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領袖特質的全新觀點！ 你之所以沒辦法成為領導者，是因為你不夠瘋狂！ 史上最驚人大膽的領導者精神分析！ 甘迺迪、林肯、邱吉爾、甘地，這些偉大的領導人物有何共通點？ 答案是：他們都是瘋子。 你是不是說話速度很快，而且常常停不下來？ 你會不會莫名其妙地感到疲倦，也發現自己不太能專注？ 還是你很喜歡社交，朋友都說你風趣幽默？ 如果你有以上行為，那麼你可能有輕微的躁症或鬱症病狀。 不過先別驚慌，這也可能表示你身上具有領導者的特質。 柏拉圖這麼說：「我們都有某種程度的瘋狂，那是我們創造力的養份。」 本書作者是精神科醫生，他發現歷史上許多領導人物其實都為精神疾病所苦。而這些精神疾病所帶來的人格特質，正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偉大領袖的原因。例如，憂鬱症會帶來現實感和同理心，躁鬱症會加強創造力，而輕躁症則會使人產生順應力。 除了從這些領導人的不凡人生找出精神疾病的蛛絲馬跡，作者也舉出一些所謂「精神健全」的領袖來對比這些瘋狂的領導人，並得到一個大膽的結論：在非常時期，精神正常的領袖並無法發揮領導能力，精神上有缺陷的領導人反而能以獨特的思考方式化危機為轉機。 本書告訴你領導人的瘋狂事績： ˙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憂鬱症讓他成為酒鬼，卻也讓他看出希特勒的侵略野心 ˙美國媒體大亨泰德‧透納曾經因為高速駕駛、差點就被火車撞上，但無窮的活力也讓他僅花了四個月就讓新的電視頻道上線 ˙美國總統甘迺迪因為輕躁症而沉迷性愛，但輕躁症帶來的順應力卻也讓他多次戰勝死神 ˙小布希的智商其實比一般人都高，他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太「正常」了 【瘋狂推薦】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遠東聯合門診中心主治醫師、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兼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胡海國 ◎中廣流行網《范可欽的異想世界》節目主持人、廣告鬼才　范可欽 ◎飛碟聯播網《飛碟早餐》節目主持人、資深媒體人、政治評論家　唐湘龍 ◎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資深媒體工作者　黃哲斌 ◎ETtoday新聞雲總編輯　蔡慶輝 ◎「史料豐富，論述有據，如果你想知道，為何英特爾創辦人葛洛夫說：「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此書給你更多理解，更多想像。」──資深媒體工作者 黃哲斌 ◎「讀這本書會有一種令人了悟的感覺。原來邱吉爾、甘迺迪、希特勒……亂世的領導人，不是有憂鬱症，就是有躁症，根本就是個瘋子。然後你也會了悟，你的老闆原來也是個瘋子。」──ETtoday新聞雲總編輯 蔡慶輝 【書評】 ◎「根米將歷史心理學重新改造為科學調查，在全書中呈現許多關於某些重要歷史英雄和反派人物令人吃驚的事實。在以事實為背景、具懷疑精神的觀察下，重新塑造歷史人物的形象，諸如林肯、謝爾曼、希特勒、甘迺迪、尼克森等。」──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塔夫斯大學哲學系教授 ◎「整體而言，雖然書中有各種不同的故事交錯進行，但是作者依然呈現精確清楚的思緒。如果有這麼多領導人受苦的程度這麼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何謂「精神健全」？我們確實需要重新思考偉大和英雄主義等充滿情緒的概念。根米巧妙運用傳記體和心理分析的細緻概念，揭露人類經驗中急需我們謹慎且敏銳關注的中心潮流。」──約書亞‧申克(Joshua Wolf Shenk)，著有《林肯的憂鬱》(Lincoln’d Melancholy) ◎「沒有人在讀過這本見解深刻且出色的書之後，還能以同樣的眼光看待歷史和政治。根米運用自己在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豐富知識，帶領讀者踏上一場目眩神迷的旅程，一窺偉大領袖的內心世界。他的結論令人吒舌、興奮、不安，且深具說服力。」──史蒂芬‧金澤 (Stepehn Kinzer)，著有《重置，推翻》(Reset, Overthrow) 以及《卑鄙的人》(All the Shab’s Men)

