能力」。以經營顧問身分活躍多國以及各企業的大前研一提出：「大地震後，領導者身上該有的特質以和過去有極大的不同。」 即將成為領導者的人，必須度過眼前的難關，開創新時代。 大前研一說，企業和國家的領導者分成「遇事則強的領導者」和「平常的領導者」兩種。 本書舉出許多「遇事則強的領導者」該有的「條件與能力」，說明教育領導者的重要性。 若是平日就將危機管理放在大腦裡的領導者，「妙傳」（fine play）就不會是偶然。就算發生了什麼意外，「遇事則強的領導者」也會在一周內回復原本該有的樣子，因此他們必須有著清楚的構想能力。

序言──只有無能領導人的日本，真是何其不幸！

從前的經驗和常識已經行不通

　　組織瀕臨危機的時候，領導人竟然無能！在這種領導人下面工作有多辛苦？──最有切身之痛的，應該就是現在的日本人民吧！

　　從突發的大地震、大海嘯，到爐心熔毀（meltdown）、輻射污染的恐懼、大規模停電的風險、節省用電的壓力、突然宣布「廢核」、持續膨脹的賠償金額、廢爐費用的負擔，絕大多數的國民都認為這次空前的國難將深不見底而惶惶不安。因此，現在大家殷切希望有位實力強大的領導人，拭去大家心內的不安，為全體人民指引一條通往復興的康莊大道，讓大家重新擁抱希望。

　　但是，能夠符合大家期待的領導人，在現在的政治人物名單中，卻找不出一個。更糟糕的是，國會竟然雪上加霜，把一個本來在「平時」就無法勝任領導之職的人送上首相大位，讓國難的規模持續擴大，這就是現況。

　　所謂領導能力（Leadership），並不是上位者強行把自己的想法、主張硬塞給部下。領導人不是萬能的，不可能擁有所有的知識。但是，領導人應該具備擢拔知識、能力在自己之上的人才為部下，並將他們放在自己身邊，組成對上司（也就是身為領導人的自己）的判斷勇於提出異議，且具有組織團隊的能力。管理這群優秀的部下，聽取他們的意見，做全面性的判斷再下結論──這才是領導人應有的面貌。

　　但是，看到了三一一大地震和地震之後政府及在野黨迷失的樣子，很明顯這個國家並沒有這樣的領導人，也沒有優秀的部下。

遇事則發揮力量的領導人

　　對企業而言，三一一大地震可說是思考領導能力和經營持續性（BC／ business continuity）的一大轉機！

　　企業在「平時」，非常重視能夠謹慎完成日常工作的員工。對上司的話唯命是從，就能夠得到上司的提拔而平步青雲。結果，乖乖遵守舊規則，讓業績衝到最高的部門負責人，就坐上了企業裡的第一把交椅。遵守舊規則，就是循著以前的延長線而行，這條延長線上原本就有光源的，換句話說，這種人就是「以隧道出口的亮光為目標」──是一種「ＴＡＭ型」人才活躍並求晉升的模式。（ＴＡＭ：トンネル（T，隧道，Tunnel）の出口の明かり（A，Akari，日文發音）を目指す（M，Mazasu，日文發音，）所以ＴＡＭ的意思就是以隧道出口的亮光為目標。）

　　但是，如果「平時」變成了「有事時」或「有危機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對企業而言，危機是什麼？

　　就是企業領導人、管理階層，過去所具備的知識、經驗以及常識不再管用了。譬如這次的三一一大地震，東北地方有許多企業、工廠因為災情嚴重被迫停工。即使自己的公司或工廠沒有遭到破壞、沒有泡水，因為下游承包商的零件工廠、關係企業，抑或是道路、鐵路等交通建設癱瘓，造成自己公司或工廠無法運轉的事態還是不停發生。

　　面對這些狀況，單純只靠恢復原來狀態的「修復」思維是行不通的。縱使自己的工廠、供應鏈（Supply Chain）已經修復，還是無法讓事業保持永續的經營。跳脫單純的修復，以危機為契機，做完全不同的選擇──譬如，將生產工廠移到國外、開拓新的物流管道等──只有想到選擇機會已到來的領導人，才能夠做到危機處理。

