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前言，托克維爾開宗明義提到，自己寫作的並非一部大革命史，而是針對大革命所進行的研究。他所欲探討的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誤判，最終放棄了原先的目標、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身邊平等的僕役；為何一個比大革命推翻的政府更強大專制的政府，會重新奪得並集中所有權力，取消以如此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所有自由，以虛幻的表象取而代之？」他從而討論了舊制度中，貴族的權力如何逐漸被君主專制取代；貴族階級沒落，卻仍保有其特權，使得法國人民對不平等的恨意越發強烈；有產階級為了證明自己有別於一般平民，如何在舊制度中藉由爭取特權來謀得地位；人民如何因為對不平等的憤怒、對特權的喜愛，最終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小集團，彼此疏離且不再關心公共事務；當法國人原有的溫和風俗，擺脫了宗教、舊習慣，以及法律對人加諸的限制後，如何不受控制，使他們在大革命時成為了最粗暴的民族；沒有政治實務經驗的文人，如何透過他們的理想引導人民完成這場暴烈的革命，又產生何種弊病；社會主義如何從專制中誕生；而重視平等卻不重視自由，使得法國一次又一次在大革命後迎向專制政府。然而，這些犀利的批判並不代表托克維爾不認同大革命，他讚揚人們「不只是要建立民主的制度，還要真的自由；不但要消滅特權，還要彰顯並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這是青春、熱情、自豪的時代，充滿慷慨和真誠的感情。儘管它有各種謬誤，但會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並且很長一段時間都將讓那些想腐蝕或奴役人類的人不得安寧。」而從附錄裡托克維爾對三級會議省朗格多克省的討論中，我們能見到托克維爾理想中一個較為健全的制度。本書出版於一八五六年，距今已近一百六十個年頭，我們依舊沒有脫離公共精神喪失、貧富差距加深、對階級不平等與特權的憎恨、對強勢領導人的期盼等問題，托克維爾對歐洲古老政體種種弊病的分析，以及對平等社會提出的警訊，在如今看來，仍舊值得我們深思熟慮，亦是歷經兩百年，托克維爾之聲望仍然高居不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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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舊制度與大革命》影響史料／J．P．馬耶爾前言第一編第一章大革命爆發時，人們對它各種不合邏輯的評論第二章大革命的最終與根本目的，並非一般人認為的「摧毀宗教政權」、「削弱政治權力」第三章法國大革命為何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開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第四章為何幾乎全歐洲都有相同的制度，這些制度又是如何日趨衰敗第五章法國大革命的確切使命為何第二編第一章為何法國人民對封建階級的憎惡遠勝其他各國第二章中央集權是舊制度下的一種體制，而非人們所說的是大革命和第一帝國的產物第三章為何今日的「行政監督」是舊制度的一種第四章行政法院和官員保障制是舊制度下的體制第五章中央集權如何被引進、進而取代舊制度，卻又未摧毀舊制度第六章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第七章法國何以成為全歐洲唯一的、首都對他省有最大程度的掌控權，且為全國精華所在的國家第八章在法國，所有人都變得極其相似第九章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們彼此的距離為何比以往都更加遙遠，小團體林立且彼此漠不關心第十章為何幾乎所有使舊制度滅亡的弊病，皆起因於缺乏政治自由和隔離各階級第十一章舊制度下的自由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第十二章為何文明不斷進步，但農民的處境卻比十三世紀時更艱難第三編第一章十八世紀中葉，文人何以成為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家，及其影響第二章為何十八世紀法國人普遍不信教，而這又對大革命產生何種影響第三章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第四章為何舊制度最繁榮的路易十六時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第五章為何試圖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引發人民暴動第六章政府為完成對人民的革命教育所採取的幾種做法第七章為何一場巨大的行政革命卻引發了政治革命，及其後果第八章大革命前夕的種種事件如何引發革命附錄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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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