◎推薦序：我的老闆是瘋子　文/蔡慶輝
◎作者序：精神健全的逆定理

◎第一部　創造力
‧第一章　讓敵人聞風喪膽　謝爾曼
‧第二章　拼了命地工作並大做廣告　透納

◎第二部  現實感
‧第三章　正面是我贏，背面是運氣
‧第四章　走出曠野　邱吉爾
‧第五章　我們讀同一本聖經　林肯

◎第三部  同理心
‧第六章　精神狀態的照妖鏡
‧第七章　聖雄之慟　甘地
‧第八章　給美國靈魂的心理學　金恩博士

◎第四部　順應力
‧第九章　變得更強大
‧第十章　頂尖的性格　羅斯福
‧第十一章　浮華世界的病人　甘迺迪

◎第五部　治療
‧第十二章　精神病藥物造就的奇觀　再探甘迺迪
‧第十三章　殺人魔　希特勒

◎第六部　精神健全
‧第十四章　精神健全的領導人　布希、布萊爾、尼克森等人
‧第十五章　汙名化和政治手腕

◎跋
◎致謝

【作者序】精神健全的逆定理

　　「謝爾曼罹患精神疾病」躍上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份《辛辛那提紀事報》（Cincinnati Chronicle）的頭版標題。謝爾曼將軍（General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已經「完全陷入瘋狂」，在肯塔基聯邦指揮部的職務也遭解除；其同僚、家屬、部屬無異議地表示，謝爾曼將軍罹患妄想症。謝爾曼將軍在返回俄亥俄州的路途上無奈表示：「在這個時代，很難說精神有毛病的是誰，精神正常的又是誰。」

　　後來，謝爾曼將軍奪回聯邦指揮部的職務，繼續踏上成為英雄人物的康莊大道，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獲得勝利；他也成為心理學中恐怖份子的代言人──歷史記載謝爾曼將軍在破壞性十足的「大行軍」（March to the sea）中大舉殺伐、攻陷亞特蘭大（Atlanta），在喬治亞州殺出一條血路。謝爾曼將軍是美國歷史上一位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只有少數美國人知道關於這號人物的本性。他的焦土戰略（scorched earth）被應用在近代戰爭中，從倫敦、德勒斯登、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到越南、波士尼亞和伊拉克。

　　歷史證據顯示謝爾曼將軍罹患躁鬱症（manic depressive illness），又稱雙極性情感疾病（bipolar disorder）；病人的情緒、精力、行為能力會產生極端的變化。某些人僅出現躁症的症狀就被診斷為躁鬱症患者，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罹患躁鬱症的病患最常出現的是鬱症。謝爾曼將軍除了在肯塔基州出現精神崩潰的症狀之外，他顯然至少經歷四次主要的鬱症發作：第一次是在他二十七歲的時候，症狀包括無望感（hopelessness）、遲鈍、失眠、食慾不振，他無法讓自己在軍戎生涯中得到平靜，且深受岳父的控制。第二次發生在大約三十七歲的時候，當時他是一個在破產邊緣掙扎的銀行家；另一次發生在接下來的幾年之間，也同樣與財務困境脫不了關係。第四次的鬱症發作則是在五十八歲的時候，在南北戰爭平息十三年之後，因為他的長子湯姆而來。湯姆極度憂鬱、有時會在外遊蕩，他拒絕如謝爾曼所願研讀法律，反而決定成為耶穌會（Jesuit）牧師。（謝爾曼的叔伯中也有一位罹患週期性憂鬱症，這個基因的關聯性也是有力的診斷證明。）

　　謝爾曼一生從未承認自己罹患精神疾病，他在自己於一八七五年出版的《回憶錄》（Memoirs）中，把自己所犯的過錯歸罪於其他人，並巧妙迴避關於自己精神健康的所有質疑。歷史學家遷就謝爾曼寬大為懷的自我形象超過百年之久，直到一九九五年，歷史學家麥可‧費里曼（Michael Fleeman）在其著作中才較為詳細地記錄謝爾曼的情緒變化。回顧性的精神病學診斷伴隨著風險，也絕非完全可靠；但是以謝爾曼的例子而言，我們應該跟隨文獻的軌跡來考慮這個可能性：這位造成這麼多苦難的歷史人物，本身遭受的病痛也不少。

　　大多數人對於精神健全有一個基本且合理的假設：認為精神健全能帶來美好的結果，精神錯亂則是一個問題。本書要探討的是：至少在一個重要的情況下，精神錯亂能帶來美好的結果，精神健全反而是需要處理的問題；在危機充斥的時代，被精神上患病的領導者帶領才是上策，好過精神正常的領導者。

