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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將呈現作者參與完成的四項專題報導及其幕後故事，其中三篇並囊括了二○○五年重要新聞獎項。按內文依序為：
一、「體檢公共建設」專題（獲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
在閒置公共建設的荒蕪破敗景象背後，看見了民眾對於各級政府浪費公帑、官商勾結人謀不臧的心痛憤怒。
二、「休耕啟示錄」專題（獲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
在全國農地遭到盜採破壞、政府休耕政策執行失當的情景背後，看見了老農對於這片土地無可剝奪的深厚情感與生命情懷。
三、「全台飆節慶」專題：
在各縣市競飆政績、每年大量「製造」節慶活動的歡樂氣氛背後，看見了民眾希望提升文化內涵的想望與渴求。
四、「追尋媒體公共化」系列評論（獲第三十一屆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
在黨政軍勢力退出廣電媒體的拉鋸過程背後，看見了閱聽大眾對於廣電媒體亂象的無奈與厭惡。
然而，這四項新聞作品雖然形式、內容不同，但基本信念卻是一樣的：希望回歸新聞工作原點，努力看見人民的真實情感，對政府進行更有利的監督。
這些觀察角度其實卑之無甚高論，這些社會現象與人民情感也早已存在，但在彷彿永無止境的政治口水、政黨惡鬥與藍綠撕裂中，記者太容易忘卻用這樣的視野去看待台灣社會，也太容易忘卻用應該這樣的心情重回當初投入新聞志業的初衷。
媒體環境的惡質競爭與艱難困頓，不該成為新聞工作者放棄努力的藉口。任何新聞工作都必須歷經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劇烈拉扯，才可能在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中摸索前進、求取平衡。新聞工作者固然不應自我膨脹，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某些努力雖然在短時間內看不到改變的成果，但只要不輕言放棄，這些「做多少，算多少」的努力，仍然會在每個新聞工作者的生命歷程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
目錄
〈出版緣起〉為優質新聞與傑出記者而努力 ◎蕭新煌
〈自 序〉回到原點──在另一個黑夜中尋找星星 ◎何榮幸
〈專文推薦〉尋找指路的星星 ◎王健壯
〈專文推薦〉出色的新聞報導永遠會吸引讀者 ◎黃清龍
〈專文推薦〉記者的勞動：另一種「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馮建三
〈導 論〉歸零與累積之間
◎ 第一章：感受人民憤怒──「體檢公共建設」專題的幕後故事
意外的暑假作業／內心苦惱，尋找出路／團隊合作，爭取空間／「深喉嚨」臨門一腳／逆向思考法／臨時抱佛腳／政治人脈派上用場／具體感受人民憤怒／版面動態拉鋸／初試啼聲，建立信心／讀者迴響，最大欣慰／自我反省檢討／頒獎典禮角色錯置／尋找撼動人心力量
※附錄一：第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得獎作品──「體檢公共建設」專題
◎ 第二章：記者的自我改造──「休耕啟示錄」專題的幕後故事 《無米樂》的感動／頭皮發麻思考期／消去法撥開迷霧／化繁為簡與小題大作／從「現代佃農」到「細妹的田」／原始採訪計畫／休耕政策後遺症／「大峽谷」與「毒龍潭」令人痛心／與崑濱伯歡喜相會／難忘的驚魂夜／專題名稱傷透腦筋／熊貓與老農的戰爭／完結篇延宕，憤怒抗議／現實政策衝擊／與吳豐山三度同台／自我改造感言 ※附錄二：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得獎作品──「休耕啟示錄」專題
◎ 第三章：一指向人，四指向己──「全台飆節慶」專題的幕後故事 克服怯懦，寫下小故事／再度主動出擊／新瓶如何裝新酒／糖果文化節的Hello Kitty秀／另類官員傳遞的感動／關鍵性評鑑報告難產／力挽狂瀾，驚險改稿／蠟蠋兩頭燒，辛苦付出／龍應台等各界迴響／慶幸沒有自我設限／回歸新聞志業初衷 ※附錄三：「全台飆節慶」專題
◎ 第四章：評論者的信念──「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系列評論的幕後故事
兩種美麗的誤會／投入媒體改革運動／在主流報業內激進／偷學司馬評論工夫／不斷摸索與練筆／決定推動公共化／加入中時筆陣／「偷渡」個人信念／抨擊扁政府人事酬庸／評論者的焦慮掙扎／狗吠火車，意外獲獎／從中立者到鼓吹者／公共型知識份子的挑戰 ※附錄四：第三十一屆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得獎作品──「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
◎ 第二章：記者的自我改造──「休耕啟示錄」專題的幕後故事 《無米樂》的感動／頭皮發麻思考期／消去法撥開迷霧／化繁為簡與小題大作／從「現代佃農」到「細妹的田」／原始採訪計畫／休耕政策後遺症／「大峽谷」與「毒龍潭」令人痛心／與崑濱伯歡喜相會／難忘的驚魂夜／專題名稱傷透腦筋／熊貓與老農的戰爭／完結篇延宕，憤怒抗議／現實政策衝擊／與吳豐山三度同台／自我改造感言 ※附錄二：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得獎作品──「休耕啟示錄」專題
◎ 第三章：一指向人，四指向己──「全台飆節慶」專題的幕後故事 克服怯懦，寫下小故事／再度主動出擊／新瓶如何裝新酒／糖果文化節的Hello Kitty秀／另類官員傳遞的感動／關鍵性評鑑報告難產／力挽狂瀾，驚險改稿／蠟蠋兩頭燒，辛苦付出／龍應台等各界迴響／慶幸沒有自我設限／回歸新聞志業初衷 ※附錄三：「全台飆節慶」專題
◎ 第四章：評論者的信念──「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系列評論的幕後故事
