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 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 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 前國策顧問郝明義直接訪問總統候選人。 「會計法送進立法院發現漏字、總統府讓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走上五樓、塑化與與食用油延燒的風暴、桃園機場讓活貓夾帶出境、貴婦團阿帕契事件、跨部會拚經濟卻越拚越糟……這許多新聞共同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本書開場，是郝明義寫的前言，說明他寫這本書的源起。然後打開第一章的一開頭，作者就拿出一堆看似不相干的新聞事件，然後歸納出他觀察到現在台灣面臨的最大問題：「政府的運作已經癱瘓，行政已經崩壞。」 身為出版業界重量級人物的郝明義，兩年前因為反黑箱服貿事件「開第一槍」而為人所知。《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是他因為抗議服貿而辭去國策顧問一職後，兩年來思索台灣的現實和未來而寫的一本書。 郝明義說台灣已經不只是來到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也來到了人人都是公民行動的時代，人人都是大推理家的時代──人人都必須推理思考自己社會的問題根源，並加以改善。 全書不但結合了郝明義自己的視野與長期對台灣與兩岸的觀察，他更遍訪各行各業的許多人物，尤其是二、三十歲年齡層的人。全書讀來有他自己的深刻論點，也有像推理小說的線索和布局，一步步把困擾台灣人多年的裡裡外外問題的根源，逐漸揭露。 郝明義說：「很多人聽了《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這個書名，都問：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難道不是嗎？」 他說：地理條件上，是。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我們不是。各種原因，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終致深陷困境，甚至絕境。 郝明義說他聽到身邊很多人都對台灣的現狀感到悲觀。他說台灣最近爆發的一個個問題還是小事，最嚴重的是台灣太多積弊和舊習已經快要讓自己窒息。無論如何都到了要變革的時刻。所以，他認為接下來的二十年，將是台灣目睹自己滅亡，但也可能新生的一個關鍵時期。 而變革的基本信念，郝明義認為就是要勇敢：「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從險境中開創未來。」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恐懼的總和＞。 作者歸納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沉年積弊，說明為什麼到了即將爆炸的關頭。 這些恐懼起源於： 一，不論誰再執政，都要面臨已經崩潰、無從運作的政府； 二，過於墨守陳規，過於老舊，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三，從經濟活動到房屋，被政府和老一代遮蓋住希望的年輕人； 四，台灣身處海洋之水，卻自己耗盡資源，成了「無魚之海」。 五，無處可去的核廢料，到了一個關鍵的危險期； 六，國、民兩黨都缺少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使兩岸處於危險之中； 七，服貿的未爆彈，對於未來的服貿，還有許多沒被注意的問題。 作者在第一部寫了＜結語一：統獨提款機＞，指出政黨人物因為懶惰及逃避，而一再煽動統獨及藍綠之爭。政黨在執政到無牌可打之時，就使用統獨提款機，製造對立，企圖借由支持者對另一方顏色的厭惡，而轉移對自己執政無能的憤怒。 郝明義除了直接訪問總統參選人之外，呼籲政黨人物要改變之外，他也提醒這種顯對立的思維，其實是陸地思維。而如果我們改換海洋思維，「海底雖然也有深溝淺灘的不同地形，但是一切都被包容在寬濶的海面之下。不同區域的海水，雖然也有不同顏色的變化，但這些不同顏色的海水並不是彼此隔離，更不會對立──它們彼此還是並存、交流，只是隨時間與光線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色相。」 第二部：＜希望的總和＞。 作者根據他的觀察與訪問，總結了台灣也正在迸發新的希望。這些新生的希望在於： 一，未來需要的三種新人才出現。他們使用數位化與國際化的工具，參與社會「行動」，參與社群「協作」，為台灣注入新的能量。 