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長聲（知日文化觀察家） 　　文學家大岡昇平說：志賀直哉是日本近代文學的最高峰，明治以來的長篇小說只舉出一部的話，那就是《暗夜行路》。 　　志賀直哉（1883-1971）回顧人生時，曾說：「數數我受到影響的人，最稱心的，師是內村鑑三，友是武者小路實篤，親屬當中是我二十四歲時以八十高齡去世的祖父志賀直道」。 　　他出生在宮城縣石卷市，兩歲時隨家移居東京，由祖父母撫養。相馬藩主病故，身為管家的祖父一度以毒殺的嫌疑被捕。志賀說這是他「人生第一件慘事」。十二歲時母親去世，父親再娶。志賀曾一夜寫就《母親之死與新母親》，有人問他喜歡自己的哪部作品，他常舉這個短篇，因為「小說中的我是感傷的，但寫法不感傷」。父親是他成長的對立面，影響也不可低估。一九○一年發生礦毒事件，已師事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鑑三多年的志賀也想跟同學去現場考察，與礦主有關係的父親大加反對，終未成行，從此與父親反目。二十四歲時要和女傭結婚，又遭到反對，和父親的關係更形惡化。轉年從東京帝國大學退學，父親對他益發失望。從事文學也是父親不滿的。 　　學習院是貴族學校（原為官立，一九四七年變成私立），陸軍大將乃木希典當院長的一九一○年，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實篤等愛好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創辦了一個同仁雜誌，叫《白樺》。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收攤，堅持了十三年，為日本文學史留下了「白樺派」。耐人尋味的是，學習院的歷史上，這一批作家以後，直至三島由紀夫脫穎而出，沒出過像樣的作家。白樺派淨是些官二代、富二代，不愁吃不愁穿，起初無志於文學或藝術，只是玩玩罷了。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厭惡風靡一時的自然主義文學，愛讀托爾斯泰、莫里斯・梅特林克，也受到西歐現代藝術感化。《白樺》的內容不限於文學，也介紹西方美術，一般日本人是透過《白樺》才知道羅丹。成員中除了有島武郎之外，幾乎都不關心政治，有種貴族式的孤高，或者說貴族的堅毅，自我肯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沒用處，自己不理解的事情無意義」。志賀更是「觸犯自己的神經即為惡」，絕不像自然主義作家那樣，用自憐與自卑相雜的眼光把自己描寫成受難者。武者小路實篤代表了白樺派的思想，志賀直哉則代表了白樺派的藝術，最具影響力。對於志賀來說，畢生至交的武者小路是種巨大的存在，但武者小路貫徹純潔主義，而志賀則是徹頭徹尾的享樂主義。 　　夏目漱石比志賀大了十六歲，《白樺》創刊這一年，他在報紙上連載小說《門》。同年，比志賀小三歲的谷崎潤一郎以《刺青》出道。發表在《白樺》創刊號上的短篇小說《到網走》是一篇不像小說的小說，展露了志賀文學的特色：不加修飾與誇張，照實寫自己所見、所聞、所觸、所感。一九一二年在當時的權威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大津順吉》，第一次拿到稿費。這個中篇小說寫的是他在內村鑑三門下學習基督教，經歷人生最大的哲學體驗。志賀並沒有成為基督徒，大概首先就受不了「不姦淫」的戒律。一九一七年的《和解》，寫他與父親從不和到和解，但作為傑作，文章中沒有故事，只有語言，一種天然去雕飾、連老嫗都能解的語言。《在城崎》寫他被電車撞傷，一個人去城崎溫泉療養，看見各種死亡，感慨系之矣，自省撿了一條命。這些作品與其叫小說，不如稱之為文章。志賀曾經自道：「若論我，小說與隨筆的境界甚為曖昧」。這種「曖昧」是志賀文學的最大特色，也正是日本文學的傳統。評論家加藤周一曾指出，志賀的文章好，一看好像誰都能寫，其實寫不來。志賀直哉並不具備谷崎潤一郎那樣的大結構能力，也不似芥川龍之介博洽多聞，活了八十八歲，作品不算多，其長處在於文體，簡潔而精準，也以此彌補了故事性的不足。志賀筆下使用的語彙相當少，也不用生僻的意思。他的文章自有一種沒有技巧的技巧。芥川龍之介輕蔑自然主義作家寫不來文章，敬佩志賀是自己文學創作上的理想，甚至連他震撼文壇的一死，也是對《暗夜行路》作者的全面屈服。倘若從什麼樣的文章更適合於小說來看，芥川比志賀略遜一籌。 　　