　　換句話說，企業有事、有危機時，真正需要的，不是用舊常識思考的「ＴＡＭ型」領導人，而是能夠構想新事物、能為領導人貢獻智慧的新興人才。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經營者絕對不能像平常一樣，只仰賴身邊同一批員工。能夠預先安插一些平日很難相處，有問題時卻可以提出應對之策的員工在自己身邊的領導人，在公司有事的時候就可以發揮力量。

如何應對無法預測的緊急事態？

　　「能夠應對突發事態的領導能力」非常重要，而且我們不是到現在才要求領導人具備這種能力。

　　請大家回想一下二○一○年八月的智利礦災事件，看不到隧道的出口、沒有一點微弱的亮光、有沒有空氣不知道，挖掘一個可以讓人出來的大洞需要半年的時間，糧食以及其他物資的供給也有問題，一開始的狀況是完全絕望的。之後即如新聞所報導，三十三位作業員在十月十三日，被平安救出了深達七百公尺的坑道。這個時間遠遠短於大家的預期，坑道下及地面上領導人的大團結、皮涅拉總統（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一九四九年生，智利總統）的判斷力、集全世界睿智於一體的靈活思考等，我們從這一次的事件中，獲得了太多有關領導人和團隊的教訓。

　　現在的日本，不論政界、財經界，就是需要能夠帶著大家「從智利礦山災變脫困」──也就是「ＣＫＤ型」的領導人。（ＣＫＤ：チリ（C，Chile）の鉱（K，KOU，日文發音）山落盤事故からの脱（D，Da，日文發音）出）但是，我們現在連能夠稍微指示出口方向、並帶著大家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ＴＡＭ型」領導人都沒有，更遑論在入口、出口都不知道的狀況下，還能夠提出新解決方案的「ＣＫＤ型」領導人了。

　　盡管事實如此，如果我們還想在走到世界各地，都必須瞬間下判斷的無國界經濟體系中，一邊承擔風險一邊繼續我們的事業，還是必須擁有遇到事情、碰到危險時，有能力應對的強勢「ＣＫＤ型」領導人。事實上，從幾年前開始，「領導人的條件」就已經改變了。因為技術和世界經濟板塊的驟變，事業會失去連續性、持續性而突然暴斃死亡。

　　這幾年以美國為中心的企業，一個接一個使用軍人坐鎮指揮，這就是最直截了當的做法。我在拙作《一個人的經濟》中，也提到這個現象，沃爾瑪（Wal‐Mart）、ＧＥ（General Electric，奇異公司、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一流的企業，就有重用曾在伊拉克、阿富汗駐防過的年輕將官趨勢。之前備受青睞、畢業於一流大學的學生，由於菁英意識太高，又不願意承攬風險，他們反倒敬而遠之。

　　「發生無法預測的緊急事態時，最能夠快速應對的人，就是曾在軍隊接受訓練的菁英。」（傑佛瑞‧伊梅特（Jeffrey R.Immelt），ＧＥ的現任總裁兼ＣＥＯ）　

　　就像智利礦災事件一様，即使在戰場上，軍隊裡的將官都一定會設法讓所有士兵生還。這是在使命（mission）必達之下接受訓練，並累積了領導人實務經驗的人雀屏中選的原因。

　　與其讓在商學院教授指導之下，只懂得理論的學生慌慌張張應對危機，不如讓在惡劣環境之下，不分晝夜發揮領導能力、執行重要使命的將官學習經營管理，更能培育出企業所要的理想領導人。

　　身為一名經營管理顧問，我貼身見過很多優秀的領導者。其中包括了國際牌（Panasonic）的松下幸之助先生（1894～1989）、索尼（Sony）的盛田昭夫先生（1921～1999）、山葉（YAMAHA）的川上源一先生（1912～2002）、歐姆龍（OMRON）的立石一真先生（1900～1991）等，他們都是足以代表日本的企業經營者。但是，如果對照現在的經營環境和速度來看，他們或許也只是「平時」的領導人。現在的領導人要有積極進取、更迅速、更有戰鬥力的領導能力，有人說日本沒這種人才，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回顧歷史，戰國時代的武將當中、明治維新及緊接在後的建設近代國家時代裡，都出現過幾位「ＣＫＤ型」領導人。

　　在這次的三一一大地震裡，日本企業或許不約而同都學到了一些教訓。面對覆蓋在瓦礫之下的城市，並不是兩眼茫然就可以重新開始。我們該如何挑戰逆境和困難？我們該如何鼓勵破碎的心靈？我們可以提出新的未來嗎？有人擁有率先行動的領導能力嗎？只要看看過去遙遠的記憶和現在的世界，就會發現足以讓我們重新躍動的啟示堆積如山。