二，不指望政府，由民間主動突破障礙，敢於走不同的路，推動新經濟和產業升級的人出現，並且許多是年輕人； 三，更多的年輕人，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難以計量的熱情，投入各種公民運動，他們走向政治、教育、海洋、環保、偏鄉，還有國家安全，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 四，台灣如果可以擺脫統獨的哈哈鏡，而把對岸當一面鏡子來看，那會發現這面鏡子可以幫我們進行三道靈魂的試煉。第一道試煉是財富，試煉我們可以如何由只想賺對岸觀光客的錢、便宜代工的錢，而改造自己創造財富的觀念和習性。 五，台灣的第二道靈魂試煉，是擺脫統獨思維的地圖，看清自己在太平洋中的關鍵樞紐位置，以動態平衡來找出和對岸相處的角度。 六，台灣的第三道試煉，是體現也實踐民主社會，公民行動的價值，讓自己更上層樓。如此可以在當對岸向全世界展現「有用之用」的極致的時候，台灣卻可以向對岸展現出「無用之用」。以這「無用之用」讓對岸感到一直有向我們學習之處。「當我們說對岸的國族主義大一統思想太狹隘的時候，我們自己要先跳脫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邏輯，在地球村時代、全球人類有需要共同協助解決問題的時代，向世界開放我們的胸懷。」作者說。 七，台灣許多問題之爆發，除了本書第一章所寫的行政體系本身的崩壞之外，也有屬於立法院的、立法與行政權捍格的，以及因為國家治理者身分混淆不清而導致的。因此憲法時刻到了，一個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必須要𨤳清總統制或內閣制、改變立法委員的誕生方法，也要改變立法院的構成比例。而由於過去修憲都是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主導，兩黨都是出於政黨之私利，在枝微末節打轉，而未觸及憲法應有的大義，所以必須要由人民行動的時刻到了。 作者在第二部的結語寫了一篇＜解題者應該對出題者心存敬意＞。他說出自己為什麼在思考兩年之後，今年三月中因為讀了一本推理小說而決心行動，開始這本書。 「我們需要期許自己是一個大推理家，實踐自己為這個推理劇找出一條生路的時代到了。⋯⋯解開如此神秘、難解的難題，唯一的可能，就是要對所有製造這些難題的人心存敬意，感謝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沒有這些難題可解。」郝明義說，只有如此，才能把解題當成一個奇妙無比的遊戲來對待。也只有如此，一個不可能出現的解答，才可能出現。 第三部：＜Case Study：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 這本書的第三部份，郝明義回顧整理了他從為反黑箱服貿開第一槍之後，到太陽花學運，再到1129 六都大選之前的路程。「公民行動需要論述、需要文字的力量。」作者說，「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當作個案分析，給大家參考。」 郝明義整理了十多篇發表過的文章，每篇都加上「寫作背景」，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也加上「後續發展」，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以便給其他公民行動的人參考。 【名家推薦】 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根政（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李遠哲（中研院前院長） 林濁水（前立法委員）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范雲（社會民主黨召集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徐莉玲（學學文創董事長） 黃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國昌（時代力量代總隊長） 謝金河（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

前言　當我們只剩二十年時間　4 第一部　恐懼的總和　 救世主改善不了的行政崩壞　24 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36 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46 無魚之海　62 無處可去的核廢料　72 沒有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　82 服貿的未爆彈　92 結語之一：統獨提款機　100 第二部　希望的總和　 未來三種人才的出現　112 敢於不同的勇氣迸現　130 年輕的公民行動風起雲湧　158 第一道靈魂的試煉：財富　178 第二道靈魂的試煉：位置　190 第三道靈魂的試煉：無用之用　202 憲法時刻，全民參政　210 結語之二：解答者應該對出題者心懷敬意　228 　 第三部　 Case Study：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 二○一三．