兩種美麗的誤會／投入媒體改革運動／在主流報業內激進／偷學司馬評論工夫／不斷摸索與練筆／決定推動公共化／加入中時筆陣／「偷渡」個人信念／抨擊扁政府人事酬庸／評論者的焦慮掙扎／狗吠火車，意外獲獎／從中立者到鼓吹者／公共型知識份子的挑戰 ※附錄四：第三十一屆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得獎作品──「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
序跋
〈自序〉回到原點──在另一個黑夜中尋找星星 ◎文／何榮幸
人生無法重來，但是，對於人生的想望可以回到原點。 對我來說，過去十五年記者生涯的原點，是從很小的時候，母親鼓勵我寫出一篇篇作文，投稿到《王子》雜誌和《國語日報》開始。 我的母親鄭也女士，雖然只有小學肄業，卻很神奇地了解閱讀與寫作的美好。她自己看不懂書，卻常常帶我和弟弟走很長的路，到離家裡最近的一間小圖書館借書，或是坐很遠的公車，去八德路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大開眼界，我的童年就這樣從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看到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 後來高中聯考沒考好，五專聯考卻上了台北工專，親友都建議男孩子應該朝理工發展才有前途，只有母親了解他的兒子根本不是這塊料，獨排眾議成全我想要讀大學的固執念頭；沒想到我在高中校刊社混了三年，大學聯考當然落榜，母親再度承受周遭冷眼嘲諷，陪我走過人生最黯淡的南陽街重考歲月。 沒有母親的一路守護，我不可能在台大校園感染自由學風；沒有母親的開明民主，我無法自由率性投入新聞志業。沒有母親，我的人生將會是完全不同的風景。 一九九一年退伍後，為了讓我的第一次工作面試留下好印象，幾乎從來不到百貨公司購物的母親，硬是狠下心帶我去百貨公司買了生平第一套西裝。我從領到第一份薪水起就只留下生活費，其餘全數交給母親償還被親戚拖累的舊債。母親、我和弟弟三人相依為命，並不以人生為苦。 剛當記者時主跑街頭群眾運動，汽油彈、火燒車、鎮暴警察、噴水驅離都不陌生，母親三天兩頭掛念注意安危；後來開始寫起評論文章，筆下流彈四射炮火猛烈，母親提心弔膽還是放不了心。等到街頭風平浪靜、評論較會拿捏分寸，母親卻又在每天剪報留存後叨念著兒子睡眠太少。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會希望，二○○五年以不同作品獲得曾虛白、吳舜文、卓越等三項新聞獎的幸運，能夠在母親生前出現。母親過世第三年，三度站上頒獎台致詞時，再多的言語都無法述說母親對我的深遠影響，再多的感念都難以彌補母親未及目睹的遺憾。 台灣傳播生態愈來愈惡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尊嚴更不斷下降，在這種長期焦慮掙扎的環境中，我不斷試圖在體制外媒體改革運動尋找出路，並在主流媒體內爭取突圍空間，但也幾度疲憊無力到想要離去。 在這些沮喪倦勤的時候，我在母親無怨無悔呵護下學會的正面思考與樂觀性格，總是一次次鼓舞自己不要輕言放棄。因為母親很早就讓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獲得了什麼東西，而是自己的選擇有沒有意義。只要基本價值與信念依舊存在，最初的熱情就不會完全消失。 我也在母親身上學會堅強與從容。學會堅強，才能面對新聞工作的巨大壓力、隨時可能出錯、永遠無法完美、以及外界的批判質疑；學會從容，才能以耐心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以歷史視野看待當下的新聞工作，並且嘗試將挫折無力轉化為屬於自己的生命厚度。 儘管如此，我在人生功課與新聞志業上，仍有太多必須沉澱反省之處，而這正是母親留給我的漫長習題。 與許多值得尊敬的新聞前輩及優秀同業相較之下，我的記者生涯實在微不足道，得獎過程更只是偶然，因此，不少朋友鼓勵我寫下得獎作品的幕後故事與專業方法論，希望能對有志於新聞工作的朋友有所啟發助益時，我幾度自覺心虛而難以下筆。 對我來說，新聞工作是一種內在探索與自我改造的過程。之所以最後仍蔽帚自珍，是想要藉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僅以此書向母親報告，我依舊在她成全與捍衛的新聞志業中努力奮鬥。 這本書獻給母親鄭也女士，無論這條路能夠走多遠，內心深處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交戰有多麼煎熬，我都希望能對自己負責交待，更希望母親的遙遠守望能夠安心。 新聞前輩王健壯、黃清龍及傳播學者馮建三應允為本書作序，我深感「榮幸」。由於王健壯總編輯的序文已另外觸及新聞工作者的「世代對話」深刻意涵，因此徵得其同意後，在此回應與延續這項別具意義的對話。 許多走過戒嚴時代威權高壓，歷經時代變遷大風大浪的新聞前輩，可能會認為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已經非常「幸福」。新聞前輩在黑夜中尋找指引方向的星星，我們這一代卻享有自由寬廣的發揮空間，既沒有挺身而出的風險，也沒有曲筆為文的委屈，應該珍惜得來不易的幸福才是。 從爭取言論自由、突破政治禁忌的角度而言，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的確是幸福的。我們不必再擔心老大哥監視，也不必再憂慮莫名文字獄，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踩著新聞前輩的腳印前進，再也不會重回威權體制下的桎梏心靈，沒有理由再抱怨有志難伸、有氣難平。 然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已陷入另一個漫長的黑夜，有著不同的苦悶與焦慮，依舊難以找到指路的星星。 