　　此刻我發表的這本書，並非一部大革命史。這段歷史已有許多輝煌巨著來描述，我不想再寫。本書是針對這場大革命所做的一項研究。　　為了將自己的命運截成兩段，以一道鴻溝將之前存在的與之後希望呈現的隔絕開來，法國人以其他民族未曾有過的犧牲精神，在一七八九年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為了實現目標，　　他們採取了各式各樣的預防措施，以免把過去帶進他們的新生活；他們對自己設下種種嚴格限制，要把自己塑造成與父輩完全不同的形象。總之，他們盡其所能使自己變得截然不同。　　我一直認為，他們在這項獨特事業中取得的成就，比他們期望的、以及外界設想的要小得多。我深信，他們保留了舊制度下的大部分情感、習慣，甚至觀念—他們借助這些觀念來引導大革命，直到將舊制度摧毀；我還相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用了舊制度的瓦礫，　　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因此，想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成果，必須暫時忘記今天的法國，去墳墓追尋那個已經逝去的法國。這就是我在這裡打算做的事，但是我為此遇到的困難比想像中大得多。　　已有大量論述闡明君主制度的頭幾個世紀、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這些著作成為人們深入研究的對象。由此，我們不僅知道當時發生的各種事件，還能了解不同時期的政府和民族的法律、習俗、精神。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人不辭勞苦地下同樣的工夫來認真研究十八世紀。我們總以為自己已經非常了解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它表面耀眼的光芒；我們甚至知曉那時代最著名的人物生活的細節；並且多虧了那些機智或雄辯的批評家們，對於那個時代偉大作家的作品，我們都熟讀於心。至於處理事務的方式、各種制度實際實施的情形、各階層彼此間的相互關係、被人們所漠視的階級其生存狀態與感受、乃至輿論和風俗的本質，我們都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概念。　　我試圖觸及這個舊制度的核心。從年代看，它離我們很近，但卻被大革命的光芒遮掩了，使我們對其視而不見。　　為達此目的，我不僅重讀了十八世紀出版的所有名著，還研究了許多不是很有名、且不被眾人所知的作品。這些作品缺乏精雕細琢，卻反而更真切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我認真閱讀了所有公告，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在這些公告上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和傾向；省三級會議和後來的省議會的會議紀錄在這方面也給了我許多啟示。我特別深入地研究了三個社會階級在一七八九年起草的陳情書，這些陳情書的手稿長達數卷，成為法國舊社會的精神遺產，是其願望的最高體現與最終意志的真實表達。這是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份文獻，但這對我來說還遠遠不夠。　　在公共管理已經十分嚴密的國家裡，很少會產生思想、願望、痛苦，也很少會出現興趣和激情—因為它們遲早會暴露在政府面前。瀏覽政府部門的檔案，不僅對其統治手段有了確切的概念，而且能看到整個國家的狀況。如果我們現在把裝滿內政部和各省紙箱的所有密件全部交給一個外國人，他馬上就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你們讀了本書就會了解，十八世紀，政府權力已經很集中，並且非常強大、不可思議的活躍。它資助、禁止或允許某項事業，這些活動從未間斷；它有很多東西可以承諾，有很多東西能夠給予；它以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不僅干涉國家事務的整體方向，還涉及每個家庭的未來和每個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並不張揚，這使得人們不怕將自己最難以啟齒的缺點展現在它面前。　　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研究關於所剩不多的，巴黎或其他外省的公共管理檔案。如我所料，我在其中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包括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見、它的舉措。　　每個人都有其方式暴露自己內心最隱密的想法，就這樣，最終我獲得了當代人未注意的舊社會的許多概念，因為我閱讀的資料是其他人從未見過的。　　隨著研究更加深入，我十分驚訝地發現，於舊制度下的法國任一時期，都能看到許多當代法國鮮明的特徵。我從中發現了無數原以為源自大革命的感情、以為來自大革命的習俗、以為是大革命只留給我們法國人的無數習慣；我時時都能碰觸到深深植根於這片古老土壤的當代社會的根基。每向一七八九年接近一步，我都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促使大革命形成、誕生和擴大的那種精神。漸漸地，我發現這場大革命的全貌就展現在我眼前。它已經顯示出自己的性格和特徵，這就是它本身。在這裡，我不僅發現了大革命之初某些行動的原因，或許還發現了它打算長期建設的那些事物的徵兆。因為大革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法國人似乎要廢除過去的一切；在第二階段，他們則想恢復一部分被他們遺棄的東西。舊制度的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就這樣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幾年後又重新出現，如同某些河流潛入地下，又在不遠處重新湧出，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樣的水流。　　我獻給大眾的這部作品，旨在闡明為何這場大革命幾乎同時在整個歐洲大陸醞釀著，最後卻只爆發在法國；為何它不可阻攔地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那個社會；最後，舊的君主制度何以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崩潰。　　從思想方面來說，我已開始著手的這部作品不應在此結束。如果時間和精力允許的話，我打算要跟隨那些法國人一起穿越這場漫長革命的起伏興衰。不久前，我還和這些本身就是舊制度造就而成的法國人一同無拘無束地生活在舊制度下。我要觀察他們隨著各種歷史事件發生的變化，卻始終保有不變的本質；看他們如何不斷在我們面前重現，相貌雖有所不同，但總能辨認出來。　　首先，我要和他們一起經歷一七八九年的第一階段。