六．二十 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　236 二○一三．六．二十一 現在是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十五分　248 二○一三．七．二十 出版產業調查報告及公聽會 結語　262 二○一三．七．三十一 總統不能罔顧國家安全，破壞民主程序，錯亂政府體制　274 二○一三．九．四 馬英九打的辯論算盤　292 二○一三．十二．十九 今天紐約下雪了　300 二○一四．三．九 在越走越近與越離越遠之間　308 二○一四．三．十 馬總統不賣台，但是在滅台的原因　320 二○一四．三．二十 我們是寒凍大地的一株小草　332 二○一四．三．二十三 小心馬總統與其閣員的另類語言暴力　 340 二○一四．三．二十六 讓我們許自己一個遠大的理想 348 二○一四．四．二 事情是這樣的　364 二○一四．四．十四 陸軍怎麼和別人的空軍打？　372 二○一四．十一．十四 要拚經濟，政府得有方向　378

　　從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到的那通電話說起。 　　那年八月，奧運閉幕典禮後一天，我舉家遷居北京。 　　當時，我觀察中國大陸市場有二十年了。對一個台灣出版業者來說，這個市場如此重要，又如此難以捉摸；一切都要特許，太多灰色地帶又隱晦不明；我決定去親自住下來，試一下水深。 　　同時，我也決定走另一條路。趁著中國經濟起飛，全球都起來的中文熱，看看如何開發華語教學的數位商品，開拓國際市場，同時也算是在分散風險。 　　此外，我還同時在趕寫一本書，講我讀《金剛經》二十年卻漏讀了四個字的路程，也抒發我對這部經典的讚嘆。 　　幾件事忙得不可開交。直到那個年底的早上，當我終於寫好那本書初稿的時候，終於有一種喘口氣的心情。 　　就在此時，接到台北打來的一通電話。說是馬英九總統要邀請我擔任國策顧問。 　　如果那個邀請來得早一個月，或甚至早一個星期，我都會立刻婉卻。但是在那個心情輕鬆的時刻，我說考慮一下。 　　我先靜坐，向佛菩薩祈禱，後來就回覆對方同意了。 　　那之前，我只見過馬總統兩次，彼此有過的對話應該不超過十句。 　　關於「國策顧問」一職，我相信總統應該是超越黨派之上的，所以接受這個無給職的榮譽職位，也是著眼於希望能當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 　　我檢查一下自己平素的關注範圍。除了出版、文化的議題之外，我長期觀察中國大陸，加上這時又實際居住在北京，覺得還可以在兩岸問題上提供一些意見。 　　為了不要只是佔個虛銜，我還提出希望能和馬總統有定期討論的機會。 　　馬總統沒有答應最後這一點，但是其後不時會在一般資政、國策顧問聚會之外，找我和其他一兩位人士聚談。 　　這樣持續了兩年，在二○一○年五都選舉之前，我寫信給馬總統辭職。 　　我覺得自己產生不了任何貢獻。 　　眼看越來越多政務不是多頭馬車，就是無頭馬車；不是主從不分，就是疏於溝通，而我給馬總統的一些建議，難見實質的回應。所以我想辭職。 　　然而，最後我還是接受了挽留。 　　主要是聽了幾位朋友的意見。他們提醒我兩點：一，你只是個「國策顧問」，不是政務官，只要言所當言就是盡責；二，別忘了當初接下這個身分的初衷，你所獻策的對象應該是中華民國而不是總統個人，今天許多官員愛「看報治國」，你不妨迂迴前行，善用「國策顧問」的頭銜，從媒體上讓他們注意。 　　這樣，我接受了挽留，也開始在報紙上以「國策顧問」的身分發表文章。雖然，不時有一些懷疑還是會浮上心頭。 　　◎ 　　回顧我給馬總統的建言和提醒，主要在三個領域：國家論述，也就是國家方向的重要；兩岸政策不要進退失據；各級政府失能，難以運作的現實。 　　二○一三年年初，我在《天下》雜誌上發表了〈一個國策顧問的兩封公開信〉。一封是給馬總統的：〈方向是唯一的解答〉，另一封是給台灣社會的：〈做主人該做的事〉。 　　前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政府不把國家的發展方向說明清楚，卻只拿一些（經濟和外交上的）數據來強調自己的努力成果，形同一個司機始終在原地打轉，但卻不斷炫耀他的車速碼表在加快。沒有方向，領導者卻冀求民眾對施政『有感』，不啻緣木求魚。」 　　後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如果我們當真相信民主社會裡，政府就是國民的公僕，那我們做主人的就該主動做一些事情……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這兩封信收到很多回響。馬總統也約了我在二月底單獨聚談。 　　那天，我們談最多的還是國家的方向。此外，就是兩岸關係。並且，以兩岸關係當切入點，我再給了一些如何進行行政革新的建議。 　　一如既往，馬總統十分誠懇地做了許多筆記。 　　