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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時代:從獨裁專屬到滲透民主,強人領導者如何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流與隱憂
-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 出版社:堡壘
- 出版日期:2023-05-24
- 定價: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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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截止日:2024年12月2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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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他們以謊言偽裝野心,以民族主義為藉口,
打著強人的形象,恣意地破壞法治與民主,
從普丁、強生再到川普,強人領導者已從獨裁國家逐漸滲透至民主國家,
成為二十一世紀最令人恐懼的存在......
自2000年以來,強人領袖已成為全球政治的核心特徵,在莫斯科、北京、德里、安卡拉、布達佩斯、華沙、馬尼拉等等,許多強人都已掌權多年。在那之前,我們還在為民主的持續崛起而歡呼振奮,但又是為何在短短二十幾年之內,全球的政治趨勢卻轉變為強人領導為主流,並且持續影響著各個國家呢?
藉由對現實案例的詳實研究、細膩觀察與無數次面對面的親身訪談,《金融時報》獲獎記者吉迪恩‧拉赫曼為我們揭示了強人領袖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以及其對於民主體制、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更為我們展示了許多強人領袖的背景、政治理念和行動,尤其是他們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和宣傳機器來控制信息和影響公眾意見。
拉赫曼更深入探討了不同國家出現強人領袖的社會背景與原因,包括俄羅斯的普丁、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中國的習近平、匈牙利的奧班、美國的川普等等。每一個案例都生動地展示了強人領袖如何利用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
拉赫曼認為,現代強人政治的崛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經濟問題、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政治體系的腐敗、社會不平等、技術進步和通訊革命等因素,都是推動強人政治崛起的重要原因。這些強人聲稱要為民眾站出來反對全球主義,他們鼓勵個人崇拜,更重要的是這些領導人不僅在威權政治體系中運作,也已經開始出現在民主的中心地帶。
拉赫曼強調,現代強人政治的興起威脅著全球的民主體系,它在不斷地削弱著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然而,這種趨勢是可以被打破的。透過了解他們崛起的過程,學會辨識他們的政治軌跡,並輔以民主政治的制度改革、更有效的國際合作、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對新興技術的正確引導等方面的努力,我們可以擊敗這種趨勢,保護民主體系,並為更公正、更自由、更和平的世界做出貢獻。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專文導讀
Cheap| 百萬歷史Youtuber
林齊晧|《udn global 轉角國際》主編
陳鳳馨|News98 財經起床號 節目主持人
李文成|podcast一歷百憂解 主持人 ──盛讚推薦
目錄
導讀 強人時代,民粹橫行──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嚴震生
序章
第一章 普丁──強人的原型
第二章 厄多安──自由改革派到獨裁強人
第三章 習近平──中國領袖個人崇拜再起
第四章 莫迪──強人政治進入全球最大民主國家
第五章 奧班與卡臣斯基──不自由歐洲的崛起
第六章 強生與脫歐後的英國
第七章 美國強人川普
第八章 杜特蒂與東南亞的民主衰退
第九章 沙爾曼王子崛起與納坦雅胡現象
第十章 波索納洛、歐布拉多──捲土重來的拉丁美洲獨裁者
第十一章 阿比‧阿曼德與非洲民主幻滅
第十二章 梅克爾與馬克宏──歐洲對強人的抵抗
第十三章 索羅斯與巴農的理念之戰
最終章 強人時代下的拜登
謝辭
註解
導讀
導讀 強人時代,民粹橫行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嚴震生
上個世紀五○年代研究第三世界的現代化理論,曾比較現代社會及傳統社會最大不同點,在於工業化、都會化、教育普及化、及中產階級的興起,而現代化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人民在選舉時,會根據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及其過去執政的表現,做出理性的選擇,而不會盲目地支持那些屬於同一族群、靠著激情演說、煽動族群矛盾、空有不切實際的政見、但卻不見得能解決問題的候選人。這個理論雖然落實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但更多則出現操弄族群、長期執政的強人政治。本世紀初,當歐美國家出現以強烈民族主義為訴求的民粹選舉政治時,強人世代已成為跨區域、跨政治體系的共同現象。本書作者拉赫曼(Gideon Rachman),透過個人長期擔任《金融時報》新聞記者的經驗及人脈,企圖釐清這個民粹橫行所帶出的強人政治。
強人的興起有國內環境因素、個人人格特質與生活經驗、及國際政治的影響。