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雖已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卻是媒體老闆的鮮明立場，以及廣告主無孔不入地強勢入侵，新聞專業依舊飽受媒體意識型態與政商力量的干預侵蝕；新聞工作者雖有更大發揮空間，但媒體政治立場分明、收視率掛帥、羶色腥當道、侵犯基本人權卻讓新聞專業尊嚴蕩然無存，新聞工作權在不景氣聲中更是風雨飄搖。 也就是說，過去箝制新聞自由的敵人雖然恐怖巨大，卻可能透過挑戰威權體制的途徑看見幽微亮光；現在「敵人」已不時化身為媒體老闆、高層主管、各類廣告主、收視率競爭、閱報率調查、自由市場機制、經濟不景氣、記者自我設限、工作權朝不保夕，密密麻麻包圍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還看不出整體脫困的有效途徑。 此外，在多元異質、價值分殊的民主年代，社會各領域迅速自主成長，需要不同的專業能力細緻看待，新聞工作者的時代挑戰早已改變；而在方向座標模糊、藍綠兩極撕裂的不同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出現不同的無力感，毋寧已是極其自然的結果。 解嚴將近二十年的今天，媒體早已成為各界公認的社會亂源之一。在當前眾聲喧嘩的年代尋找星星，真的比在過去是非分明的年代容易？我們很可能是在另一個漫漫長夜裡煎熬嘆息，鼓起勇氣試圖以不同的姿勢突圍而已。 希望這樣的世代對話開端，能夠有助於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重新思索自身處境，學習新聞前輩令人敬佩的勇氣與心路歷程，自我策勵方向感與使命感，在另一個黑夜中找到指路的星星。 我要特別感謝過去三年《中國時報》國會小組同事陳嘉宏、黎珍珍、蕭旭岑、高有智、江慧真、陳重生、何博文、林諭林、范姜泰基、曾薏蘋、攝影記者柯承惠的團隊努力，以及中時編採部門主管黃清龍、夏珍、張景為、吳典蓉、言論部門主管倪炎元、莊佩璋等人的支持，加上媒體改造學社、台灣記者協會朋友的相互勉勵，我才會出現連獲三項新聞獎的幸運。 本書能夠在我四十歲這一年出版，則必須感謝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資深媒體記者出版獎助計畫」的促成，《中國時報》相關同事授權提供附錄作品與照片，攝影中心主任黃子明、編政組小鳳、法務室蔡嬌櫻的協助，卓新獎執行長邱家宜、執行祕書陳靜雲、商周出版編輯陳伊寧等人的催稿與努力，以及好友夏瑞紅對於寫作方向提供的寶貴意見。 最後，我能夠走過生命與工作中許多沮喪失望的夜晚，最感謝的是愛妻淑媛的支持與鼓勵。 淑媛不但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更是我在人生途旅與新聞志業上最重要的伴侶。我們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與革命情感，同一屆在台大求學、先後進入《自由時報》與中時報系、一起催生成立台灣記協，我們的不同興趣則相互感染，彼此分享人生所有喜怒哀樂，希望未來攜手走更長遠的路。 儘管人生挑戰複雜多變，新聞工作更是載浮載沉，但我相信，對於人生目標與新聞理想，永遠可以回到最初的原點重新思考。 因此，得獎之後，我和淑媛到台北縣「北海福座」母親靈前上香，把三座獎項當做送給母親的最好禮物，帶著微笑問她：「親愛的媽媽，這一年發生的一切，在我很小的時候，妳就已經全都知道了吧？」
人生無法重來，但是，對於人生的想望可以回到原點。 對我來說，過去十五年記者生涯的原點，是從很小的時候，母親鼓勵我寫出一篇篇作文，投稿到《王子》雜誌和《國語日報》開始。 我的母親鄭也女士，雖然只有小學肄業，卻很神奇地了解閱讀與寫作的美好。她自己看不懂書，卻常常帶我和弟弟走很長的路，到離家裡最近的一間小圖書館借書，或是坐很遠的公車，去八德路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大開眼界，我的童年就這樣從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看到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 後來高中聯考沒考好，五專聯考卻上了台北工專，親友都建議男孩子應該朝理工發展才有前途，只有母親了解他的兒子根本不是這塊料，獨排眾議成全我想要讀大學的固執念頭；沒想到我在高中校刊社混了三年，大學聯考當然落榜，母親再度承受周遭冷眼嘲諷，陪我走過人生最黯淡的南陽街重考歲月。 沒有母親的一路守護，我不可能在台大校園感染自由學風；沒有母親的開明民主，我無法自由率性投入新聞志業。沒有母親，我的人生將會是完全不同的風景。 一九九一年退伍後，為了讓我的第一次工作面試留下好印象，幾乎從來不到百貨公司購物的母親，硬是狠下心帶我去百貨公司買了生平第一套西裝。我從領到第一份薪水起就只留下生活費，其餘全數交給母親償還被親戚拖累的舊債。母親、我和弟弟三人相依為命，並不以人生為苦。 剛當記者時主跑街頭群眾運動，汽油彈、火燒車、鎮暴警察、噴水驅離都不陌生，母親三天兩頭掛念注意安危；後來開始寫起評論文章，筆下流彈四射炮火猛烈，母親提心弔膽還是放不了心。等到街頭風平浪靜、評論較會拿捏分寸，母親卻又在每天剪報留存後叨念著兒子睡眠太少。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會希望，二○○五年以不同作品獲得曾虛白、吳舜文、卓越等三項新聞獎的幸運，能夠在母親生前出現。母親過世第三年，三度站上頒獎台致詞時，再多的言語都無法述說母親對我的深遠影響，再多的感念都難以彌補母親未及目睹的遺憾。 台灣傳播生態愈來愈惡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尊嚴更不斷下降，在這種長期焦慮掙扎的環境中，我不斷試圖在體制外媒體改革運動尋找出路，並在主流媒體內爭取突圍空間，但也幾度疲憊無力到想要離去。 在這些沮喪倦勤的時候，我在母親無怨無悔呵護下學會的正面思考與樂觀性格，總是一次次鼓舞自己不要輕言放棄。因為母親很早就讓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獲得了什麼東西，而是自己的選擇有沒有意義。