四個月後，我在一個極為偶然的狀況下，得知政府即將在重重遮掩、黑箱作業的狀況下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 　　我為此寫了〈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小時了〉，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再一個月後，我在立法院發表了辭國策顧問的公開信。 　　◎ 　　曾經，許多長夜，我在佛前靜坐，祈禱祂告訴我為什麼要繼續擔任一個沒有貢獻的國策顧問。 　　佛始終不語。 　　直到在立法院公開宣布辭職的前夜，我先是感覺到，我之於這個職位的作用，可能不在接任，而在辭任。 　　再接著，我逐漸體會到：我說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的「國策顧問」，原來是從我和馬總統告別之後才真正開始的。 　　這也是一條完全意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之路。 　　服貿協議的內容公布之前，我只是從出版業者看到的一點端倪，以為政府的失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或不重視這個產業。公布之後，發現遠不止於此。 　　在那之前，我雖然早已體會到今天政府失能，難以運作的現實，但是畢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然而，馬總統及其官員在處理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心態、識見與方法，卻把我那一定程度的信任也打破了。 　　我對自己曾經寫過的那句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揮霍。」 　　我要實踐我所相信的事情。 　　我能做的，就是盡量用清楚而淺白的文字，把我感受到的危險大聲地說出來，在迷霧中尋找回應的同伴，大家逐漸聚攏，同心協力地共同辨別方向，走出危險。 　　我幸運地找到一些伙伴，一起行動，走出了一條原來別人認為沒有機會的路。 　　和他們一起工作，我的許多問題得到解答，許多視野得以打開。 　　不止如此，接著我對參與其他公民行動有了興趣與動機，後來選擇核電議題，又有了一批新的伙伴。當然，核電又連結了環境保護及其他。 　　許多議題對我都是陌生的。但是感謝我原來的工作就是出版與寫作。吸收、消化各種知識，並設法找出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與其他讀者分享，本來就是我的生活。所以碰觸這些議題，固然有壓力，但也有樂趣。 　　就這樣，我一路練習思考台灣的現實與未來。 　　時間過去了兩年。 　　如果說當時政府所簽的服貿協議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急病，那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加護病房之中，甚至看到病危通知。 　　兩岸政策，仍然在混亂，甚至惡化之中。 　　此外，憲政扞格、國防鬆散、行政系統失靈、食安崩盤、產業轉型和升級無解、空污嚴重、水資源破壞、經濟日益倚賴對岸、國債破表、年金破產、新生人口減半後還持續減少、國民整體健康卻持續惡化……太多關鍵問題都已經到達或超過了我們可以負荷的臨界點。 　　更別提堆積超載，無處可去，卻還是有人想延時使用的核廢料，可能隨時讓我們的家園全毀。 　　太多過去的問題相互糾纏。不只拖累，甚至在癱瘓我們；不只癱瘓，甚至在窒息我們；不只窒息，甚至將粉碎我們。而檯面上的政黨，不論朝野，都對這些問題的肇因難以卸責，所以也難指望他們有大破大立的視野與解決方法。 　　我聽到周邊許多人在嘆氣，在悲觀。 　　我很少回應。 　　不是不悲觀。我的看法是：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根本就是滅亡在即——不論是國家還是環境。 　　但我也因為悲觀而相信必須樂觀。樂觀於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改變這些跡象的走向，樂觀於我們可以改變未來。 　　最開始，只是一些信念在支撐我。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歷經動盪、無數人的奉獻犧牲，在台灣大家又付出這麼多時間和代價，才熬煉出今天的民主局面。現在說是因為一個個民選的政黨人物有負所託，因為他們的私利、偏執、無能，就要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無有此理。 　　後來，兩年的學習與成長之旅，讓我更有了真正樂觀的理由。因為我見識到什麼是台灣的真正生命力：台灣的公民覺醒與行動。 　　我觀察一些公民行動，和主事者交往後，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每一個無能的政府官員，每一個無知的決策，都在民間培養了相對應的異議者。