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在他們心裡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們不只是要建立民主的制度，還要真的自由；不但要消滅特權，還要彰顯並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這是青春、熱情、自豪的時代，充滿慷慨和真誠的感情。儘管它有各種謬誤，但會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並且很長一段時間都將讓那些想腐蝕或奴役人類的人不得安寧。　　在這場追溯大革命的過程中，我試圖證明以下幾個問題：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誤判，最終放棄了原先的目標、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身邊平等的僕役；為何一個比被大革命推翻的政府更為強大的專制政府，會重新奪得並集中所有權力，取消以如此昂貴代價換來的所有自由，以虛幻的表象取而代之；為何標榜選舉人的普選權即是人民主權，但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也不能集合起來共同選擇某一政策；為何捐稅事務中備受吹捧的「自由表決」制度，只不過意味著被馴服得屈從而沉默的與會者毫無意義的贊成；為何剝奪民族的自治權，使人民喪失權利的主要保障，失去思想、言論和寫作的自由的同時（而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所有戰果中最珍貴、最崇高的東西），政府還能自詡是個擁有自由的政府。　　當我覺得大革命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使命，孕育出新社會的時候，我就會打住。我將只對這個新社會進行考察，我要盡力辨別它在哪些方面與之前的那個社會相似，又在哪些方面與之不同；我們在這場驚天動地的巨大變革中失去了什麼、從中得到了什麼。最後，我要試著預測一下我們的未來。　　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已有部分草稿寫好了，但還不能獻給讀者。我有可能完成這部作品嗎？誰能說得準呢？與民族的命運相較，個人的命運要難以把握得多。　　我希望這本書不帶任何偏見，但我不能肯定我寫作時未懷任何激情。一個法國人談起自己的祖國、想到自己的時代，卻無動於衷，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但想知道病人死於什麼病，還想知道當初他如何可能免於一死；我像醫生似的，試圖在每個變得衰弱的器官中探尋生命的法則。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富有教育意義的圖畫。因此，每當我在前人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喪失，然而卻應是不可或缺的品德—真正的獨立精神、對崇高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某個事業的信仰時，我就特地突顯它。同樣地，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和風俗中，發現那些吞噬舊社會、如今也還在折磨著我們的某些惡行時，我也不忘揭露它們，讓人們看清這些惡行帶來的痛苦，從而對它們還會給我們帶來的不幸有更清楚的認識。　　為達此目的，坦白說，我不怕得罪任何人，無論是個人還是某個階級，無論是輿論還是回憶錄，也無論他們的身分多顯赫。我這麼做時常常感到歉意，但無愧於心。但願那些因我而感到不愉快的人，考量我真誠無私的目的而寬恕我。　　有些人可能會指責我在這本書中，對自由表現出一種非常不合時宜的興趣。他們要我相信，如今在法國，再也沒有人關心什麼自由了。　　我只懇請那些對我提出這種指責的人注意，我對自由的熱愛由來已久。二十多年以前，我在談論另一個社會時，差不多就已一字不漏地寫下了你們將要讀到的內容。　　在未來的茫茫黑夜中，人們已經能看到三條非常明晰的真理。第一條是，如今所有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或許想控制它或削弱它，但並不想消滅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制度。第二條是，世界上所有社會裡，最難長期擺脫專制政府的，正是那些貴族制度已不存在、或不可能繼續存在的社會。最後，第三條真理是，專制制度在上述社會中產生的惡果，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嚴重，因為專制制度比其他任何政體都更有助於這些社會特有的惡行，並促使它們朝著這些社會已經自然趨向的方向發展。　　在上述社會中，人們之間不再因為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關係而有所聯繫，他們出於天性，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總是只考慮自己，將自己封閉在扼殺了公共道德的狹隘個人主義之中。專制制度非但不會和這種傾向爭鬥，反而會使之勢不可擋，因為它使公民不再有任何共同情感和相互需求，不再有相互理解的必要和一起行動的機會。就這樣，它用一堵牆把公民囚禁在私人生活中。人們本來就傾向於獨處，專制制度則使他們彼此隔絕；人們本來就互不關心，專制制度則使他們冷若冰霜。　　在這種社會中，沒有什麼是穩定不變的，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感到焦慮，生怕自己的地位下降，急著要向上爬。由於金錢不僅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不斷易主、能改變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分秒必爭地拚命攢錢或賺錢。於是，不顧一切致富的渴望、對商業的愛好、對安逸和物質享樂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激情。這些激情極其自然地擴散到所有階層，甚至深入到那些向來與此無緣的階級。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們很快就會使整個民族瘋狂、墮落。而專制制度本質上就是為這樣的激情創造條件，並使之蔓延。