只要基本價值與信念依舊存在，最初的熱情就不會完全消失。 我也在母親身上學會堅強與從容。學會堅強，才能面對新聞工作的巨大壓力、隨時可能出錯、永遠無法完美、以及外界的批判質疑；學會從容，才能以耐心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以歷史視野看待當下的新聞工作，並且嘗試將挫折無力轉化為屬於自己的生命厚度。 儘管如此，我在人生功課與新聞志業上，仍有太多必須沉澱反省之處，而這正是母親留給我的漫長習題。 與許多值得尊敬的新聞前輩及優秀同業相較之下，我的記者生涯實在微不足道，得獎過程更只是偶然，因此，不少朋友鼓勵我寫下得獎作品的幕後故事與專業方法論，希望能對有志於新聞工作的朋友有所啟發助益時，我幾度自覺心虛而難以下筆。 對我來說，新聞工作是一種內在探索與自我改造的過程。之所以最後仍蔽帚自珍，是想要藉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僅以此書向母親報告，我依舊在她成全與捍衛的新聞志業中努力奮鬥。 這本書獻給母親鄭也女士，無論這條路能夠走多遠，內心深處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交戰有多麼煎熬，我都希望能對自己負責交待，更希望母親的遙遠守望能夠安心。 新聞前輩王健壯、黃清龍及傳播學者馮建三應允為本書作序，我深感「榮幸」。由於王健壯總編輯的序文已另外觸及新聞工作者的「世代對話」深刻意涵，因此徵得其同意後，在此回應與延續這項別具意義的對話。 許多走過戒嚴時代威權高壓，歷經時代變遷大風大浪的新聞前輩，可能會認為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已經非常「幸福」。新聞前輩在黑夜中尋找指引方向的星星，我們這一代卻享有自由寬廣的發揮空間，既沒有挺身而出的風險，也沒有曲筆為文的委屈，應該珍惜得來不易的幸福才是。 從爭取言論自由、突破政治禁忌的角度而言，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的確是幸福的。我們不必再擔心老大哥監視，也不必再憂慮莫名文字獄，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踩著新聞前輩的腳印前進，再也不會重回威權體制下的桎梏心靈，沒有理由再抱怨有志難伸、有氣難平。 然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已陷入另一個漫長的黑夜，有著不同的苦悶與焦慮，依舊難以找到指路的星星。 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雖已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卻是媒體老闆的鮮明立場，以及廣告主無孔不入地強勢入侵，新聞專業依舊飽受媒體意識型態與政商力量的干預侵蝕；新聞工作者雖有更大發揮空間，但媒體政治立場分明、收視率掛帥、羶色腥當道、侵犯基本人權卻讓新聞專業尊嚴蕩然無存，新聞工作權在不景氣聲中更是風雨飄搖。 也就是說，過去箝制新聞自由的敵人雖然恐怖巨大，卻可能透過挑戰威權體制的途徑看見幽微亮光；現在「敵人」已不時化身為媒體老闆、高層主管、各類廣告主、收視率競爭、閱報率調查、自由市場機制、經濟不景氣、記者自我設限、工作權朝不保夕，密密麻麻包圍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卻還看不出整體脫困的有效途徑。 此外，在多元異質、價值分殊的民主年代，社會各領域迅速自主成長，需要不同的專業能力細緻看待，新聞工作者的時代挑戰早已改變；而在方向座標模糊、藍綠兩極撕裂的不同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出現不同的無力感，毋寧已是極其自然的結果。 解嚴將近二十年的今天，媒體早已成為各界公認的社會亂源之一。在當前眾聲喧嘩的年代尋找星星，真的比在過去是非分明的年代容易？我們很可能是在另一個漫漫長夜裡煎熬嘆息，鼓起勇氣試圖以不同的姿勢突圍而已。 希望這樣的世代對話開端，能夠有助於我們這一代新聞工作者重新思索自身處境，學習新聞前輩令人敬佩的勇氣與心路歷程，自我策勵方向感與使命感，在另一個黑夜中找到指路的星星。 我要特別感謝過去三年《中國時報》國會小組同事陳嘉宏、黎珍珍、蕭旭岑、高有智、江慧真、陳重生、何博文、林諭林、范姜泰基、曾薏蘋、攝影記者柯承惠的團隊努力，以及中時編採部門主管黃清龍、夏珍、張景為、吳典蓉、言論部門主管倪炎元、莊佩璋等人的支持，加上媒體改造學社、台灣記者協會朋友的相互勉勵，我才會出現連獲三項新聞獎的幸運。 本書能夠在我四十歲這一年出版，則必須感謝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資深媒體記者出版獎助計畫」的促成，《中國時報》相關同事授權提供附錄作品與照片，攝影中心主任黃子明、編政組小鳳、法務室蔡嬌櫻的協助，卓新獎執行長邱家宜、執行祕書陳靜雲、商周出版編輯陳伊寧等人的催稿與努力，以及好友夏瑞紅對於寫作方向提供的寶貴意見。 最後，我能夠走過生命與工作中許多沮喪失望的夜晚，最感謝的是愛妻淑媛的支持與鼓勵。 淑媛不但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更是我在人生途旅與新聞志業上最重要的伴侶。我們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與革命情感，同一屆在台大求學、先後進入《自由時報》與中時報系、一起催生成立台灣記協，我們的不同興趣則相互感染，彼此分享人生所有喜怒哀樂，希望未來攜手走更長遠的路。 儘管人生挑戰複雜多變，新聞工作更是載浮載沉，但我相信，對於人生目標與新聞理想，永遠可以回到最初的原點重新思考。 因此，得獎之後，我和淑媛到台北縣「北海福座」母親靈前上香，把三座獎項當做送給母親的最好禮物，帶著微笑問她：「親愛的媽媽，這一年發生的一切，在我很小的時候，妳就已經全都知道了吧？」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感受人民憤怒──「體檢公共建設」專題的幕後故事