　　希望讀者能夠透過這本書，重新思考新領導人的條件。本書所論述的內容，對於以下一任領導人為目標的人來說，具有絕對的參考價值；對於一些想評鑑自己現在上司的人而言，也會是最好的參考資料。

欠缺交涉力和人才優劣差距懸殊問題

　　繼金磚四國之後，現在集全世界目光所在的新興國家組合「維他命」中，巴西、印度、印尼的目標，都是在二○二五年之前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的經濟大國。如果他們真的做到了，十五年後的日本，在世界排名就會落到第六名或第七名。

　　日本的政治人物到底有沒有這種世界觀？有沒有不讓國家落後的果敢決心和祕密對策？在世界外交已趨多元化的今天，日本至少得和十個以上的國家有「刎頸之交」，但是日本的領導人打電話到前面所提的國家，有立即可以接聽電話的個人朋友嗎？十之八九，答案都是NO吧！

　　但是，現在日本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度過這個危機，下一個世代的領導人，必須具備以下三個要件。

　　第一，要防患因國家債務危機引發的日本經濟垮台。包括國債、借款、政府保證債務＊在內的「國家借款」，在二○一一年六月底，已突破九百八十八兆日圓，更新了過去最高紀錄。如果要為三一一大地震發行重建國債，借款將會更可觀。美國信評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在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將日本國債的等級從第三級的「Aa2」調降一級至第四級的「Aa3」，如果政府對這種狀況置之不理，不久之後，日本就得面臨國家債務危機。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大概就是發生在國外的「傳聞、傳說」吧！事實上，冰島危機、美國雷曼兄弟事件，發生於國外的傳聞、傳說就是壓斷駱駝背的那根稻草。

　　如果日本發生國家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所造成的衝擊，絕對不是冰島危機、希臘危機可以比擬的。以偷偷買國債的郵貯銀行為首，大銀行如果為了閃避國債的不履行債務而凍結一般民眾的存款帳戶，日本人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恐怕不是大家能想像的。因此日本政府一定要打出明確的政策，讓國外不會有「日本危險」之類的傳聞或傳說。像希臘、英國那樣，一味閃避、大幅砍歲出和增稅是行不通的。堅持到底的能力、和國民溝通的能力，都是接下來的領導人絕對不可欠缺的能力。

　　第二，要決定新的外交座標軸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新世界地圖。冷戰終結後，世界產生了急遽的變化。美國力量衰微的同時，中國的存在感一天比一天強。新興國家抬頭，全世界的國家也架構了新的外交關係，所以現在哪一個國家是朋友，哪一個國家是敵人，已經不明確了。但是，日本的外交從冷戰結束後過了二十幾年，依然延用以「日美安保」為金科玉律的冷戰時代政策。因此，日本現在完全不知道要將座標軸放在何處。

　　因此，下一個世代的領導人，必須在冷戰後的新世界地圖上，使用新的羅盤，把日本描繪在新的座標上。日本究竟在新世界地圖的哪一個位置？又該和誰保持哪一種距離呢？我認為答案不是鳩山由紀夫提倡的「日美中正三角形」，而是「多面體」。面的大小因國家而異，美國和中國大概會逐漸變小，而新興國家則會越來越大吧！但是，看看日本和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國之間的關係，日本似乎連入口的位置都還沒有站穩，所以和這些國家深入交往就是當務之急。

　　第三，要強化人才。要在冷戰後的世界與別的國家競爭，「最終兵器」就是人才。人才優劣就是國力強弱，但是日本的年輕人既沒志氣也沒能力。和亞洲的其他國家比起來，韓國、台灣、中國、新加坡、印尼等國的年輕人，不但活潑、有活躍於世界舞台的熱情，還有能力。

　　和印度比起來，更是不論質量都相差懸殊。印度是名符其實的「人才寶庫」，美國《財星》雜誌「全球五百大企業排行榜」中，由印度人擔任副社長或副社長之上職位的企業有三百多家。由日本人擔任副社長或副社長之上職位的企業則是零，美國的醫生每五個人有一個是印度人，英國的醫生則是五個人中有二個是印度人。以英國為例，聽說會計師、律師、醫師、建築師等職稱中有個師的人，更是「隨便扔一顆石頭都會砸中印度人」。另外，在矽谷成立公司，經營到公司股票上市、上櫃的創業家人數，排名第一的是印度，第二是伊色列，第三是台灣，日本還是掛零。