國內的因素不盡相同,但大抵上包括移民及難民帶來人口及文化上的衝擊(匈牙利、美國)、社會價值變動引發的政治正確(美國、巴西)、民族主義(俄羅斯、匈牙利、以色列、印度、美國、中國、波蘭)、全球化的負面衝擊及經濟的衰退(美國、俄羅斯、巴西);個人的威權人格特質及成長背景(普丁、杜特蒂、習近平、沙爾曼親王、莫迪),特殊的政治環境及經歷(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影響力式微)、國際政治的影響(英國的脫歐、俄羅斯面臨北歐的東擴)等。
作者雖然在本書中指出強烈愛國主義主導下的民粹思維,提供了強人政治興起的主要背景,個人認為造成今日民粹風潮下強人政治盛行的主要原因,乃是近二、三十年非常受到重視的族群認同。傳統上族群理論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建構論(constructivism)、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或功能論(utilitarianism)、及交易論(transactivism),許多分析家認為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原生論應當逐漸不再是族群認同的重大考量。如果以由移民組成的美國、加拿大、澳洲組成的多族群國家,依照建構論所發展出的新國族認同,會逐漸取代原生論.。此外,根據工具論及交易論的說法,不同族群也會因為個人利益的考量,自由選擇進出不同的族群認同。然而,從民粹主義的強人政治發展來看,族群認同即使經歷過建構的過程或是工具論及交易論的自由選擇,只要祭出原生論,將族群的差異回歸到最基本的生理差異、歷史起源、及文化特質等因素時,其它的理論就被棄置一旁。換句話說,族群認同並非個人可以主觀認定,而是取決於客觀環境中,是否被主要群體是否接受的意願。
所有的強人統治最終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強人統治下所維持的意識形態及威權體制很難在他離世後完整地保留或存續。然而,就以個人長期研究的非洲為例,確實有不少長期執政的領導人在上世紀九○年代被迫展開民主化後,輸掉選舉,如馬拉威的班達(Hastings Banda)及尚比亞的孔達(Kenneth Kaunda),也有輸掉選舉後捲土重來贏回政權者,如貝南的柯瑞寇(Mathiew Kérékou)及聖多美普林西比的達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另有持續贏得選舉然後在兩任後如期下台者如肯亞的莫伊(Daniel arap Moi)及迦納的羅林斯(Jerry Rawlings),當然也有持續贏得選舉並不斷連任,直到死在任上者如加彭的邦戈(Omar Bongo)和多哥的納辛貝(Gnassinbé Eyadéma)。後兩者的兒子持續執政十多年,雖然沒有兩人父親那麼強勢,但基本上都能延續政權,可以說是對本書作者樂觀結論的一個反諷。
非洲許多目前的強人,並沒有當年爭取獨立的開國國父或元老級政治人物的身份,但強人政治的文化已經建立,後繼者仍然得以維繫這個統治的方式。換句話說,許多政治人物或許剛上台時,並沒有展現出強人的特質,甚至是還因為繼強人之後執政,會讓外界有一個錯覺,就是他們無法承接強人死後的權力真空,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所預料者,舉例來說,埃及強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過世後,許多人都不看好繼任的沙達特(Anwar Sadat),但他能夠率領埃及在一九七三年的以阿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中討回顏面,後續還簽訂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強人。在他被刺殺後,國際社會不認為他的副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能夠填補當時的權力真空,但後者繼續掌權近三十年,直到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時才被推翻。隨後,儘管經過多黨民主選舉產生文人政府,但還是被軍事政變推翻,如今執政的又是一個強人艾爾西西(Abdel Fattah el-Sisi)。
另外,本書提到執政長達十七年的衣索比亞強人總理梅勒斯(Meles Zenawi),在仍年富力強時遽逝,一度引發群力真空的擔憂,但六年後目前的總理阿比(Abiy Ahmed)上任後,終結衣索比亞與鄰國厄立垂亞長達二十多年的衝突,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兩年後在該國提格雷(Tigray)地區出現內戰,而阿比所展現的強勢作風,特別是對人權的破壞,迫使國際社會對他重新評估。看來阿比是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梅勒斯,特別是衣索比亞是內閣制的國家,總理沒有任期的限制,可以長期執政。
強人的出現有時並非其有特殊的人格特質,或是有較為民粹的訴求,而是時間久了就自然成為強人。舉例來說,喀麥隆的畢亞(Paul Biya)、烏干達的穆索維尼(Yoweri Museveni)、及剛果共和國的恩奎索(Denis Sassou Nguesso)都是在位長達三十五年或四十年以上的領導人,他們單憑在位時間的長久,就足以在國內及非洲的國際政治環境中,成為強人。換句話說,位置坐久了,而沒有被推翻,就代表此領導人有強人的能耐,在非洲只要在位超過十年以上(通常憲法所賦予的兩任任期),就被視爲有成為強人的可能,超過十五或二十年者,就自然成為新的強人,因此非洲代有強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
民主國家的歐美,雖然總統的任期受到限制,但仍有可能會在任期內展現出強人政治的文化,而後續想要贏得選舉者,也有可能採取民粹的方式,贏得選舉,讓強人政治並沒有因人亡政息,這是看完本書個人要提出的警語,就是民粹政治下的許多第三世界一些較為自由國家出現民主倒轉(democratic reverse)的情形、部分原先預期會逐漸走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則從未發生,另外已展開民主化的國家,未完成預期的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的美國,也因為川普大搞民粹,讓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提出民主衰退(democratic decline)或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不僅出現裂痕(cracks),更有可能走向民主崩解(democratic collapse)。第三世界的民主表現不如預期,我們或許可以歸諸於其經濟發展尚未到達一定的程度,或是缺乏民主價值的公民文化,但是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或美國也走向民粹的強人政治,那才是倡議民主政治者所始料未及的發展。