芥川龍之介與谷崎潤一郎論爭，以志賀直哉的《篝火》為例，主張小說沒有情節也無妨。芥川自殺後，谷崎潤一郎寫《文章讀本》，例舉志賀直哉的《在城崎》，寫道：「故芥川龍之介把這篇《在城崎》列為志賀最好的作品之一，能說這樣的文章不是實用的嗎？這裡描寫了來溫泉療養的人從住處二樓看見蜂的死骸的心情和死骸的樣子，那就用簡單的語言活靈活現地表現。用這樣簡單的語言鮮明描繪事物的本事在實用的文章裡也同樣是重要的。作者並不用難懂的詞語或措辭，都是跟普通我們記日記或者寫信時一樣的詞句，一樣的說法，卻描繪入微。」志賀被認為是文章寫得最好的，有個叫直井潔的作家甚至把《暗夜行路》整本給背下來。志賀直哉確立了近代語文的基本模式，被譽為「小說之神」，他一個人幾乎就代表了近代文學。可能因為他手裡握有台糖的股票，箱根的土地，以創作為本位而無憂，無須靠字數賺錢，改稿就用力做減法，字數越改越少。志賀的文章向來是語文教育的範本，但近年逐漸從教科書上減少，文學終究奈何不了時代。 　　「小說之神」的稱呼是套用他的小說題目《小僧之神》，一字之差，本是半開玩笑，卻弄假成真。確立自我中心的道德觀的《范的犯罪》（1913）、做了善事卻覺得落寞的《小僧之神》（1920）在二十世紀日本短篇小說中也屬最優。準確地說，志賀是短篇小說之神，他一生只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那就是《暗夜行路》。 　　一九一三年末，夏目漱石通過武者小路實篤約志賀直哉為東京朝日新聞寫連載小說，他大為高興，動筆寫《暗夜行路》的前身《時任謙作》，但過了半年，似乎是知難而退，故向夏目漱石推辭。夏目誇過他：「在藝術上是忠實的，他有一種信念，不是有自信的作品就不發表。」然這次推辭只怕也成為心理壓力，三年後夏目漱石去世才得以解脫罷。《暗夜行路》終於自一九二一年一月在雜誌《改造》上連載，翌年出版《前篇》。接著連載《後篇》，卻像是難以為繼，中斷了九年，一九三七年方告結束。曠日持久，結構的鬆散幾乎是不可避免，卻也自然釀出了日本文學傳統的隨筆性風味，簡直是「東方的睿智」。川端康成的《雪國》不也是斷斷續續寫了十多年麼。 　　《暗夜行路》裡的主人公時任謙作是祖父和母親所生，當然是虛構，但虛構也自有來由，志賀在《續創作餘談》中寫道：「我不懂事的時候，父親曾去過釜山的銀行工作，還去過金澤的高中會計科工作，那時我的母親留在東京。而且，我十三歲時母親三十三歲死去，祖父在母親的枕邊哭出聲：天可憐見，還沒有真正享受就死了。父親當時卻沒哭。此印象留到後來變成我對父親的反感，一想像自己也許是祖父的孩子，這種記憶一下子以完全不同的意義在我心裡復甦了。」 　　不過，祖父是世上他最尊敬的三四人之一，所以要另找個模特當小說裡的祖父，正好有一個出入他家的花匠，他討厭這個把家產敗光、聽命於兒子的沒出息老人。時任謙作的原型基本是志賀本人，而謙作之妻直子，他本來盡量不要寫成自己的內人康子，起初體格等設定完全是他人，但不知不覺地漸漸就寫成跟康子相近的人物了。 　　志賀曾說過，西歐作家們把通姦寫得過於輕鬆，而且對通姦的妻子給予同情，他看了大為不快。既然寫自己身邊事，要正確評價其作品，就必須了解作家的實際生活。志賀也有過外遇，跟京都祇園小路茶屋的女傭，五大三粗，好像他就喜歡這樣的女性。康子發現了，他卻不肯表態跟情人分手，康子說「那我就不活了」，他只好說分手。小說家阿川弘之是志賀直哉推上文壇的，從志賀六十三歲交往到八十八歲去世，撰著了評傳《志賀直哉》（但阿川說他只「傳」未「評」，作者評起來就讓人不知傳誰了），裡面寫道：「直哉的心情絲毫未收斂。若探究真心，全無跟女人分手的意思。不過是用給她錢的形式欺騙妻，欺騙自己，也欺騙那個女人罷了。」《改造》雜誌約志賀寫小說，總算寫出了一篇《瑣事》，偏偏寫的是自己瞞著妻子去見那女人的隱情。樣本寄到家裡，他撕掉《瑣事》那幾頁，以免被康子看見，不料卻被康子的熟人看見了，寫信來打聽。為什麼非暴露自己見不得人的老底不可呢？這就是西歐自然主義在日本無能地異化所造成的文學認識或理念，哪怕毀了家庭或是本人的生活，也必須追求真實，把它寫出來，那就是文學，那也才是文學，其中或許也不無受虐的快感吧。這種日本文學近代化的特產叫做「私小說」。它的故事不是「編」的，而是「真」的，真人真事。《暗夜行路》裡，母親因通姦生了他，娶的媳婦也通姦，時任謙作是怎樣的心境呢？中野重治批評這個小說是「自用」小說，並沒有昇華為「通用」，「戶籍上叫志賀直哉的人在這裡為收拾他的心而寫這個發表」。時任謙作最終在大自然中得到淨化，寬恕了一切。