　　在不同的條件前提下，會出現不同的領導方式；「零危機領導者」能在承平時代圓滿行使職務，但是在危機時刻則不應靠近統治權力的核心位置。我們都知道，典型的零危機領導者非常理想化，對於世界局勢和自己有點過於樂觀；對苦難較不敏感，本身並未經歷太多挫折。他們通常來自特權階級，未接受過困境的洗禮，認為自己優於其他人，無法看見自己與其他人的共同點。這類領導人的過往經歷一帆風順，也極力保持這樣的狀態，對於新事物適應不良。我們身邊這類零危機領導者比比皆是──大企業執行長、部門主管、你鄰居的老闆、銀行總裁、一國元首。另外：零危機領導者精神狀態良好，從未陷入憂鬱症、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

　　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推論天才和精神病患之關聯性的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巔峰時期的義大利精神醫學家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則強而有力地定義這個關聯，我們可以直接以一個簡單的恆等式呈現：精神病患=天才。龍布羅梭相信這個恆等式兩邊缺一不可。反其道而行的是統計學家、行為遺傳學發明人法蘭西斯‧高頓（Francis Galton），他從相反的觀點切入，我們可以他的觀點簡化成：精神健全=天才。高頓的論點是，智能（intelligence）成就天才，而智能是人類大腦健康最強而有力的指標。這兩名學者都將天才視為生物學上的血統傳承，但是其中一人相信天才源自於精神疾病，另一位則認為天才源自於精神健康。

　　這兩種觀點都滲入西方文化當中，高頓或龍布羅梭的觀點大多被交互引用；我在本書中採用龍布羅梭的論點，但有其條件限制。我在研究精神疾病和領導力之間的關聯性時，發現一個基本定理，可稱之為「精神健全的逆定理」（Inverse Law of Sanity）：在承平時代，和平當道，國家這艘大船只需要直線航行，精神健康的領導人能展現較出色的領導能力；當世道詭變不定時，患有精神疾病的領導人則擁有最佳的領導力。

　　躁症和憂鬱症這類精神疾病的四種基本特徵，似乎能促進危機領導力，這四種分別是：現實感（realism）、順應力（resilience）、同理心（empathy）和創造力（creativity）。這四項特徵並非只是定義鬆散的辭彙，它在精神病學上代表特定的意義，並在科學上受到廣泛的研究；我使用的是這四個辭彙在科學上的定義，而非其一般的意思。在心理學家的研究中，對這四項基本特徵著墨最多的是創造力和同理心，但是在領導能力上現實感和順應力也同等重要，近代已有部分研究針對後兩者進行詳細分析。這四項特徵全都伴隨著鬱症出現，但其中兩項（創造力和順應力）只會和躁症一起出現；除順應力之外，另外三項特徵皆不會表現在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焦慮症）上。憂鬱症能使領導者更有現實感和同理心，躁症則使領導者更有創造力和順應力。憂鬱症可能單獨發生，帶來上述的其中一些優勢；而當憂鬱症伴隨躁症出現時（雙極性情感疾病），則會激發更多領導特質。本書將分析八位成就非凡的政治、軍事、商業領導人，其生平事蹟和工作成就顯示領導力與精神疾病不同面向的關聯性，這些人物包括：謝爾曼將軍（William T. Sherman）、泰德‧透納（Ted Turner）、林肯（Abraham Lincoln）、甘地（Mahatma Gandhi）、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我也會提供五位在危機時期表現失格的「精神正常」反例：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喬治‧麥克萊倫將軍（George McClellan）、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還有小布希（George W.Bush）和布萊爾（Tony Blair）。這些反例也很重要：我並非到處診斷別人患有精神疾病；在我眼裡大多數的領導人精神健全，而我將這點視為危機時刻潛在的障礙。

　　我在研究過程中越來越清楚，精神疾病在歷史上的影響力比我原先想像的還要更大。美國南北戰爭時代的領導人之中，有好幾位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況異於常人：例如林肯和謝爾曼將軍；另外還有較晚發現但同樣在精神上有問題的葛蘭特總統（Ulysses S.Grant），他酗酒成癮；可能還有石牆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根據某些憂鬱症的症狀和精神疾病的家族病史，羅伯特李（Robert E. Lee）亦有此傾向。有許多合理的證據顯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各國主要領導人皆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況異常：例如邱吉爾、羅斯福總統、希特勒，還有史達林、墨索里尼皆經歷嚴重的憂鬱症發作期，可能還有躁症發作期。美國人權運動的兩位主要領袖，甘迺迪和金恩博士，同樣在精神狀況上出現異常狀態。
　　我相信這些例子並非巧合，更非歷史上的奇聞佚事。它們暗示了相對較一致的一種可能模式，而這個長久以來遭歷史學家和大眾忽視的模式，比任何單一外力更可能形塑出二十世紀的下半歷史。我們一旦開始從這個角度回顧歷史，精神瘋狂在領導能力上的影響和重要性就變得難以否認。