政府固然靠著資訊不對稱的優勢而仍然佔有一些上風，但是在網路時代，又是民主社會的台灣，這種優勢越來越小，越來越短。 　　相對於政府官員「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的特質，這些民間異議者，雖然一個個沒有什麼大的組織規模，許多人更是單兵作戰，但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充滿熱情。可歸因於政府不當決策、推拉拖延而造成的一次次社會事件，一方面使大家付出痛苦的代價，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滋育、刺激這些人茁壯、行動的養分。 　　這些人，有的還是有自己傾向支持的政黨，但是已經不再迷信於救世主；有的不再信任國、民兩黨的任何之一，決定要走出第三力量；有的更完全拋開政黨的意識，先行開展自己相信的行動。 　　台灣的未來，可將因為這些新生的公民覺醒與行動而改變。但這些能量還在新生階段。到底這些能量會及時整合，成為推送我們升空，遠離毀滅的火箭？還是各自綻放，只是我們在毀滅之前看到的一些美麗煙火？ 　　因此，今天台灣來到了恐懼與希望總和的一刻。而我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 　　我聽過最悲觀的看法是，這時間將不超過五年。但我願意樂觀一些，相信最多二十年內，我們可能目睹自己的滅亡，但，也可能，目睹自己的新生。 　　決定滅亡還是新生的，除了我們的希望、意志和努力，最重要的就是時間。我們在和時間競賽。 　　現在許多問題我們看不出解答，但是只要我們開始正視、努力，時間會是最公平的顯示者。所以我們要盡力拉長可以努力的時間，更不能浪費任何可用的時間。 　　我曾經認為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這一本書。但因為許多問題緊迫無以復加，而二○一六年馬上要到來的選舉，對未來的影響又是如此關鍵，所以我決定提前出版，即使有些說明可能還不夠周延。 　　◎ 　　基本上，寫這本書，我是在記錄這兩年自己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加上收集我訪談許多人而得到的各種恐懼與希望。 　　我整理這些恐懼與希望的關聯，也提出我的體會和建議。 　　共有三個部分的內容。 　　第一部：〈恐懼的總和〉。 　　我整理了一些我看到的危險： 　　不論誰執政，都要面臨已經崩潰、無從運作的政府。 　　沒有下一棒可以跑下去的經濟。 　　我們在拚命遮擋年輕人的希望。 　　我們樂於把環境和資源破壞到無以復加。 　　偏偏，核廢料的累積，已經超出了可能隨時毀滅我們的臨界點，而許多人寧願視而不見。 　　至於深刻影響我們的兩岸政策，國民黨和民進黨事實上都是盲目地欠缺第一哩路，而不是最後一哩路。連服貿協議，都還是一顆未爆彈。 　　第二部：〈希望的總和〉。 　　相對應於恐懼，我也看到希望： 　　新時代的「協作」特質、全球化特質，在台灣推動三種人才出現。 　　一些敢於告別過去，推動新產業的範例出現了。有年輕人在亮出台灣前所未見的銳氣，有中年大叔在創造世界級的夢想，還有更大年紀的人在示範我們面對能源的新立場。 　　更多的年輕人，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難以計量的熱情，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公民運動，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創造自己的未來。真正是風起雲湧。 　　急統和急獨都是在用哈哈鏡看對岸，不是過度誇大了對岸，就是過度渺小了對岸。而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面鏡子。善用鏡子，我們會發現，面對對岸，其實就是面對我們自己靈魂的三道試煉。通得過這三道試煉，我們就可以脫胎換骨。 　　並且，我們的憲法時刻到了。癱瘓的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也是每個人需要參政的時刻到了。 　　這些希望，讓我們相信台灣可以從險境中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 　　第三部：〈Case Study：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 　　開反黑箱服貿第一槍的時候，我像是在黑夜的濃霧之中。不知道究竟在發生什麼事，更不知道接下來的去向如何。但是逐漸地，因為聽到回音，因為聚集了同伴，因為大家的分工合作，我們撐到了可以看到一點天色，摸清一點周遭。 　　之後，我們看出方向。有了方向，再定目標。有了目標，再定進程與時間。有了進程與時間，再定方法。這樣，事情逐漸往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在這個過程裡，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要相信筆的力量。