這些使人消沉的激情對專制制度大有助益，它能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人們的想像遠離公共事務，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顫抖。只有專制制度能為它們提供隱蔽和黑暗之處，使貪婪猖行，讓人以可恥的手段攫取不義之財。如果沒有專制制度，這些激情也可能會很強烈，但有了專制制度，它們就能占據統治地位。　　自由則相反，唯有它能在這種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惡行對抗，使整個社會不致沿著斜坡滑落。的確，唯有自由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人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唯有自由能使人們感到溫暖，彼此相聚，因為公共事務的實施離不開公民的共同協商、彼此信任和與人為善；唯有自由能使他們放下金錢崇拜，擺脫個人日常瑣事的煩惱，時時刻刻都意識到、並感到國家高於一切，近在咫尺；唯有自由能隨時以更有活力、更崇高的激情取代對安逸的迷戀，使公民渴望做比獲取財富更重要的事；唯有自由能創造光明，讓人看清人類的惡行和美德，並做出判斷。　　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以是富裕的，高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民百姓各具份量而顯得強大。在那裡可以看到個人德行，能見到慈祥的父親、誠實的商人和可敬的老闆。你甚至還會遇到優秀的基督徒，因為這些人的國家不在塵世，而他們宗教的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風俗和最專制的制度下造就優秀基督徒。羅馬帝國最腐敗的時期就有許多這樣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你永遠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會不斷地下降。　　這就是我二十年前想到和說過的。坦白說，在那之後，這世界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能讓我改變那時的想法和說法。過去，當自由受到重視時，我表達了對自由的讚賞；現在，自由遭到拋棄，我對它的愛依然不變，人們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妥吧？　　但願人們還希望看到，在這個問題上，我與大多數反對我的人之間的分歧，或許比他們自己認為的要小。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的民族具有正確使用自由的美德，卻出於天性，卑躬屈膝，寧可聽從某個人一時衝動的指揮，也不遵循自己親自參與制定的法律，這是什麼樣的人？我認為這種人並不存在。專制者自己也不否認自由是美好的，只不過他們想獨自享用罷了。於是，他們斷言，除了自己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沒有資格享有自由。由此看來，人們並非是在「如何看待自由」這個問題上產生分歧，而是在對人的尊重程度上態度迥異。所以嚴格說來，表現出對專制政府的愛好，等於公開對自己的國家表示輕蔑，這兩者完全是同一回事。想要讓我轉變態度，恐怕尚需時日。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此刻發表的這本書是一項非常浩大的研究成果。有的章節雖短，卻也花了我一年多的工夫來研究。　　我本來可以把注釋放在每頁下面，但數量太多。我還是喜歡將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在卷末，並注明正文中出處的頁碼。裡面不乏史例和證據，如果哪位讀者覺得本書有必要增補更多史料，我這裡還有許多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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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為何法國人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在為大革命做準備的所有思想和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觀念、以及對公共自由的愛好，是最後才出現的。就像它們曾經是最先消失的那樣。　　人們很早就開始動搖政府這座古老的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還沒有涉及自由的問題。伏爾泰幾乎不去想它。在英國生活的三年讓他看到了自由，卻沒能使他愛上自由。英國自由傳播的懷疑論哲學令他欣喜，其政治法律卻很難打動他，他發現英國的政治法律缺點比優點多。他關於英國的信劄已成為傑作，而議會是他在其中談得最少的。其實他相當羨慕英國人的學術自由，但卻不怎麼關心他們的政治自由，好像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也可以永存似的。　　十八世紀中期左右出現了一些文人，專門論述有關治國的種種問題，因許多原則相似而獲得了共同稱號—政治經濟學家或重農主義者。在歷史上，政治經濟學家沒有哲學家那麼光榮，對大革命之來臨的貢獻也可能少於哲學家，但我認為只有閱讀他們的著作，才能最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真正本質。　　哲學家在治國問題上，幾乎沒有擺脫那些非常普遍且非常抽象的思想；政治經濟學家雖然離不開理論，但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可以想像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需要做的事。　　大革命要徹底廢除的所有制度都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沒有一種制度能搏得他們的好感。而所有可以被視為大革命成果的制度，都是他們事先發起並積極宣導的。幾乎每種制度都可在他們的著作中找到雛形，從中可以找到所有大革命的基本內容。　　