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俐 　　 　　從北非貧民窟之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0）傳奇的人生在四十六歲的巔峰，因一場車禍嘎然而止，留下文壇不可彌補的遺憾。 　　 　　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爾一個窮人區貝勒庫爾（Belcourt）。父親早逝，寡母不識字，經常三餐不繼。翻轉他命運的是他的小學老師焦曼（Louis Germain）。他發現卡繆的才華，為他課後補習，爭取獎學金，並親自到他家中，說服他的家人，讓他繼續升學。卡繆在諾貝爾得獎感言中，特別將這個獎獻給他的恩師。 　　 　　瘦小的卡繆進入中產階級為主的學校裡，備受歧視，使他意識到階級差異和種族偏見。他成天在街上混，熱衷踢足球，曾想當職業球員，卻在十七歲得了肺病，粉碎他的足球夢。肺病當時是無藥可治的絕症，卡繆一直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但他深受地中海文明的影響，陽光是他生命的底色，海水、沙灘、大自然的美麗和力量是他所有作品的背景。 　　 　　他的寫作是從新聞報導開始的。二十五歲在《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當記者，他深入報導阿爾及利亞山區原住民的悲慘處境。他用筆撻伐不公，主張善待穆斯林。一九四0年到巴黎，進入《巴黎晚報》（France Soir），他為阿爾及利亞反殖民發聲。二次大戰期間，他編《戰鬥報》（Le Combat），從事地下抗德，廢除死刑是另一個他關注的議題，不但在多部作品中批判死刑（包括《異鄉人》），並曾發表專文〈關於斷頭臺的思考〉[1]，反對以任何形式殺人。總之，卡繆不只是哲學家、文學家，更是一位鬥士，終身以行動實踐他的理念。 　　 　　劇場是他另一個熱情。他喜歡團隊合作，組過好幾個劇團，包括「團隊」（L’Équipe）和「工人劇團」（Le Travail），他追求的是一種國民劇場，實踐他一向的信念：以最平易的語言，觸及最大的群眾。 　　 　　他的第一部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年由法國最負盛名的伽利瑪出版，一舉成名，成為文壇最受矚目的明星，且立即被出版社聘為文學顧問。他的辦公室就在人文薈萃的巴黎左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走出二戰陰霾的巴黎，物質短缺，狹窄公寓裡多沒暖氣，於是咖啡館就成為作家、藝術家寫作、討論、會朋友的地方（沙特、西蒙波娃、畢卡索等人都是常客），以花神咖啡館為中心的聖日耳曼區（Saint-Germain-des-Près），就像十八世紀法國的貴族沙龍，成為新思潮蘊育、傳播之所，成為巴黎獨特的一道人文風景。 　　 　　三十出頭的卡繆就是這裡的標竿人物。但與那些在咖啡館高談闊論、畢業於名校的知識精英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都來自他的親身經歷。攝影大師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他留下的神采深植人心：嘴叼一支菸，身穿一襲風衣，他瀟灑知性的魅力，使他情感生活同樣多采。 　　 　　他結過兩次婚，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同時從不少於三位情人。 　　 　　他生命的摯愛無疑是法國戲劇史上迄今無人能及的傳奇女演員卡莎瑞絲（Maria Casarès），她是《誤會》（Le Malentendu）一劇首演的女主角，她寬厚又脆弱的嗓音、層次豐富的表情，卡繆在她身上找到角色最完美的詮釋。兩位劇場人迸出愛情火花，成為一世的心靈伴侶。在十五年間，卡繆寫了八百六十五封信，有時一日數封。[2] 　　 　　一九六0年回巴黎途中，他與出版社好友米歇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座車衝出跑道，卡繆當場身亡，口袋裡還有一張回巴黎的火車票。 　　 　　在回巴黎之前，他寫了四封情書，分別給他年齡、國籍不一的情人。這或許可以為他的「唐璜理論」做個注腳：「既然他以同樣的激情愛她們，每一次都全心投入」，「為什麼為了要愛得深就愛得少呢？」[3] 　　 　　今年是卡繆逝世六十週年。法國正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影響深遠的巨人，並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卡繆的多重人生》（Les vies d’Albert Camus）[4]。是的，短短四十六年，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絕望，他活出了精采的多重人生。 　　 　　這就是人的終極反抗。 　　 ◎文／劉俐 　　 　　「今天，媽媽死了。」簡短、直白、不修飾、沒情感。《異鄉人》突兀開場，也為本書的文字風格定了調：一種中性、冷調、口語化的「零度書寫」，成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經典名句。 　　 　　這種語調塑造了小說的主人翁，也是敘述者——莫禾梭（Meursault）。他是生活在北非法屬阿爾及爾（Alger）的底層人物。身為敘述者，卻不愛說話：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甚至有時話到唇邊，又懶得說。