隨著時間推進，我更越來越有計畫地使用自己的文字，當一種火力。 　　每篇文章發表，我都仔細觀察彈著點，再設定下一篇文章的方向。或者，自己發動一次攻擊；或者，支援同伴的前進；或者，先停止不動。 　　因此我整理了一些發表過的文章，每篇都加上「寫作背景」，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也加上「後續發展」，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 　　台灣接下來各方面的改變，都需要公民行動。公民行動都需要論述，需要文字的闡述，需要相信筆的力量。 　　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當作個案分析，給大家參考。 　　◎ 　　很多人聽了《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這個書名，都問我：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難道不是嗎？ 　　地理條件上，是。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我們不是。 　　各種原因，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終致深陷困境，甚至絕境。 　　不論面對真實的海洋，或是面對心中的海洋，我們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四周、資源、世界，然後在其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機會。 　　今天很多人都在說我們到了一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我還要再加一句：今天也到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大推理家，每個人都是N G O（公民行動組織）的時代。 　　當個大推理家，我們應該對所有之前累積下來的謎題與難題，不要感到憤怒與恐懼，而是心存感激。 　　當個N G O，則要倡導議題，呼喚並聯合大家一起行動。 　　所以，如果我們當真認清台灣的四周是海洋，海洋才是我們的生命基因，那我們就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用二十年時間脫離滅亡而新生。 　　◎ 　　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頭，應該是為台灣所寫的。 　　的確，這是一個最黑暗的年代。 　　但，這也是最光明的年代。 　　《易經》的鼎卦，有一句話：「君子以正位凝命」。對這句話，有註解這麼說：正位，是「不使之傾」；凝命，是「不使之渙」。 　　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傾圮，人心可能渙散之際，我們每個人都要行動。正位，不使之傾；凝命，不使之渙。 　　當別人只能倚賴明君出世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之際，我們卻可以由一個個公民來行動，這是何等豪氣。 　　我們應該微笑一下。 　　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救世主改善不了的行政崩壞〉 　　引言：多重病灶，相互糾結，一路惡化，使得行政崩壞，政府難以運作。 　　會計法送進立法院發現漏字、總統府讓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走上五樓、塑化劑與食用油延燒的風暴、桃園機場讓活貓夾帶出境、貴婦團阿帕契事件、跨部會拚經濟卻越拚越糟……這許多新聞共同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政府的運作已經癱瘓，行政已經崩壞。 　　對現在的台灣，這是個難以寄望救世主改善的難題。 　　這個問題有多重病灶，有行政體系的、有立法院的、有立法與行政權扞格的，也有因為國家治理權力混淆不清而導致的。諸多病灶，相互糾結，一路惡化，到馬英九總統任內則達到新的高峰。 　　我先集中談行政體系本身的。其他的都放到本書最後一章再談。 　　我要講一個董鵬程的案例。 　　◎ 　　董鵬程先生於一九七○年代之初創立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簡稱「世華會」）。四十多年來，他開創了許多里程碑，全世界做華語教學的人，都對這位先行者敬重三分，包括對岸。 　　二○○九年底，世華會召開每三年一屆的教學研討會，馬英九總統蒞臨致辭，嘉勉董鵬程的耕耘，一年後更特別召開「如何推動國際華語文教育」會議，邀請他到總統府提出建言。 　　這場會議規模盛大，充分顯示政府的重視。馬總統主持會議之外，當時的行政院吳敦義院長、陳冲副院長、曾志朗政務委員、吳清基教育部長，以及僑務、外交、文建會、國科會、客委會等機關首長一同出席。