此外，從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看到我們十分熟悉的那種民主的革命性格。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對於區分階級簡直是深惡痛絕；他們崇尚平等，即使是受奴役也要平等；妨礙他們實施計畫的事物都必須掃除；契約很難得到他們的尊重，他們不看重私人權力，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他們看來早就不該有私人權力，只有公益事業。不過，一般情況下，他們都是一些性格溫和、安詳、有德行的人，誠實的法官，精明能幹的行政官之類。他們之所以投身這項事業，是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特殊天賦。　　政治經濟學家對舊事物不屑一顧。「數世紀以來，國家一直受某些錯誤原則的統治，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他們從此一觀念出發，所有在法國歷史中已牢牢紮根的古老制度，只要有一點令他們不滿、有損其計畫，都成為他們要求廢除的對象。有個政治經濟學家還建議廢除所有舊的領土畫分、改變所有省分的名稱，這個建議在四十年後被制憲議會採納，並付諸實行。　　在自由制度的觀念在他們腦海出現之前，政治經濟學家就已具有大革命進行的所有社會和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積極宣導食品自由貿易以及工商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並不關心，甚至當政治自由偶爾在他們的想像中出現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加以排斥。大多數人一開始就對評議會、地方附屬權力，以及不同時代在所有民族中建立的、旨在制衡中央權力的所有平衡力量持敵對態度。魁奈說：「在政府中設立平衡力量的制度是個有害的想法。」魁奈的一位友人也說：「人們設想平衡力量制度所依據的那些哲學思想都是虛幻的。」　　他們為反對濫用權力而發明的唯一保障機構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所說：「國民受到啟蒙，專制制度就不可能產生。」他的另一位弟子也說：「濫用權力導致的惡果令人震驚，人們於是發明了無數毫無用處的方法，卻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途徑，便是把司法本質和自然秩序放進長期普遍的公共教育中。」他們試圖以這種文學性的、混亂難解的話，來取代所有政治保障。　　農村一片荒涼，既沒有道路也沒有工業，農民愚昧無知，而政府不聞不問。勒特羅納對此深感悲痛，但他並不認為讓農民自己處理農村事務效果會更好。　　至於杜爾哥，這個因偉大的心靈和卓越的天資而與眾不同的人，並不比別人更喜愛政治自由，或至少他對政治自由的興趣是在公眾情緒的感染下才產生的。對他而言，如同對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政治的首要保障應當是國家按照某些步驟、並以某種精神為原則所實施的公共教育。杜爾哥對這套知識療法，或者就像他同時代的一個人所說的，對某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充滿信心。他在一份報告中向國王提交了一個相關計畫，其中寫道：「陛下，我敢向您保證，再過十年，您的國家將煥然一新，它將因知識、高尚的風俗以及為您和國家效勞的智慧的熱情而遠勝所有其他民族。此刻的十歲孩子們，那時將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他們熱愛國家、不是因恐懼而是出於理性服從統治、樂於幫助同胞、習慣性地承認並尊重司法。」　　法國的政治自由久遭摧毀，政治自由的條件和效果如何，人們幾乎再也想不起。再說，遺留下的那些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是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變得令人懷疑，並使人們經常對它產生偏見。那時還有三級會議，但大部分形式陳舊，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非但無助，反而阻礙社會進步。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代理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不但無法阻止政府作惡，還常常妨礙政府行善。　　借助這些舊的手段來實現他們設想的大革命，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是不可行的。讓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種種計畫，此想法同樣讓他們不滿意，因為很難讓全體人民接納並追隨一個如此龐大、各部分關係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他們覺得利用國王的政府來實施自己的計畫更容易，也更合適。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於中世紀制度，也沒有中世紀制度的痕跡。儘管它有種種錯誤，政治經濟學家卻在其中發現了某些好的傾向。和他們一樣，新政權也出於天性，對地位的平等和法規的統一表示讚賞，也對所有出自封建制度或趨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深惡痛絕。像這樣組織良好、強而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歐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對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簡直是天賜良機。如果那時也像今天這樣時興讓上帝干預一切的話，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天意。勒特羅納說：「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太多了，在法國，瞬間就可以完成改變整個國家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會受到黨派的阻礙。」　　