　　如果不解決人才的問題，日本以後只會每況愈下。日本必須從量產平均水平人才的工業時代教育，轉換成培育少數傑出精銳的IT社會時代教育。這是最困難，卻是最重要的課題。

「大社會」的具體實像

　　「人民」的力量，可以在學校、議會、市街的清掃業務、消防救護業等各種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場所大顯身手。

　　譬如，將學校老師的人數減半，讓學生的父母、當地的居民、當地的企業員工到學校當志工進行教學。如果有電腦課，就讓IBM、富士通等企業的員工，一週數次的到學校站在講台前授課；如果有憲法課，就讓律師出來應付。此外，讓外商企業裡的外國員工夫人來教英語，成績也一定大有看頭。只要這麼做，就可以減少用稅金雇用的全職「官員」人數，並降低社會成本。

　　這樣可以確保人才嗎？大家對這點或許有疑惑，但是不需要擔心。

　　根據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二○一○年的勞動人口比是五九‧六％，為歷年來最低。簡單說就是，三個人中有一點多個人沒在工作。如果社會再持續高齡化，二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沒在工作的時代很快就來臨了。所以我們要設法讓這些人進入社會，並成為支撐偉大社會的活力。

　　要避免國家走上不履行債務的危機，我認為「大社會」就是日本該掌握的重要關鍵。

　　民主黨內閣在二○一一年度第一次的財政預算中，編列了高達九十二兆四千億的預算。其中來自國債的費用約為二十一兆，扣掉這二十一兆，歲出的概算範圍和﹁史上最差﹂的二○一○年度預算一樣，都是七十一兆日圓。而且還要再加上和震災有關的補正預算，二○一二年度以後，如果要再編列這麼龐大的預算，國債將會不可避免地走上暴跌的命運。

　　民主黨現在應該立即做的，就是將七十一兆日圓的歲出概算範圍，削減二十兆日圓。也就是說，這幾年的預算不能超過五十一兆日圓。削減掉的二十兆日圓，這個數字是根據二○一○年六月在加拿大舉行的G20元首高峰會議上，大家所宣誓的「二○一三年先進國家財政赤字減半」為目標計算出來的。在會議中，日本被當作「例外」處理，因為如果要求每年借款高達GDP八％的日本做到這個目標值，世界的經濟恐怕會冷颼颼。

　　但是，如果日本和其他國家一樣，適用這個目標，也就是日本也把二○一三年之前將財政赤字減半當作目標，就必須在三年內將借款在GDP中所占的比率降至四％。如果民主黨想要削減掉相當於這四％的二十兆日圓，讓歲出縮小至五十一兆日圓的話，就必須讓全體國民看到一幅具體的「畫」，也就是告訴全國百姓，日本將會是什麼樣子。

　　而且，在削減這二十兆圓的時候，最有前景的新機軸，就是英國一心想實現的「大社會」理念。

　　在現在這個節骨眼上，全體國民首先必須看清一個事實── 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以及郵局人員、國立大學法人機構職員等比照公務員看待的這些人，全部加起來總共有七百萬人之多。據說，這些公務員的人事費用，每年高達六十兆日圓。所以要削減二十兆日圓，就必須和希臘一樣，將公務員的人數減去三分之一。

　　少掉的這三分之一人力，就可以有效利用「民間」的力量取代。非公務員的國民，如果能把十分之一的個人時間用於這個社會，這個社會就會大不相同。為了創建「大社會」，誠心問全國國民「是否有脫一層皮的覺悟」是一國領導人的職責，而卡麥隆真的已經開始這麼做了。

　　只是，就算靠著減少公務員以及創建「大社會」，削減掉了二十兆日圓，要讓基礎的財政收支變成黑字，還是剩四％，也就是還有二十兆日圓的赤字存在。所以接下來，還必須努力削減二十兆日圓。關於這一點，我會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提出建議。

作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 譯者：劉錦秀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新商周叢書 出版日期：2012-07-31 ISBN：9789862721902 城邦書號：BW0464C 規格：精裝 / 單色 / 272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