「無所謂」、「沒意義」是他的生活態度。他冷眼敘述他的生活和周遭人事物，不評論，也不企圖尋找意義。 　　 　　他用身體、感覺實實在在地活著：城市的聲音和氣味、夜晚的風、海灘、女友的洋裝和笑容，還有無所不在的陽光。 　　 　　莫禾梭這個人物顯然是來自卡繆的自身經歷。卡繆是法國人所謂的「黑腳」（Pieds-noirs，出身於北非殖民地的法國人），在物質極度貧乏的生活中，地中海的陽光就是他的養分。他說，「貧窮對我從不是苦難，因為這裡有揮霍不盡的陽光。」 [5] 　　 　　太陽是這本小說重要元素：陽光下的海邊嬉戲是人與自然的融合，是感官的頌歌，但陽光也可以是毀滅的力量。母親出殯時，一路揮之不去的是「難以承受的烈陽」。海灘一幕對太陽的描寫充滿殺氣和死亡的意象：剛刀、利刃、長箭、鐃鈸，甚至「整個天空突然崩裂，向大地傾瀉著火雨」，莫禾梭「被整片燃燒著太陽的海灘」推著，他渾身緊繃，手指僵硬，在無意識間，觸到手槍扳機，一個阿拉伯人應聲而倒。一連串偶然、巧合「敲響了噩運之門」，如此荒謬，又如此理所當然。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是大自然暴力的犧牲品。 　　 　　這部小說有篇幅相當的兩部分：第一部是莫禾梭流水帳式的敘述。事件之間沒有因果關連——住在同樓層的鄰居和他的狗，吃飯時與他並桌的動作機械化的女子——呈現的是一個阿爾及爾小人物的日常世界。 　　 　　第二部是莫禾梭無意間成為殺人犯之後，法庭的審訊和行刑。 　　 　　當龐大的司法機關啟動，檢察官和律師開始「俯身檢視」罪犯的靈魂，各自將第一部中不相干的事件串連成「情節」。一個在裡面看到惡魔，一個在裡面看到模範兒子，「一切都是，也全都不是。」如此荒謬，又如此理直氣壯。 　　 　　在法庭上，莫禾梭被排除在外，沒人關心他的說法。他犯的罪並不是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審訊時，無人聞問。法庭是個劇場，檢察官和律師的攻防是精心設計的大戲，每一個手勢、每一種聲調都有盤算好的效果。他們可以用一套詭辯話術，誘使證人說出違背本意的話。莫禾梭作為主角，卻拒絕配合演出。他母喪時不掉眼淚，在法庭上也不誠心悔改。這就構成對社會倫理秩序的威脅，所以他非死不可。 　　 　　莫禾梭是個社會的「異鄉人」，他拒絕迎合世俗的價值，拒絕神父高傲的憐憫，拒絕上帝的救贖。他沒有企圖心，也沒有大情懷，卻可以為不說謊而上斷頭臺。 　　 　　面對死亡，他昂首直視。從母親過世到走向刑場，是一個從荒謬的自覺到反抗的過程。 　　 　　在獄中「充滿徵兆和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這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自己」……「美妙無比的安詳如潮水般浸透我的全身……」他覺得自己一直是幸福的。正因意識到生命的荒謬，才能在悲劇中找到幸福。 　　 　　以死亡開始，以死亡結束，死亡的主題貫串全書。死亡注定人生的一切作為是一場徒勞。但正如希臘薛西弗斯神話中無止盡重複的苦役：「朝向山頂的戰鬥就足以充實人心。」[6]卡繆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承襲法國啟蒙哲人的傳統，卡繆以文學之筆闡揚哲學。《異鄉人》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出版，同年十月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問世。之後有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和《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他著名的「荒謬系列」。 　　 　　在出版近八十年之後，讀《異鄉人》撞擊力不減，是謂「經典」。 　　 　　[1] 〈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發表於《新法蘭西月刊》（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1957, No54、55 　　 　　[2] 卡繆妻子過世後，女兒Catherine將他與卡莎瑞絲的書信整理出版，他們瘋狂動人的愛情，傳誦一時。（《Correspondance, 1944-1959》, Albert Camus, Maria Casarès, Gallimard, 2017） 　　 　　[3] Le Donjuanisme, 《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Gallimard, 1942 　　 　　[4] Les vies d’Albert Camus, George-Marc Benamou導演, 2020 　　 　　[5] ”La pauvreté n’a jamais été un mahlheur pour moi; la lumière y répandait ses richesses.” ——Préface de 《L’Envers et l’endroit》 　　 　　[6] La lutte elle-même vers les sommets suffit à remplir un coeur d’homme。（出自《Le mythe de Sisyphe》, Albert Camus,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