不止於赤裸裸暴露個人的生活以及醜惡，逐漸提純「私」（我），與生活調和，就叫作「心境小說」，志賀直哉的《在城崎》就是一個典型。 　　《暗夜行路》不僅是志賀直哉的代表作，也是近現代日本文學的代表作。從一些作家的記述，足以見得它當年的影響之大—— 　　芥川龍之介在《齒輪》中寫道：「我躺在床上，開始閱讀《暗夜行路》。主角的精神鬥爭對我頗有切膚之感。比起這主角，我覺得自己多麼傻，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同時，淚水也不由得給我一種平和感。」 　　宮本百合子在《兩個院子》中寫道：「前一陣子寫長篇小說時，伸子一直在桌子上放著的是《暗夜行路》。」 　　這裡的「我」和「伸子」所讀的只是前篇，《暗夜行路》的前、後篇收入志賀直哉全集出版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事，盧溝橋事件已發生。小津安二郎在入侵中國的戰場上讀了岩波書店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文庫版全本《暗夜行路》，並記在日記裡：搭乘去安慶的客貨兩用船，「不斷想起時任謙作乘下行船去屋島。讀完已十來天，仍有點神韻縹渺，感動猶新，快哉」。 　　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家紅野敏郎也曾被徵兵，回憶當了一年俘虜，一九四六年夏天復員後寄居在親戚家，忘了飢餓捧讀《暗夜行路》，「背負不屬於本身責任命運考驗的時任謙作，決定性的影響了我往後的人生。」 　　日本戰敗後，既有評論家中村光夫那樣否定志賀直哉的人，也有予以肯定者如評論家本多秋五。志賀人生的最後二十年，除了小品和書信，幾乎什麼也不寫。他不大讀書，幾乎沒讀過戰敗後文學，就戰敗後文學的發言多屬即興。志賀直哉從未見過太宰治，也很少讀他的作品，但戰敗後太宰治一躍成為流行作家，出現太宰熱，一九四七年九月志賀在「談現代文學」座談會上就被問到對於太宰治的印象，於是說：「我討厭，裝瘋賣傻，這種樣子讓人喜歡不起來。」後來又批評太宰治的《犯人》和《斜陽》，「沒意思」，「滿紙大眾小說的蕪雜」，「貴族女兒使用的語言好像鄉下來的女傭」云云。身為文壇大老，頻頻被請去開座談會，話題差不多，結果就像是定向的反覆攻擊。太宰治也不是好惹的，立馬在《新潮》雜誌上發表《如是我聞》予以猛烈反擊。文藝評論家奧野健男曾說：「對志賀所代表的既成文學的批判是文學史上留給後世的紀念碑式的文章。《如是我聞》使戰前私小說完全喪失了權威，成為戰後新文學的進軍號。」不久後，太宰自殺，志賀懊惱自己的不慎發言是否是他尋死的一個原因，撰寫了《太宰治之死》。太宰治、織田作之助大罵志賀，坂口安吾說他倆都是被志賀直哉氣死的。中村光夫說這些無賴派是「窮鼠反噬」，卻無力衝破志賀的權威之壁。既畏懼巨人，又渴望站到巨人的肩上，採取的策略往往是謾罵，這樣的例子在大陸作家中也屢見不鮮。 　　志賀直哉向來不關心社會問題。他讀東京帝國大學時，讀了兩年英文學科，又轉入國文學科，沒多久便被退學。文學家中村真一郎問他，寫那樣的文章受誰影響，答曰「小泉八雲」，這位入贅日本，把日本捧上天的英國人作家的英語文章很簡明。志賀懂英語，不懂法語，但在日本被美國占領、不知何去何從的一九四六年時，他發表三千字隨筆《國語問題》，主張用法語取代日語，因為法語是「世界上最好的語言，最美的語言」，「有邏輯性的語言」。此話是否當真？他一輩子的文體功業不就先就泡湯了？「已不是戰後」以後，人們對志賀的主張仍耿耿於懷。日本語學家大野晉說：把志賀當「小說之神」，足見大正年代、昭和初年的日本人把握世界之淺薄。文學家丸谷才一說：考慮到志賀是用日語寫作的代表性文學家這一要素，我們不禁為近代日本文學的貧瘠與程度之低而害臊。三島由紀夫也說：戰後竟然有文學家說要把日語改為法語，我珍重日語，要是失去它，日本人就失去靈魂。不過，往好處想，這是否代表了志賀覺得倘若非滅了日語不可，那麼，寧用法語，也不使用占領軍的語言。擁護志賀說法的也代不乏人，例如當過東京大學校長的蓮實重彥，他是巴黎大學博士。 　　志賀愛遷居，平生搬了二十六次家，小林多喜二登門造訪還住了一宿的是奈良，芥川龍之介訪他則是在千葉縣。在奈良租房四年，結廬九年，完成了《暗夜行路》。高畑的舊居如今為奈良學園所有，修葺復原，或可憑之遙想當年被稱作高畑沙龍時，高朋滿座的情景。千葉縣我孫子市有個白樺文學館，「我孫子」這個地名常被我們當笑話，卻很少有人去那裡一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