第四章　走出曠野　邱吉爾

　　我們對邱吉爾的印象就是演說家、激昂的領導者，拒絕向暴政屈服。他一人挺身頑固地拒絕一個國家，全世界因而找到支撐下去的力量，最後贏得勝利。其他傑出的英國元首都無法勝任使邱吉爾揚名力萬的這個角色。邱吉爾孤身崛起，成為偉大的領袖、戰爭天才、民主的救星。雖然有些人知道邱吉爾有精神方面的問題，但是只有少數人認為，這些精神問題和他強大的領導能力密不可分。我相信，邱吉爾經常性、嚴重的憂鬱症強化了他的能力，讓他能以現實的角度評估德國帶來的威脅。

　　有人可能認為，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必定非常完美健康、身心健全、充滿普通人所沒有的心志和精神，但是邱吉爾恰恰證實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邱吉爾狀況不佳，如果把他一生的故事套在二十一世紀的一位美國中產階級身上，便會成為一個哀傷但典型的精神病故事。

　　我們已經知道精神疾病部分來自遺傳，只有極少數的狀況下，罹患重度精神疾病的人家族中沒有任何相關的病例。以邱吉爾來說，我們不需要回溯太遠：他的父親便是死於精神錯亂。倫道夫‧邱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是第八代的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他很快在政壇中崛起，和他的兒子一樣在三十多歲時居財政大臣之高位。在正常狀況下，他應該會被選中成為首相，但是倫道夫勳爵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點使他失去這項資格，其中一個缺點就是耽溺性愛。他一生中有許多風流韻事，還在遺囑中贈與兩萬英鎊給科林‧坎貝爾女士（Lady Colin Campbell），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首屈一指的「性感女神」。

　　倫道夫勳爵可能患有神經性梅毒（稱為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alysis of the insane），這種梅毒會引發躁症和精神病症狀。在十九世紀還無法辨別神經性梅毒和精神分裂症的差別，直到現代醫學問世（盤尼西林從一九四○年代開始用於治療神經性梅毒，被認定為治療精神病症狀最有效的藥物）、醫學檢驗逐漸發展後，才發現細菌帶來神經性梅毒。在此之前，根本無法判斷病人的精神疾病是由梅毒引發，或者病人其實罹患精神分裂症。

　　這個狀況使躁鬱症更顯複雜，因為躁鬱症也會引發精神疾病，而且過去也經常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躁鬱症使病人具有性衝動、在躁症發作期間過於活躍，經常涉入嫖妓、不安全性行為或其他不智的活動中。比起正常人口，患有躁鬱症的病患更容易染上性病（例如神經性梅毒），這其中的因果關係已經難以釐清。倫道夫勳爵的精神病是因為他先染上神經性梅毒，或是因為躁鬱症才引發精神錯亂，或者兩者都有可能？

　　神經性梅毒並不會遺傳，但是我們卻看見倫道夫勳爵的兒子溫斯頓罹患另一種精神疾病。溫斯頓的女兒戴安娜也一樣，她在一九五二年有一次嚴重的憂鬱症發作，在一九六三年服用巴比妥酸鹽（譯註：具有麻醉作用）自殺（雖然黛安娜活躍於自殺防治活動）。邱吉爾暱稱「桑尼」（Sunny）的堂兄弟，終其一生也為重度憂鬱症所苦。我們從邱吉爾的親屬中，看見整個家族在重度憂鬱症方面的傾向；自殺的病例則顯示，其家族的情緒狀況遠比所謂的輕度遺傳特質還要嚴重得多。