因此，關鍵不在於消滅這個專制政權，而是要使之徹底改變。梅西埃．德．拉．里維埃說：「國家應當按照基本秩序的法則進行統治，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應該擁有無限權力。」還有人說：「國家必須認清自己的職責，然後就可以讓它擁有充分的自由。」從魁奈到修道院院長博多，你會發現他們都是同一類人。　　這些政治經濟學家不僅仰仗王室政府來改革當代社會，還在某種程度上向王室政府借鑑了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觀念。正是在審視那個時代的政府的同時，他們的腦海裡形成了未來政府的另一番景象。　　根據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國家的職責不只是統帥國民，還應當以某種方式提高國民的素養，它必須依照自己事先樹立的楷模來培育公民精神。國家有義務向公民灌輸某些思想，使公民心中充滿某些在它看來必不可少的情感。其實，國家有哪些權力、能做些什麼，這都是沒有界線和限制的。它不只是使人趨向完善，還能使之徹底改變。創造新人類，這個任務也許非國家莫屬！博多說：「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人，就可以造就出什麼樣的人。」這句話可以概括他們的全部理論。　　政治經濟學家所設想的那個強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所見到的任何政權都更大，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盡相同。它不直接源自上帝，不屬於傳統的一部分；它是不具人格的，它的名稱不再是「國王」，而是「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產，而是眾人的產物和代表，因而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於全體意志。　　所謂的民主專制是一種特殊的專制形式，中世紀時仍聞所未聞，但到了政治經濟學家這裡已經習以為常。社會不再畫分等級，不再有階級的標記，不再有固定不變的地位。人民皆由差不多相似且完全平等的個體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認為是唯一合法的主宰，但所有能使他們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權力卻都被剝奪了。他們之上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代理人，此人能以人民的名義做任何事情，無需徵得其同意。監督這個代理人的是無形的公眾理性，對他做出裁決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律。他在法律上是一個從屬的代理人，實際上卻是個主宰。　　當政治經濟學家在身邊找不到任何看來與此一理想相符的東西時，他們就到遙遠的亞洲去尋找。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在其著作中不對中國大肆讚揚，讀他們的書必定會看到這點。由於那時人們對中國的了解不多，我們從他們那兒讀到的都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愚蠢而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最完美的典範，可供全世界所有國家效法。他們眼裡的中國政府，如同後來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中國的君主專制不帶任何成見，為了表示對有用的技藝的尊重，每年都要親自耕地；在這裡，所有官職的錄用均需通過科舉考試，把哲學奉為其宗教，把文人立為貴族階級。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深為感動，心馳神往。　　有人認為我們今天所指稱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新近產生的，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些理論與早期政治經濟學家屬於同一時代。當政治經濟學家利用他們想像中無限強大的政府來改變社會形態時，其他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府來摧毀社會根基。　　如果你讀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裡看到政治經濟學家有關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無限權利的全部學說，看到近年來最令法國震驚、我們似乎正看著它們誕生的許多政治理論：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單調一致、個體行動的機械畫一、法規的嚴酷和公民個性完全消解於集體社會之中。　　《自然法典》的第一條寫道：「社會中的任何東西都不特別作為財產屬於個人。」第二條寫道：「所有制是可憎的，企圖恢復所有制的人都是瘋子和人類的敵人，都將被判處終身監禁。國家必須向每位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供養他們、照顧他們。所有物品將被聚集在公共商場裡，供全體公民享用，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所有城市均按同一規畫建造，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外觀都應相同。所有孩子從五歲起便離開家庭過集體生活，由國家出錢按相同方式撫養。」你大概會以為這本書寫於昨天，其實它已有一百年歷史了。它是在一七五五年，即魁奈創立其學派的那個時代出版的。中央集權和社會主義確實源於同一土壤，二者之間的關係就如同種植的果實與野生樹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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