人生常常在意外之處轉彎，新聞工作也是一樣。我們不知道這些轉彎何時會來臨，但當那些電光火石的微妙瞬間出現時，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深呼吸、繫好安全帶，然後，用心看看窗外的風景……
■ 意外的暑假作業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一個平淡無奇的星期二上午，我帶領一群實習記者走進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辦公室，在實習接近尾聲之際進行一場「政務官模擬採訪」。 原本以為，這場實習生與政務官的對話，只是這個暑假的例行公事之一。實習生們完成了他們的暑假作業，我也完成了讓他們了解「理論與現實有多大落差」的任務，這個暑假依然會在平淡無奇中度過。 沒想到，這場模擬採訪竟然意外擦出火花，讓這個暑假最後變得充滿活力、熱鬧無比。 由於羅文嘉是我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友，客委會也非政治組主跑路線，彼此較無線上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緊張心防，因此，當我和實習生坐定後，與其說是實習生在採訪這位政治明星的施政理念，不如說是羅文嘉向老友傾吐就任以來的甘苦心情，更能符合這場模擬採訪的情境氣氛。 也因為羅文嘉願意暢所欲言，當他提到不分藍綠縣市長都陷入「只重硬體不重軟體」迷思，只會爭取經費興建客家文物館、忽視應有的客家文物收藏，以致於許多客家文物館已淪為「蚊子館」時，自然而然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掙扎與痛苦。 不僅如此，在我忍不住代替實習生追問下，羅文嘉對於中央政府預算編列也有同樣深刻的反省。在他的眼中，游錫堃內閣提出的「新十大建設」五年五千億預算，與國民黨執政時代陷入同樣的選舉考量，表面上雖可滿足各地建設需求，實際上卻往往產生更多閒置浪費。 在這種彼此沒有防衛心態的對話中，我看到了這位老友身為政務官仍然保有的理想色彩，但也同時看見他在現實政治文化中必須做出部分妥協的無奈，以及有心做事的政務官在執政團隊選舉考量下受到的制約。 談著談著，我的心情也出現了微妙變化。從一開始只是帶著實習生進行模擬採訪的旁觀者，到訪談後段慢慢轉變為自己積極介入的參與者。這場模擬採訪中無意出現的主題，在我的新聞工作中已然出現真實意義。 對羅文嘉來說，這場對話只是繁忙政務中難得的真情宣洩，身為政務官，他必須避免得罪所有藍綠縣市長，也必須配合內閣團隊施政基調；但對我來說，這場對話讓我更加了解某些政黨輪替後仍然延續的積弊與迷思，身為新聞工作者，這是我應該進一步挖掘探討的命題與問題意識，更是我可以回應當時內心苦惱的重要出路。 因此，當實習記者低頭猛抄筆記時，我的腦海中已經靈光一閃，暗自做了一項重要決定。在走出客委會主委辦公室的那一刻，我為自己設定了這個夏日最重要的一項暑假作業。
■ 內心苦惱，尋找出路 當時我的苦惱，來自於對國會記者角色的重新思索與尋找出路。 當了十多年主流媒體政治記者後，我在二○○四年四月二十日──踏進羅文嘉辦公室前三個月——從主跑總統府路線的中時政治組撰述委員，調整為政治組副主任兼國會小組召集人，負責帶領國會小組（連我共七位記者）處理立法院新聞。 我來到立法院才一個多月，該會期就在六月十一日落幕，進入漫長的休會時期。由於台灣連年選舉，依照往例，各大報國會小組總會在休會期間下鄉巡迴採訪年底選情，這次休會眼看又要在這種例行公事中度過，我卻相當猶豫與掙扎。 由於過去已有多次巡迴經驗，巡迴採訪選情對我而言並不困難，我也並不排斥；但內容雷同的工作一再重複，我已逐漸感到厭煩及缺乏動力。我開始問自己：這種只能浮面報導的選情初探，對於讀者到底有什麼價值？多年後回顧記者生涯時，這種行禮如儀的選舉新聞又有什麼意義？ 更重要的是，國會記者在會期中已經被迫處理了太多立委作秀、黨派惡鬥及政治口水新聞，無暇處理攸關社會民生的諸多重要議題與公共政策，既然如此，為何不利用休會期間，多做一些與國會運作相關、貼近人民生活的深度採訪與調查報導？ 其實，在新聞界某些刻板印象下，國會記者的角色幾乎已經被定型了，以致於國會記者、國會新聞都在某些制式框架中打轉；我希望自己帶領國會小組後能夠衝擊這些制式思維與自我設限，帶來一些新的想像力與行動力。 在這些意念激發下，我決定暫時擱置巡迴採訪選情計畫，積極思考與國會運作相關的深度報導題材。儘管如此，一時之間，我卻找不到足以點燃熱情、很有感覺的報導主題。 如果我連自己都說服不了，要如何說服其他同事跟我一起前進？難道這個漫長的暑假，就要在揚棄選情報導，卻又交不出其他作品的尷尬狀態下度過？報社並未給予國會小組壓力，但我的內心卻充滿尋找出路的焦慮。 就在這個時候，這場其實有些過度熱心安排的模擬採訪，卻在無意間幫了我自己一個大忙。 「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意象之所以讓我眼睛一亮，一來因為立委諸公手握重大建設預算審查權，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絕對跟立法院脫不了關係；二來立法院即將在八月中旬召開臨時會，審議修憲案及「新十大建設」五年五千億預算，此時不探討公共建設弊端更待何時？