　　下一步要檢視邱吉爾本人出現的症狀。毫無疑問的，邱吉爾有過幾次嚴重的憂鬱症發病；他本人對此事採開放的態度，還仿效英國作家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稱憂鬱症為他的「黑狗」。邱吉爾最嚴重的憂鬱症發作是在一九一○年，當時他大約三十五歲，擔任內政大臣。在往後的歲月中，他告訴莫倫（Lord Moran）醫生：「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光明好像從整幅圖畫中消失了；我依然做著工作，端坐在下議院中，但是黑暗的憂鬱卻緊跟著我。」他有自殺的想法，他告訴醫生：「我不喜歡在火車快速通過月台時，站在靠近月台邊緣的地方。我喜歡站在後面，如果可以的話，還想讓柱子擋在我和火車之間。我也不喜歡站在船舷往下望進水底，轉瞬間的動作可能就會讓所有事情停擺，只要再多幾分絕望。」這個絕望的三十五歲男人和之後七十歲的英雄狀況完全一樣；一九四五年當邱吉爾失去重新競選的資格後，莫倫拜訪他的這位病人，發現他正對自己新住處的陽台發牢騷，他說：「我不喜歡睡在像這樣的斷崖旁邊，我可不想和這個世界道別。但是這些想法，這些絕望的想法，卻不斷湧進我的腦海。」

　　把人的悲傷歸咎於外在事件很常見，但是這樣的作法可能正誤摻半。就邱吉爾的例子而言，這類的判斷並不正確，他的悲傷無疑來自他自己的內心。一九一○年邱吉爾處於人生的高峰，一直到三十年後他才又重新站上同樣的巔峰狀態。在這期間，他認為自己最好的日子已經不再復返。邱吉爾在一九一○年時滿心歡喜的走進婚姻，他富有、出名、握有政治實權、廣受人民愛戴，沒有任何可以陷入憂鬱的理由，更別說是自殺了。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邱吉爾罹患的不只是憂鬱症。許多歷史學家現在同意邱吉爾罹患憂鬱症，但是他們通常認為他在憂鬱症未發作的狀態下，情緒便不會起伏不定。他永遠無法做「自己」，因為他的「自我」不斷在改變。當邱吉爾憂鬱症發作期結束之後，他就變成另一個人──難以相處、具有侵略性。其友人畢佛布魯克勛爵（Lord Beaverbrook）注意到，邱吉爾總是「自信滿滿，不然就是陷入極度憂鬱的低谷」；邱吉爾的國防大臣伊斯梅將軍（General Ismay）表示：「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要不就是處在浪潮的頂點，不然就是穿梭於其中；對事情表達高度的讚賞，或者苛刻批評；有時候脾氣溫和像個天使，但當他無法盡快讓自己的火山沉睡時，他就像一股來自地獄的怒火。在他的性格中沒有中庸之道這回事。」

　　這種經常性的情緒高低起伏，就是德國精神病學家克雷茲邁所謂的「循環性人格」（cyclothymic personality）。數位與邱吉爾相識的醫師和對其有研究的醫生都同意這項看法，認為他可能具有循環性人格。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這種人格在生理上和遺傳上都與躁鬱症有關。知名英國神經病學家拉塞爾‧布蘭德勳爵（Lord Russel Brain）認識邱吉爾超過二十年，以醫師身分拜訪他二十次，布蘭德勳爵的結論是，邱吉爾具有「循環性人格帶來的幹勁、生命力和年輕氣息。」（邱吉爾曾經說過：「我們都是蟲，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是一隻螢火蟲。」）

　　這些觀察暗示，邱吉爾憂鬱症沒有發作時可能出現輕躁症：活力充沛、好交際、外向、思考速度快、行動能力強，有一點衝動。他經常深夜不眠，當他穿上浴袍，在半夜會爆發出大量活力，以口述方式撰寫許多書籍，完成許多其他的工作；他的生產力不僅表現在擔任內政大臣和首相的數十年任期間，他還撰寫四十三本書籍，總計七十二冊（這還不包含大量的郵件）。另外，他年輕時在軍旅生涯展現過人勇氣，參與印度和蘇丹的戰爭，（擔任記者期間）甚至在南非爆發波爾戰爭（Boer War）時成為階下囚（但最後成功逃離）。邱吉爾的健談是知名的，有時候甚至惡名昭彰；他在成名之前就已經主宰整個社交場合，滔滔不絕、充滿活力、長時間地談話。他的腦袋永遠停不下來，總是在思考、算計和計畫，不論自己是否有這麼做的理由。在諾曼地登陸後，美國羅斯福總統觀察到邱吉爾這項特質；邱吉爾提議把沉沒的舊船身灌上水泥之後，層層相疊打造出人工港口，補平崎嶇不平海岸。羅斯福總統說道：「你知道，這是邱吉爾的主意，而且這只是其中一個他那些數不清的好主意。他一天可以想出一百個點子，其中大約會有四個絕妙的想法。」

