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潮濕的十月午後，我兩歲的孫子在池塘邊的網子裡發現了一個黑暗圓形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他用剛學會的詞彙問道。他已經認識老鼠、田鼠、鹿和狐狸，但這個生物讓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那是個特別的生物，是一隻刺蝟。我們嘗試輕輕地把牠搖出來，但牠只是微微顫抖了一下。牠似乎不太健康。我告訴孫子不要碰牠，因為很刺人，然後我丈夫拿來一個箱子。「戳牠，哎喲！」我孫子說。 我的丈夫金是約克郡一名獸醫的兒子，但對動物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與其他一些六十多歲、部分時間住在鄉村的後疫情時代夫婦不同，我們並沒有養狗。有時候，遛狗的人會用側眼並帶著同情看我們，安慰我們說自己的寵物不會咬人。其他時候，他們會直接問道：「你們的狗在哪裡？」 我也在逐漸放棄騎馬穿越諾福克海灘的生活夢想了。今年我唯一的騎馬經驗是參加了一個兒童小跑班，我的夏爾馬恭敬地跟在他們的雪特蘭小馬後面。 然而，當我丈夫面對刺蝟時，他內心的某些東西似乎被融化了。那是什麼？有點像托爾金筆下的一個來自異地的生物，身處險境。這是一個堅韌且性情溫和但處於危險中的生物。 詩人泰德．休斯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發現刺蝟時的感受： ……聽到樹籬中傳來一陣騷動，過了一會兒，一隻刺蝟搖搖晃晃地走出來，快活得就像你想像的那樣，顯然是出來尋歡作樂的。我想牠可能會成為一個愉快的夜間伴侶，所以把牠帶了進來。 過了一會兒，我發現牠消失了，後來聽到一個聲音，就像一個小孩子在啜泣，但非常微弱，持續了很久。我循聲找到了一堆箱子，發現我的同伴把鼻子壓在角落裡，淚水滿面，抽泣和哽咽不停。我真想因為同情而親吻牠。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刺蝟這麼有同情心。 刺蝟的聲音似乎非常能捕捉人心——牠們可以發出尖叫、啁啾、喘息、噴氣、嘶嘶聲和歌聲，雖然有位曾遇到正在交配中的刺蝟的朋友說（刺蝟如何交配是科學和文明探索中的一大問題），那個場景就像撞見某種異教的狂歡儀式。 我們的小刺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金用雙手捧起，把牠放在一個紙箱裡，而我則準備了一些牛奶和麵包──單這一句話中就有三個基本錯誤，我們對刺蝟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然後，祖先的本能發揮了作用。對我丈夫來說，是一代人的經驗；對刺蝟來說，是數百萬年的生存智慧。金試圖找到刺蝟冬眠和不適時驚醒之間的溫度，並將箱子移近爐子。然後，他拿起梳子和一壺溫暖的鹽水，小心翼翼地清理刺蝟眼中的蒼蠅。 我的孫子從警戒的距離觀察著，身上還穿著雨衣和橡膠靴。他拿著一根樹枝，希望能用它作為某種電擊器。「現在可以戳牠嗎？刺蝟？」 金搖了搖頭，用著低沉、像外科醫生的語氣說：「我擔心這個小傢伙可能撐不久了。」他站起身，皺著眉頭看向手機。 天色逐漸昏暗，灰黑色的天空中夾著一線白光。經過一週的大風，樹葉紛紛落下，只有我父親送給我們的那兩棵酸蘋果樹仍堅挺著，綠色和紅色交織如格子。整個景色在顫抖，這本該是一天中，刺蝟準備以出乎意料的快速步行，朝著我們種植的小山楂樹和玫瑰叢走去的時刻。 10年前，我們搬到這個家時，無意間為刺蝟創造了理想的生活環境。當時，我們拆除了網球場，改種植一片野花區，還培植了山毛櫸樹籬和一排排果樹，我們還建造一個人工池塘，在淺水區種植蘆葦和百合。 在東安格里亞（East Anglia），大片開闊的耕地不適合刺蝟棲息，但是我們這片擁有草坪、果樹、黑莓灌木叢和落葉的地方，不知不覺吸引刺蝟到來。然而，當一隻刺蝟悠然走出來時，卻因為我們放置的一根長柄池塘清理網，令牠墜入致命的陷阱中…… 2021年秋天，我92歲的父親罹患了嚴重的心臟衰竭，他正在醫院裡接受治療。 我去他家為他拿些東西，那裡有他最喜歡的扶手椅，旁邊是一張小茶几，桌上放著他的閱讀眼鏡、摺疊好的《泰晤士報》（The Times）、一堆關於鳥類、古典音樂或教會的書籍，還有他的雙筒望遠鏡。這些物品是他的最佳寫照，就像老派的BBC 第4臺。 椅子上沒有父親那熟悉的身影，看起來格外空蕩。以前他總會在我進入他們的小平房時，立刻站起來迎接：「親愛的，見到妳真好！」 最近，父親越來越站不穩，走路有時需要扶著牆壁，還開始圍圍巾，我沒有多想，以為他是因為年紀大了比較慎重，後來才知道他是為了防止咳嗽。 每個星期天，父親都會來我們家吃午餐。有一次，他打電話說今天想安靜的待在家裡，這讓我很驚慌，是他的胸口出了問題嗎？我帶他去了急診室，他看了醫生，拿了一些藥，然後回到家中。他以為那晚能睡得更好。兩天後，他突然倒下，原因是心臟衰竭加上肺炎。 我們誰都還沒準備好面對這種時刻，如同鄧約翰（John Donne）在《勿忘你終有一死》（Memento Mori）中的一句話：「我不敢移動我昏暗的眼睛／絕望在後，死亡在前，令人如此恐懼。」 父親在醫院裡住了一週。由於防疫規定禁止探視，我每天都會留下小紙條給他，還有一份《泰晤士報》。我能帶給他什麼消息？一隻小刺蝟的命運似乎正合適，不太嚴肅，也不太費心，是一個關於康復的故事。 父親的情況並不樂觀，醫院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一位醫師打電話來解釋，心臟可以透過藥物控制，但也只能如此，沒有其他治療方法，另一位醫生則用手勢向我解釋心臟的運作方式，然後演示了心臟衰竭後的運動方式──幾乎沒有運動。如果我的孫子看到這個情況，他可能會用他手上的棍子來探測心臟是否還有動靜。 醫生讓他留院做進一步檢查。他的尿液中有血，肺部有積液，院方問他是否同意在床尾放置一個「放棄急救」的標誌，但父親不願意這麼快放棄，他搖頭：「不，不，不。」他對生命的抗爭，現在成了意志力的較量。 將近八年前，我父親在帕普沃斯醫院（Papworth Hospital）接受了一次心臟手術，醫生告訴他，這次手術後可以延長五年壽命。我們每個人都是靠著借來的時間勉強維持生命，而我父親卻比當初所預期的，還要多了三年。當時，我在加護病房裡尋找父親的身影，他在布簾後面，身上連接著各種儀器，呼吸急促，我告訴他，那些嗶嗶聲和刺眼的燈光終會消失，貝多芬的音樂和鳥鳴將再度回響，我們會讓他回到這個世界。 但這一次，我不確定能否再次做出相同承諾，他虧欠命運的肉體正在逐漸消逝，格子襯衫似乎再也包裹不住他的生命。 我開始聽到醫生們的談話，包括我的表哥，他們選擇了一種特定的措辭，這是醫生們為了讓人們逐漸接受悲痛而不至於顯得太過突然：「可能是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我們正在步入最黑暗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