■ 團隊合作，爭取空間 然而，找到具有熱情與動力的報導主題是一回事，如何將其轉化為團隊合作卻是另一回事。 在此之前，我與國會小組同事雖然相識多年，卻沒有長期合作經驗。因此，在還沒有建立合作默契前，如何讓整個國會小組在休會期間主動出擊，其實是項考驗。 我的憂慮，主要來自於國會記者的工作特性。 坦白說，與其他新聞路線相較之下，國會路線耗費的時間心力更為驚人。立法院開議期間不但新聞滿天飛，國會記者更必須從早到晚守在現場、因應各項突發狀況。早報記者往往一大早出門後，到了深夜才可能解除狀況回家，對於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與負擔。 不僅如此，由於立法院會期長達數月，為了善盡職責，國會記者在會期中往往避免休長假以造成同事代班困擾。在這種特殊工作型態下，休會期間已成為國會記者喘口氣，與家人有較多互動相處的重要時光，更是國會記者休年假、出國旅 遊的最佳時機。 因此，當我希望趕在臨時會前進行這項「外加」且「陌生」的暑假作業時，心中自然浮現不安情緒，擔心因而打斷甚至犧牲同事休長假機會，造成同事在休會期間的額外負擔。 在這種不確定心情下，我先向長期主跑立法院、我的代班人陳嘉宏說明此項構想，請熟悉國會生態的嘉宏評估可行性。嘉宏當下即支持這項主動出擊的想法，並提醒我注意如何與國會記者角色做更緊密、更具說服力的連結。 嘉宏的支持讓這項專題報導彷彿吃下定心丸，其後我陸續與黎珍珍、蕭旭岑、高有智、江慧真、陳重生等其他同事說明溝通，發現這種對於工作現況深感無力、希望找到發揮空間的心情相當類似，大家願意調整若干休假時間，擇期再補休，以配合此項巡迴採訪。 同事們的配合不但讓我鬆了一口氣，更增加我向報社爭取刊登版面、團隊合作完成這項專題的信心。 事實上，如果沒有國會小組同事的支持與共識，我無法理直氣壯向報社爭取化被動為主動的專業空間，難以回應報社對巡迴採訪期間國會新聞人力吃緊的憂慮，更不可能在有限時間內獨力完成這麼龐大的調查報導。 就此而言，「體檢公共建設」專題與本書其後出現的專題一樣，國會小組同事的奧援，都是我向報社爭取空間、尋找出路的最大後盾。這些團隊合作的成果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我們在苦悶焦慮的新聞環境中，一點一滴共同向報社爭取而來。 ■ 「深喉嚨」臨門一腳 在獲得同事支持投入後，接下來的棘手問題是：距離臨時會只剩三個多星期，扣除一個星期刊登此項專題，在僅剩的兩個多星期內，我們要如何把這項問題意識轉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實踐？ 由於時間非常急迫，我們的第一件工作，是立即著手收集全台各地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案例。我認為，唯有找到夠多顯著案例，這項調查報導才可能說出更多精彩故事。 我透過相識人脈，嘗試從公共工程委員會、營建署、客委會、教育部、文建會等單位取得各類型閒置公共建設資料，但因牽涉中央補助是否浮濫，以及不願得罪藍綠縣市長，這些連繫工作並不順利，多半遭到婉拒觸礁或石沉大海。這種結果雖然不令人意外，我的焦慮感卻在時間壓力下急速升高。 所幸，有一位擔任中階官員的「深喉嚨」相當支持我的想法。他在最短時間內整理出包括桃園縣北區工商展示館、苗栗巨蛋體育館、台中市多功能展覽館、彰化縣員林演藝廳、屏東客家文化園區等多項閒置公共建設的政府補助與管理狀況，這項重要參考資料及時為此項調查報導注入強心針。 有了上述跨部會資料，再加上從網路搜尋、過去媒體報導等方式收集到的案例，走出客委會主委辦公室後第三天，我和國會小組同事召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巡迴採訪規畫會議。 在這次討論中，我完整說明想要在制式國會新聞中突圍而出的理念、與羅文嘉對話時產生的靈感，並且提出主題為「巨蛋成廢墟、會館養蚊子！──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新十大預算勿重蹈覆轍」的初步採訪計畫，希望在凝聚共識、敲定分工後爭取報社支持，從七月二十七日開始分組巡迴採訪，八月八日星期一起刊出此系列專題，才能趕在臨時會召開前發揮影響力。 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意義是：大家集思廣益修正我的原始規畫。我原本想從閒置公共建設的「類型」切入，分成體育休閒、文化產業、客家會館、原住民會館、交通建設等各面向來探討；但同事們熱烈發言後，多數意見認為不必區分這麼細，因為閒置浪費的原因大同小異，除了自成一格的客家、原住民會館，其餘公共建設以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呈現為宜。 我覺得很棒的是，中時國會小組一直有著開放討論的自由風氣，對於各類新聞議題不時交換意見甚至激烈爭辯，但不會傷害彼此信任與情誼。這次開會，只是這種自由風氣的又一次展現，我也從善如流進行修正。 在敲定大方向後，我們進行各區域的巡迴分組：珍珍和旭岑這對快要結婚的情侶檔負責桃竹苗地區、老家在台中的嘉宏負責中彰投地區、我和慧真負責整個南台灣、熟悉原住民生態的有智負責宜花東地區及原住民會館，至於當時家中有事請假的重生，則在我希望全體參與下，在最後關頭加入負責台北縣市。
■ 逆向思考法 對於這項國會記者的大膽嘗試，除了各項正向思考，我也不斷跟同事根據各種可能出現的質疑進行逆向思考，以強化原本思維與規畫的不足，讓這項調查報導更具廣度與深度。 首先，我們面臨的第一項挑戰是：「舊瓶如何裝新酒」？ 坦白說，我們雖然扣緊立法院即將審查「新十大建設」的時效性，但體檢公共建設並不是什麼新鮮議題。如果這項專題只是「舊瓶裝舊酒」，則報社請地方中心同仁連線報導，就可以達到再度揭露問題的效果，又何必多花錢由台北記者巡迴各地採訪？ 對於這項疑問，我們決定以兩項作法尋求突破：一、釐清責任歸屬，二、提出政策性建言。 不容諱言，地方記者絕對比台北記者更了解這些閒置建設的背景與成因，但也容易受限於地方政治生態與人情壓力；在釐清歷屆藍綠縣市長規畫不當、好大喜功甚至人謀不臧等責任時，台北記者相對較無包袱。因此，我請同事們務必調查清楚原始規畫者、執行者、人謀不臧等相關責任歸屬。 在政策性建言方面，我則初步提出「閒置空間再利用」、「軟硬體並重」等大方向，希望在巡迴採訪中印證是否可行。我認為，公共建設閒置浪費並非個別現象，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從中央、省政府到縣市長競相濫開選舉支票的惡果——光是揭弊批判並不足以改變現況，必須引進建設性的新觀念、新做法才能浴火重生。 我自己逆向思考的第二項挑戰是：「難道只有負面示範，沒有正面典範」？ 過去這種全國性揭弊報導落幕後，雖然總會贏得掌聲，但也常常引來媒體只報導負面亂象、不報導正面價值的批評。我認為，專題報導固然不可能包山包海，但這些抱怨與期待仍有其參考價值。 因此，我決定在揭露公共建設「只重硬體，忽視軟體」的最新實況之外，同時了解部分縣市「軟硬體並重」等成功經驗，以提供其他縣市學習借鏡。例如宜蘭縣不迷信大型硬體建設，長期致力以社區力量強化軟體內容，就是我期待同事深入挖掘報導的正面典範之一。 最後，我對自己提出的第三項重要質疑是：「如何避免從台北看天下」？ 我認為，在台灣明顯的南北、城鄉差距之下，台北記者很容易陷入「從台北看天下」迷思，將「台北觀點」粗暴強加於中南部各縣市之上，這也是過去台北記者最常被詬病的盲點之一。 為了儘量排除台北本位主義，我請同事大量採訪地方官員與各地文史工作者，希望能夠進行南北或城鄉觀點的溝通碰撞。我們這項自我警醒，後來更單獨成為此項專題中的「觀念激盪篇」，藉由完整呈現地方多元觀點以避免從台北看天下。 儘管此後還有很多動態調整，但是，這些正向與逆向思考，已經架構了這項專題報導的基本面貌。