　　循環性人格包括持續在輕躁症和輕微憂鬱症之間不斷改變的情緒。邱吉爾顯然有過數次憂鬱症發作的病史，因此我認為這符合我們之前對於第二型躁鬱症的定義（輕躁症轉變為重度憂鬱症）。不過這也可能是因為邱吉爾曾有過嚴重的躁鬱症，我們尚無法完整證明這一點，但如果這種狀況屬實，那麼他就符合標準的躁鬱症診斷定義（又稱為第一型躁鬱症）。

　　邱吉爾憂鬱症的病程具有循環週期，這點也符合精神疾病的定義。他第一次嚴重的發作是在古巴的時候，當時他大約二十出頭；下一次則是在三十多歲擔任內政大臣時期；另一次是在四十一歲，第一世界大戰期間在加利波利半島（Gallipoli）吃了敗仗。在他四十多歲和五十多歲時，每十年至少發作兩次，這當中涵蓋邱吉爾眾所皆知的曠野時期（Wilderness years）。邱吉爾五十多歲的日子是特別黑暗的十年，當時他重返政壇無望，被所屬的保守黨和政敵排拒在外。邱吉爾和林肯總統一樣，在聲望達到達到顛峰時症狀似乎比較少，那是在他六十多歲以後。那時，數位醫生開立安非他命讓他服用，他自己主動把藥物摻在酒中。即便如此，當戰爭態勢漸入佳境時，一些關於邱吉爾出現類似躁症和憂鬱症症狀的紀錄依然可以看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邱吉爾的私人秘書艾登（Anthony Eden）注意到：「首相似乎處於瘋狂的狂喜狀態，整場戰爭彷彿進入這位老人家的腦袋裡。他的飲酒量多得嚇人，不論是葡萄酒、白蘭地、威士忌。」一九四四年春末，詹金斯（Roy Jenkins）發現邱吉爾「情緒落差極大，在常見的精神萎靡和沮喪之間，爆發出無窮精力和絕妙表現……。」

　　邱吉爾從不迴避他的憂鬱症狀況，即使在成為當代傳奇人物之後依然如此。在邱吉爾晚年，他認為自己這一生一敗塗地，當時陪伴在他身旁的助理曼特裘‧布朗（Montague Brown）寫道：「他覺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後帶來的只有災難。他雖然打了勝仗，但是輸掉了帝國。共產主義吞噬大半歐洲，自己所熱愛的祖國則受到社會主義威脅。」邱吉爾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告訴他女兒：「我這一生費盡一切努力，最後一事無成。」 　　治療是最後一項證據，邱吉爾終其一生都為了情緒問題接受治療。我們無法證明他接受的各種治療是否都針對精神疾病，這主要是因為第一項精神疾病用藥直到一九五○年代才問世，但是邱吉爾的醫生莫倫勳爵至少從一九五○年代晚期開始就讓邱吉爾服用安非他命，時間可能還更早。安非他命是有效的抗憂鬱劑，也是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最常拿來治療憂鬱症的藥，我們現在甚至使用處方籤開立安非他命的藥方。

　　邱吉爾也自己用酒精來抑制病況，他斷言：「我從酒精所得到的，比酒精吞噬我的還要多。」事實上，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把酒精視為影響邱吉爾情緒的原因，把酒精當成其罹患精神疾病的理由，而非精神疾病對邱吉爾造成的影響。邱吉爾每天的例行公事包括早餐之後喝威士忌加蘇打水，午餐佐香檳，下午（午睡起來後）再喝一次威士忌加蘇打水，晚上八點用晚餐時，通常會喝更多酒。午夜過後，邱吉爾會大量寫作，需要一些睡前酒助陣（他說：「我沒有香檳就活不下去；在勝利時刻值得來一杯香檳，頹敗時我也需要香檳。」）邱吉爾有一次訪問仍處於禁酒時期的紐約，出了車禍、有腦震盪，他甚至取得醫師證明來說明自己的病狀需要喝酒。罹患躁鬱症的人會飲酒過量。當他們沮喪、焦慮、靜不下來的時候，酒精能讓他們平靜下來；當他們處於躁動狀態、無法克制自己的衝動，酒精還有性和消費，便成為等著被宣洩的慾望。