董鵬程於會中提出諸多具體建議，獲得採納，並決議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該小組再在教育部下成立一個推動指導委員會，其後三年時間內召開了四十多次會議，確認了一個把華語文教育當產業輸出的八年計畫（以下簡稱「華語文八年計畫」），編列三十億元的預算。 　　語文教育，一向不只是語文教育的事。英國政府如何結合國力，支持英語在全球的推廣，是大家都知道的。近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後，他們如何透過孔子學院，把中文當作一個國家戰略向全球推廣，也是大家都看到的。 　　所以，今天在中國崛起，全世界都重視中國的潮流中，台灣也需要了解自己使用的語文在其中的戰略地位；台灣不但要讓全球知道我們所使用的華語和這股中國熱大潮的關聯，還要解釋清楚自己的語言，以及由語言而顯示的社會特點。因此，這裡頭有語文產業的考慮，更有文化與自己主體性發聲的著眼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政府後知後覺地重視華語教學的輸出，八年總經費也才不過三十億台幣，雖然離對岸孔子學院光二○一三年就有五億七千多萬美元（僑辦等單位還不計）的預算甚遠，畢竟是有了開始，被各方視為一個激勵人心的開端。董鵬程也為此精神大振，準備結合新的資源來做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然而，這個八年三十億的「華語文八年計畫」，後來卻面目全非，難以為繼。 　　二○一三年六月，教育部徵選華語文八年計畫之工作規劃，有世華會、資策會、外貿會等三個單位參選。最後是資策會得標。 　　同年四個月後，教育部基於資策會得標所做的工作規劃，再徵選一個籌設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會（簡稱MEGDC）的方案。資策會前後舉辦過多次說明會，並且在公布徵選辦法的時候表明立場：「資策會只是規劃單位，將來不參加執行工作，請各單位踴躍參加投標。」 　　董鵬程再次參加，還撰寫了「邁向國際華語文教育白皮書」。 　　教育部本來說會在當年年底公布這個MEGDC標案的徵選結果，但一直到次年年中都沒有消息。不但沒消息，到了二○一四年七月，教育部又另提一個內容大同小異的新標案，再要世華會提交規劃說明書。董鵬程又再度如期投標，過了一個多月後，在教育部網站看到一則公告，該案由資策會得標。 　　董鵬程馬上向教育部抗議，也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 　　他最沒法接受的有兩點： 　　一、資策會成為八年計畫的工作規劃者之後，再徵選MEGDC的成立方案，結果其本身同時也再參與競標，形同裁判兼球員，於法於理於情皆不當。資策會得標的計畫書的清白，都要被質疑。更何況中間還有一次徵選結果不明不白的失蹤。 　　二、MEGDC畢竟要負責我國的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策略及資源整合。資策會不論在華語文教育的專業知識、經驗、資源、人脈與願景上，都不足以與世華會相比。但是從華語文八年計畫的規劃到執行，全都由資策會得標，根本是外行領導內行。 　　董先生告訴我這些情況後，我向當時剛上任的教育部長吳思華代為轉達。不久，董先生告訴我教育部宣布廢標，原負責此案的人員也調離原職。只是MEGDC案的下一步怎麼走，則再沒見下文。 　　換句話說，曾經如此從國家戰略的層次思考，跨部會決議層級如此之高，並有八年三十億經費的一個計畫，也就如此無疾而終了。 　　今年八十六歲的董鵬程先生經過這一連串打擊，心灰意冷，著手準備結束世華會的運作。 　　我認為這個案例可以很有代表性地說明政府目前行政崩壞的許多層面： 　　一、政府對國家重要的戰略並沒有深刻的思考，所以也沒法堅持。 　　二、對自己國家與社會的資源與人才，也沒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外行領導內行所在多有。 　　三、好不容易決定了的重大政策，沒有追蹤執行的機制。 　　四、欠缺跨部會之間的協調與溝通，所以反而是越重要越需要跨部會協調溝通的計畫越沒法推動。 　　五、因為沒有戰略思考，所以重要計畫沒有整合也沒有重點，只有看來琳琅滿目、數量很多的子計畫，但實際上備多力分、支離破碎。 　　六、因為大計畫被切割得細碎零落，上級單位沒有人關心整體如何執行，下級單位則急於搶食預算。 　　七、政府計畫都開放競標。即使是國家重大計畫，交由人數往往不過五、六人，每人領取微薄酬勞的評審委員來決定，結果政務官不負責，事務官不作為。 　　八、又因為政務官的頻繁更動，某些事務官想要「有作為」的時候，卻又容易任意而為。以本案為例，就會出現教育部縱容資策會身為招標的承辦單位卻又同時參與競標而得標。 　　九、至於許多基層的公務人員在作業上不會重視基本守則，出現種種荒誕的鬆散與失誤，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說什麼要拚經濟、重視民生，都是空話；一旦碰上緊急、重大的意外事件，慌亂失措固然難免，不火上加油造成更大的傷害已經是萬幸了。 　　