人生常常在意外之處轉彎，新聞工作也是一樣。我們不知道這些轉彎何時會來臨，但當那些電光火石的微妙瞬間出現時，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深呼吸、繫好安全帶，然後，用心看看窗外的風景……
■ 意外的暑假作業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一個平淡無奇的星期二上午，我帶領一群實習記者走進客委會主委羅文嘉辦公室，在實習接近尾聲之際進行一場「政務官模擬採訪」。 原本以為，這場實習生與政務官的對話，只是這個暑假的例行公事之一。實習生們完成了他們的暑假作業，我也完成了讓他們了解「理論與現實有多大落差」的任務，這個暑假依然會在平淡無奇中度過。 沒想到，這場模擬採訪竟然意外擦出火花，讓這個暑假最後變得充滿活力、熱鬧無比。 由於羅文嘉是我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友，客委會也非政治組主跑路線，彼此較無線上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緊張心防，因此，當我和實習生坐定後，與其說是實習生在採訪這位政治明星的施政理念，不如說是羅文嘉向老友傾吐就任以來的甘苦心情，更能符合這場模擬採訪的情境氣氛。 也因為羅文嘉願意暢所欲言，當他提到不分藍綠縣市長都陷入「只重硬體不重軟體」迷思，只會爭取經費興建客家文物館、忽視應有的客家文物收藏，以致於許多客家文物館已淪為「蚊子館」時，自然而然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掙扎與痛苦。 不僅如此，在我忍不住代替實習生追問下，羅文嘉對於中央政府預算編列也有同樣深刻的反省。在他的眼中，游錫堃內閣提出的「新十大建設」五年五千億預算，與國民黨執政時代陷入同樣的選舉考量，表面上雖可滿足各地建設需求，實際上卻往往產生更多閒置浪費。 在這種彼此沒有防衛心態的對話中，我看到了這位老友身為政務官仍然保有的理想色彩，但也同時看見他在現實政治文化中必須做出部分妥協的無奈，以及有心做事的政務官在執政團隊選舉考量下受到的制約。 談著談著，我的心情也出現了微妙變化。從一開始只是帶著實習生進行模擬採訪的旁觀者，到訪談後段慢慢轉變為自己積極介入的參與者。這場模擬採訪中無意出現的主題，在我的新聞工作中已然出現真實意義。 對羅文嘉來說，這場對話只是繁忙政務中難得的真情宣洩，身為政務官，他必須避免得罪所有藍綠縣市長，也必須配合內閣團隊施政基調；但對我來說，這場對話讓我更加了解某些政黨輪替後仍然延續的積弊與迷思，身為新聞工作者，這是我應該進一步挖掘探討的命題與問題意識，更是我可以回應當時內心苦惱的重要出路。 因此，當實習記者低頭猛抄筆記時，我的腦海中已經靈光一閃，暗自做了一項重要決定。在走出客委會主委辦公室的那一刻，我為自己設定了這個夏日最重要的一項暑假作業。
■ 內心苦惱，尋找出路 當時我的苦惱，來自於對國會記者角色的重新思索與尋找出路。 當了十多年主流媒體政治記者後，我在二○○四年四月二十日──踏進羅文嘉辦公室前三個月——從主跑總統府路線的中時政治組撰述委員，調整為政治組副主任兼國會小組召集人，負責帶領國會小組（連我共七位記者）處理立法院新聞。 我來到立法院才一個多月，該會期就在六月十一日落幕，進入漫長的休會時期。由於台灣連年選舉，依照往例，各大報國會小組總會在休會期間下鄉巡迴採訪年底選情，這次休會眼看又要在這種例行公事中度過，我卻相當猶豫與掙扎。 由於過去已有多次巡迴經驗，巡迴採訪選情對我而言並不困難，我也並不排斥；但內容雷同的工作一再重複，我已逐漸感到厭煩及缺乏動力。我開始問自己：這種只能浮面報導的選情初探，對於讀者到底有什麼價值？多年後回顧記者生涯時，這種行禮如儀的選舉新聞又有什麼意義？ 更重要的是，國會記者在會期中已經被迫處理了太多立委作秀、黨派惡鬥及政治口水新聞，無暇處理攸關社會民生的諸多重要議題與公共政策，既然如此，為何不利用休會期間，多做一些與國會運作相關、貼近人民生活的深度採訪與調查報導？ 其實，在新聞界某些刻板印象下，國會記者的角色幾乎已經被定型了，以致於國會記者、國會新聞都在某些制式框架中打轉；我希望自己帶領國會小組後能夠衝擊這些制式思維與自我設限，帶來一些新的想像力與行動力。 在這些意念激發下，我決定暫時擱置巡迴採訪選情計畫，積極思考與國會運作相關的深度報導題材。儘管如此，一時之間，我卻找不到足以點燃熱情、很有感覺的報導主題。 如果我連自己都說服不了，要如何說服其他同事跟我一起前進？難道這個漫長的暑假，就要在揚棄選情報導，卻又交不出其他作品的尷尬狀態下度過？報社並未給予國會小組壓力，但我的內心卻充滿尋找出路的焦慮。 就在這個時候，這場其實有些過度熱心安排的模擬採訪，卻在無意間幫了我自己一個大忙。 「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意象之所以讓我眼睛一亮，一來因為立委諸公手握重大建設預算審查權，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絕對跟立法院脫不了關係；二來立法院即將在八月中旬召開臨時會，審議修憲案及「新十大建設」五年五千億預算，此時不探討公共建設弊端更待何時？