　　大多數的歷史學家也忽略邱吉爾的情緒變化。精神病學家史托爾（Anthony Sotrr）認為邱吉爾的躁鬱症使他成為一代偉人，這是英國的福氣：

　　一九四○年，所有的形勢都不利於英國，就連持重沉穩的領袖可能也認為這個國家徹底輸了……一九四○年，所有政治領導人都試著以大無畏的言論使英國振作起來，即使這些領袖心中充滿了絕望。然而，只有一個對絕望有著深刻了解、與其近身肉搏的人，才能在這樣的時刻說服大眾；只有一個了解在了無盼望的情況下仍然能找到一絲希望、擁有常人無法理解的勇氣、在被敵人團團包圍時燃起最強鬥志的人，才能在發表抗敵演說時摻入真實的情感。這樣的字句使我們在一九四○年面對這個充滿恫赫的夏日時，得以重振旗鼓、承受考驗。邱吉爾就是這樣的人，箇中原因在於他終其一生都在打一場對抗自身絕望的戰爭。他傳達給大眾的信息就是，我們有能力戰勝絕望。

　　我認為史托爾漏掉邱吉爾的精神疾病帶來另一項更深刻的智慧：邱吉爾之所以成為一代偉人並非因為他的躁動性格，而是因為憂鬱症的痛苦經驗所帶來的現實感。如果要找出邱吉爾罹患躁症與其在政治上的現實感之間的關鍵連結，就必須回溯他的政治流放時期──曠野時期。

　　在兩次大戰時間，溫斯頓‧邱吉爾被自己所屬的保守黨解除權力，自此被視為不重要的、政治立場不合群的政治人物。一九二四年邱吉爾最後一次出任財政大臣期間，他暴露出自己在經濟事務上有限的知識，且在內政政策上無法對準目標（反對者不斷叫囂、工會崛起），他提出的外交政策也沒有突出之處。當邱吉爾提議派遣軍隊前往印度，而不是與「半裸的小苦行僧」甘地協商、讓印度和平獨立，英國這個被頻繁戰事搞得筋疲力竭的國家只想蜷縮在一旁。

　　邱吉爾和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在一九二○到一九三○年間，聲勢如日中天、邱吉爾也相當敬重的保守黨領袖鮑德溫（Stanley Baldwin）一邊安撫他的保守黨同志，一邊向工黨領袖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讓步。麥唐納也抱持同樣的態度，有些左派份子還稱麥唐納為「無骨奇觀」（boneless wonder），因為他熱愛妥協。這兩位政治領袖共組民族團結聯盟（national unity）當權將近十年，而這個權利中心將邱吉爾排除在外。

　　在這兩次大戰中間的和平時期，邱吉爾並不是民族團結聯盟一份子，他的軍事觀點與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南轅北轍。他傾向再次重整英國軍備，以面對納粹帶來的威脅；他早已預知了戰爭。邱吉爾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反對軍備開支，不認為德國真的會引起戰爭，例如邱吉爾的伴郎、也是公認英國首富的西敏寺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便公開支持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邱吉爾的堂兄弟倫敦德里勳爵（Lord Londonderry）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出任空軍部長，他不斷拒絕邱吉爾提出增員英國空軍的要求。倫敦德里勳爵甚至在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的貴族密使、德國外交部長禮賓特洛普伯爵（Count von Ribbentrop）訪問英國期間，以貴客之禮待之。鮑德溫內閣的外相約翰‧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稱希特勒為蓄著山羊鬍、「奧地利的聖女貞德」。甚至是與邱吉爾最親近的政治導師、一次大戰期間出任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都稱希特勒為「天生的領袖，充滿想像力、朝氣蓬勃、專心一致的領導人。」他評論到：「我只希望我們國家各領域的領導人，也能有像他一樣的優等素質。」英國皇室本身對德國同樣具有正面的同理心，威爾斯親王（也就是後來的英皇愛德華八士）在一九三三年告訴一名德國王子：「我們不能插手德國的內政事務，不論是在猶太政策或其他方面……現代是獨裁者當道的世代，我們還希望英國不久之後也會出現一位獨裁者。」英皇喬治八士更直言不諱：「我不容許英國再經歷另一場戰爭，我絕不允許。上一場戰爭並非出自我的本意，如果發生另一場戰爭，我們可能會被捲入，那麼我很快會親自走上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示威抗議者慣常聚集的地點）。我絕不允許這個國家再次被捲入戰事中。」