◎ 　　我在國策顧問任內，就一再以行政崩壞，政府難以運作的問題來提醒馬總統。有一篇是在馬總統連任成功之後發表的。我指出，有些問題不能全部歸責於他，並對他提出鼓勵： 　　從李登輝前總統精省而給行政體系製造空白與紊亂開始，加上陳水扁前總統貪腐執政的副作用、第二次政黨輪替後許多公務人員還沒來得及調整的心態，以及今天全世界新生事務及變化之大之快，非過去傳統思維和行事模式所能處理的現實，內外夾擊，造成一個各級政府難以治理，公務員行事難有依據的困境。看報行事，成了公務員最便易之輕，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您身為全國公務人員的表率，應該建立能夠對應二十一世紀情勢的「廉」、「能」兼顧的治理系統。（〈馬總統脫胎換骨的三個關鍵〉） 　　很可惜，八年下來，馬總統沒有讓一路惡化的問題獲得改善。到了他手上，更因為他個人特殊的執政風格，造成更多險惡的演變。 　　未來，如果我們要防止新的政府再加薪添火地惡化問題，並且能逐步清理長久以來的積弊，那就需要正視一些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的共業，追蹤一些根由，以便思考對策。 　　我自己一直認為李總統任內的凍省（實際上的廢省）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決定去找在省政府和中央部會都工作過的官員來訪談，請他們比較一下凍省前後的政府運作。 　　我先找了文化部長洪孟啟，他曾經在省政府擔任過文化處副處長；接著，是前任內政部長李鴻源，他在省政府時期當過第一任水利處處長。 　　主要基於和他們兩位的訪談，再加上向憲法學者的請教，我整理出凍省及其後一些措施所造成的問題如下： 　　銜接中央與地方的治理環節消失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中，各省政府有具體的功能。中央是政策，省是執行，再面對縣市。來台後幾十年，一直如此運作。倉卒凍省，事先沒有設計好中央直接面對縣市的新機制，再加上以前省府時期的人才大量流失，中央與地方的政務就產生許多對接失措之處。譬如八八風災之後，就出現一個這樣的例子：中央撥給台東縣二十六億元治水，但台東縣水利課只有四名人員，根本不知如何使用這麼大的經費。因此三年之後，課長寧可辭職，也不要冒上失職的風險。 　　中央與地方分工消失 　　以文建會和省府文化處的分工來說，當時文建會像是在管軟體，文化處像是在管硬體。而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再有分工，文化處做田野調查，再要文化中心各有發展重點，譬如台北縣是陶瓷、桃園是家具、新竹是玻璃等等，一路下去，各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重點。 　　現在的文化部則很少做這種政策補助，而是多鼓勵各縣市提出競爭性計畫，再交由評審委員去審查。這種方向使得各縣市提出的計畫往往雷同，而中央的人員也缺乏思考政策的動力和經驗。 　　人才培養體制消失 　　以前省政府是介於中央和地方縣市的文官人才訓練所，也是人才的儲存與調撥庫。縣市公務員可經由拔擢而進入省府，再經由歷練而到中央；中央的人才也可以經由到省府的歷練而有面對全台灣的格局，再回到中央更上層樓。如此培養出來的文官，比較會了解政策，知道如何執行，也了解地方的需求。凍省之後，這個人才培養體制消失了。 　　而中央的公務員也失去了到地方歷練的機會，更難以改善從過去就長期存在的從台北看天下的心態。 　　本來政府應該是事務官照標準作業程序走，政務官在超出標準作業程序的時候做決策。但是從二○○○年之後出現事務官和政務官分際被打亂的情況。現在政務官經常用事務官思維，而事務官也欠缺歷練和作業經驗。 　　決策神經太長太慢 　　過去的省政府是實際執行中央決策的機關，而所有的廳處長都住中興新村，大家互動密切，執行上碰到需要協調的問題，可以很快溝通解決。 　　現在中央要自己執行決策，但沒有平台。中央部會之間就說要建平台，也得兩個月見一次，決策神經拉得太長太慢。 　　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六都改制並行所造成的新問題 　　凍省之後，政府應做的組織架構調整還沒做，就又把行政院組織改造和六都行政區重劃同時進行，李鴻源認為是一大失誤。不但中央和六都許多組織重疊，人事膨脹又浪費，六都之外的十三縣更淪為政府治理的盲點。 　　◎ 　　由於行政崩壞的這個問題太關鍵，所以後來我決定訪談有意參加明年總統大選的四個人，專就這一點來問問他們的看法和解方。 　　他們的回答，我寫在本書第一部的結語：〈統獨提款機〉。A

作者：郝明義(REX HOW) 出版社：網路與書出版 書系：Hermes 出版日期：2015-09-03 ISBN：9789866841651 城邦書號：A2580007 規格：平裝 / 單色 / 384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