內文試閱
二〇一八年春天,美國白宮正籌備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與金正恩(Kim Jong-un)的會面。鄰近白宮的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之地,我前往拜訪時,川普幕僚難為情地笑著說:「總統喜歡與獨裁統治者面對面打交道。」
顯然連一些川普的高級幕僚都為他對獨裁者的愛好感到不自在。白宮裡的人心知肚明:川普本人讓獨裁者慣習滲入了世界最強大的民主體系核心。川普總是口出狂言而且熱愛軍隊遊行,他容忍各種利益衝突,卻不能容忍記者與法官,這些特點在在展示了政治中的「強人風格」,而成熟的西方民主體制原本與這樣的政治風格完全沾不上邊。
川普其實趕上了時代浪潮,二〇〇〇年起強人領袖成為國際政治焦點,從俄羅斯、中國、印度、土耳其、匈牙利、波蘭、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到巴西,自封為「強人」的領袖紛紛登上各地政治舞台,而且目前全為男性。
這些領袖大多為民族主義人士和文化保守派,他們拒絕接納少數民族和異議者,也對外國人漠不關心。在國內他們自稱代表一般百姓對抗菁英分子,在國外他們號稱能夠作為自己國家的代表,而他們所到之處都會引發一波造神運動。仇恨言論讓強人政治成長茁壯,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時,仇恨言論不再只是紙上談兵: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啟了一九四五年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於二〇〇〇年掌權,開啟了強人政治的篇章,未來十年的國際政治也依然會圍繞著強人議題打轉。美國政壇依然籠罩於川普的陰影之下,川普甚至可能在二〇二四年再度投入總統大選。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二十一世紀的新興強國也紛紛落入強人政治的圈套中,這兩國的政治體系完全不同,但是習近平與莫迪(Narenda Modi)同樣以個人風格強烈的方式帶領國家。兩國同樣推崇民族主義與強權,並且對自由主義保持強烈的敵意。俄羅斯與土耳其是歐盟東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兩國同樣都由強人領袖治理,俄羅斯總統普丁與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皆已統治長達二十年。強人風潮也從匈牙利與波蘭進入歐盟,這兩國分別由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和波蘭總理卡臣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治理。連英國的強生(Boris Johnson)都透露出強人的跡象,這點從他對法律、外交以及黨內異議的態度都可見一斑。巴西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兩個國家,他們的領袖分別是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與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簡稱 Amlo)。巴西的波索納洛為極右派,墨西哥的歐布拉多則為左派民粹,但兩位統治者都符合強人形象:他們皆把自己塑造成崇拜對象,而且同樣對國家法治不屑一顧。
上述國際局勢點出了本書重點:強人政治並不專屬於威權體制。在民主政體中的民選政治人物身上,也很容易觀察到強人的跡象。像川普這樣民主體制下的強人受到法治約束,這點使他們與習近平或普丁等人不同。但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總統川普、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與巴西總統波索納洛的意念和威權體制下的強人領袖相去並不遠。
世界各地強人領袖的崛起徹底顛覆了國際政局,我們面對的是自一九三〇年代起就嚴重打擊自由民主的嚴峻挑戰。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破局面後,全球的政治自由經歷了大約六十年的進步。這段路程相當顛簸,民主的定義也有許多分歧,不過大方向是一致的。在一九四五年,全球只有十二個民主國家。到了二〇〇二年,民主國家增加到九十二國,首次超越獨裁國家的數量。
自那之後,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一路超前獨裁國家。但如今民主體制面臨衰退,美國每年調查全球政治自由度的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表示,二〇二〇年是全球自由度連續衰退的第五年。冷戰過後公民自由與政治自由有所提升,但是二〇〇五年起局勢出現了改變。二〇〇五年後,每年自由度衰退的國家數量超過自由度成長的國家。自由之家提到:「已經歷經長期衰退的民主目前情況更加惡化。」這樣的發展與強人政治崛起息息相關,因為在強人體制下,政治領袖的意念強壓在國家法治之上。
作者資料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金融時報》的外交事務專欄作家。 2016年榮獲歐威爾新聞獎,並被評為歐洲新聞獎的年度評論員。此前,他在《經濟學人》工作15年,曾在華盛頓、曼谷和布魯塞爾擔任駐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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