　　鮑德溫對邱吉爾有許多矛盾情結。當邱吉爾把自己撰寫的簽名書籍送給鮑德溫時，這位首相會回覆滿溢讚美之詞的信件，但在這位保守黨領袖內心深處，他對難以掌握的邱吉爾從不正眼看待。他在一九三六年告訴一名友人：「溫斯頓出生的時候，有許多仙子送禮物到他的搖籃裡，包括想像力、雄辯口才、勤勉、能力，然後一個仙子說：『沒有人有權利收到這麼多禮物。』於是抱起他，上下搖晃搖籃，把所有禮物都攪亂了。結果，他沒有收到判斷力和智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喜歡在議事堂聽取他的演說，卻從不採納他的建議。」許多人斷定，邱吉爾的與世隔絕使他陷入憂鬱；但是，實際上可能是因為他的憂鬱才讓他離群索居。邱吉爾被鮑德溫和其他政治人物放逐到了曠野；因為他非傳統的人格（這也反映出一部分他的情感性疾病），眾人找到藉口忽略他悲觀卻符合現實的政治判斷。鮑德溫推薦其他的繼任者：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眾所皆知，張伯倫和邱吉爾對納粹主義採取的立場迥異。邱吉爾早在一九三○年十月就對納粹帶來的威脅提出警告，但是張伯倫對此一直不以為意，直到一九三八年他在慕尼黑與希特勒幾次決定性的會晤。張伯倫希望和希特勒發展私人關係，想和他碰面、和他講道理，說服他避免戰爭的必要性。

　　當張伯倫第一次和希特勒見面後，他說服自己他的看法沒有錯：「除了我在他臉上看到的嚴厲和冷酷，我對他的印象是：這個人如果給了承諾，我們就可以相信他會信守諾言。」張伯倫總共和希特勒碰面三次；在第三次出訪前，他向下議院宣布他的計畫，大部分的議員都起立歡呼，只有少數人和邱吉爾一樣安坐在位置上，無視臨座同僚發出的陣陣憤怒斥責。一九三八年九月，當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慕尼黑共進晚餐，邱吉爾則與兩名反納粹的國會議員共飲，怒斥道：「如此受人敬重、在大戰期間經驗豐富且戰績彪炳的紳士，怎麼能向這樣的政策懦弱讓步？這真卑鄙、惡劣、令人不齒，自取滅亡。」

　　是什麼樣的特質使得邱吉爾能看見事實，而張伯倫只能看見虛幻假象？關鍵性的差別在於，張伯倫精神健全（我們將在第十四章更深入地討論），而邱吉爾顯然並非如此。

　　邱吉爾從不屈服於那隻從他的身體裡面啃舐他的黑狗；他存活下來，也從不向其他無賴低頭，不論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邱吉爾有著常人無法理解的勇氣，就像史托爾所言，這是因為他在一九四○年以前與死亡正面對峙數次，不僅是在異地參與猛烈的戰事，也在他每一天的生活中奮力作戰。邱吉爾的醫師莫倫勳爵認同邱吉爾多年好友、布雷肯子爵（Brendan Bracken）的一番談話，子爵說：「溫斯頓一直活在絕望裡。在溫斯頓於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潰敗後，為他畫肖像的威廉‧奥彭（William Opren）曾經說過，在溫斯頓的臉上盡是痛苦不幸，他說溫斯頓是一個渾身充滿痛苦的人……後來在他的曠野時期，二次大戰開戰前，他曾經不停地說：『我完了。』他每天大概會重複這句話兩遍。他很篤定自己永遠不可能再任要職，因為好像每個人都覺得他狂野不馴……溫斯頓只有忙於工作的時候，看起來才不會這麼悲哀。你也知道，自從他辭職（在一九四六年辭去首相）之後，整個人像什麼樣子。他居然告訴我，他每天都向神禱告讓他死去。」

　　抱持懷疑觀點的讀者可能認為，邱吉爾剛好只是永遠做最壞打算的悲觀主義者，而他的悲觀特質在一九三○年代剛好是正確的態度；或者也有人可能認為他只是個特例，顛覆傳統上認為精神疾病會傷害領導能力的觀點。但是，這兩種想法都無法適用在邱吉爾身上。

　　邱吉爾不算是悲觀（者）現實主義的唯一案例，我們在本書其他章節還會看到其他例子：林肯、甘地、金恩博士。讀者可以看見悲觀（者）現實主義在各種情況下扮演一定的角色：指引邱吉爾和林肯看見戰爭的必然性，使甘地和金恩博士拒絕暴力。如果只是把焦點放在邱吉爾身上，並且認為現實主義導致戰爭，就容易產生誤解，就像許多人對此已經產生誤解。因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幾位和平擁護者，同樣也具備悲觀（者）現實主義特質。

作者：納瑟．根米(S. Nassir Ghaemi) 譯者：詹雅慧 出版社：三采文化 書系：Mind Map 出版日期：2012-10-31 ISBN：9789862297902 城邦書號：A2000454 規格：平裝 / 單色 / 368頁 / 14.8cm×21.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