■ 團隊合作，爭取空間 然而，找到具有熱情與動力的報導主題是一回事，如何將其轉化為團隊合作卻是另一回事。 在此之前，我與國會小組同事雖然相識多年，卻沒有長期合作經驗。因此，在還沒有建立合作默契前，如何讓整個國會小組在休會期間主動出擊，其實是項考驗。 我的憂慮，主要來自於國會記者的工作特性。 坦白說，與其他新聞路線相較之下，國會路線耗費的時間心力更為驚人。立法院開議期間不但新聞滿天飛，國會記者更必須從早到晚守在現場、因應各項突發狀況。早報記者往往一大早出門後，到了深夜才可能解除狀況回家，對於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與負擔。 不僅如此，由於立法院會期長達數月，為了善盡職責，國會記者在會期中往往避免休長假以造成同事代班困擾。在這種特殊工作型態下，休會期間已成為國會記者喘口氣，與家人有較多互動相處的重要時光，更是國會記者休年假、出國旅 遊的最佳時機。 因此，當我希望趕在臨時會前進行這項「外加」且「陌生」的暑假作業時，心中自然浮現不安情緒，擔心因而打斷甚至犧牲同事休長假機會，造成同事在休會期間的額外負擔。 在這種不確定心情下，我先向長期主跑立法院、我的代班人陳嘉宏說明此項構想，請熟悉國會生態的嘉宏評估可行性。嘉宏當下即支持這項主動出擊的想法，並提醒我注意如何與國會記者角色做更緊密、更具說服力的連結。 嘉宏的支持讓這項專題報導彷彿吃下定心丸，其後我陸續與黎珍珍、蕭旭岑、高有智、江慧真、陳重生等其他同事說明溝通，發現這種對於工作現況深感無力、希望找到發揮空間的心情相當類似，大家願意調整若干休假時間，擇期再補休，以配合此項巡迴採訪。 同事們的配合不但讓我鬆了一口氣，更增加我向報社爭取刊登版面、團隊合作完成這項專題的信心。 事實上，如果沒有國會小組同事的支持與共識，我無法理直氣壯向報社爭取化被動為主動的專業空間，難以回應報社對巡迴採訪期間國會新聞人力吃緊的憂慮，更不可能在有限時間內獨力完成這麼龐大的調查報導。 就此而言，「體檢公共建設」專題與本書其後出現的專題一樣，國會小組同事的奧援，都是我向報社爭取空間、尋找出路的最大後盾。這些團隊合作的成果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我們在苦悶焦慮的新聞環境中，一點一滴共同向報社爭取而來。 ■ 「深喉嚨」臨門一腳 在獲得同事支持投入後，接下來的棘手問題是：距離臨時會只剩三個多星期，扣除一個星期刊登此項專題，在僅剩的兩個多星期內，我們要如何把這項問題意識轉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實踐？ 由於時間非常急迫，我們的第一件工作，是立即著手收集全台各地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案例。我認為，唯有找到夠多顯著案例，這項調查報導才可能說出更多精彩故事。 我透過相識人脈，嘗試從公共工程委員會、營建署、客委會、教育部、文建會等單位取得各類型閒置公共建設資料，但因牽涉中央補助是否浮濫，以及不願得罪藍綠縣市長，這些連繫工作並不順利，多半遭到婉拒觸礁或石沉大海。這種結果雖然不令人意外，我的焦慮感卻在時間壓力下急速升高。 所幸，有一位擔任中階官員的「深喉嚨」相當支持我的想法。他在最短時間內整理出包括桃園縣北區工商展示館、苗栗巨蛋體育館、台中市多功能展覽館、彰化縣員林演藝廳、屏東客家文化園區等多項閒置公共建設的政府補助與管理狀況，這項重要參考資料及時為此項調查報導注入強心針。 有了上述跨部會資料，再加上從網路搜尋、過去媒體報導等方式收集到的案例，走出客委會主委辦公室後第三天，我和國會小組同事召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巡迴採訪規畫會議。 在這次討論中，我完整說明想要在制式國會新聞中突圍而出的理念、與羅文嘉對話時產生的靈感，並且提出主題為「巨蛋成廢墟、會館養蚊子！──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新十大預算勿重蹈覆轍」的初步採訪計畫，希望在凝聚共識、敲定分工後爭取報社支持，從七月二十七日開始分組巡迴採訪，八月八日星期一起刊出此系列專題，才能趕在臨時會召開前發揮影響力。 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意義是：大家集思廣益修正我的原始規畫。我原本想從閒置公共建設的「類型」切入，分成體育休閒、文化產業、客家會館、原住民會館、交通建設等各面向來探討；但同事們熱烈發言後，多數意見認為不必區分這麼細，因為閒置浪費的原因大同小異，除了自成一格的客家、原住民會館，其餘公共建設以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呈現為宜。 我覺得很棒的是，中時國會小組一直有著開放討論的自由風氣，對於各類新聞議題不時交換意見甚至激烈爭辯，但不會傷害彼此信任與情誼。這次開會，只是這種自由風氣的又一次展現，我也從善如流進行修正。 在敲定大方向後，我們進行各區域的巡迴分組：珍珍和旭岑這對快要結婚的情侶檔負責桃竹苗地區、老家在台中的嘉宏負責中彰投地區、我和慧真負責整個南台灣、熟悉原住民生態的有智負責宜花東地區及原住民會館，至於當時家中有事請假的重生，則在我希望全體參與下，在最後關頭加入負責台北縣市。
■ 逆向思考法 對於這項國會記者的大膽嘗試，除了各項正向思考，我也不斷跟同事根據各種可能出現的質疑進行逆向思考，以強化原本思維與規畫的不足，讓這項調查報導更具廣度與深度。 首先，我們面臨的第一項挑戰是：「舊瓶如何裝新酒」？ 坦白說，我們雖然扣緊立法院即將審查「新十大建設」的時效性，但體檢公共建設並不是什麼新鮮議題。如果這項專題只是「舊瓶裝舊酒」，則報社請地方中心同仁連線報導，就可以達到再度揭露問題的效果，又何必多花錢由台北記者巡迴各地採訪？ 對於這項疑問，我們決定以兩項作法尋求突破：一、釐清責任歸屬，二、提出政策性建言。 不容諱言，地方記者絕對比台北記者更了解這些閒置建設的背景與成因，但也容易受限於地方政治生態與人情壓力；在釐清歷屆藍綠縣市長規畫不當、好大喜功甚至人謀不臧等責任時，台北記者相對較無包袱。因此，我請同事們務必調查清楚原始規畫者、執行者、人謀不臧等相關責任歸屬。 在政策性建言方面，我則初步提出「閒置空間再利用」、「軟硬體並重」等大方向，希望在巡迴採訪中印證是否可行。我認為，公共建設閒置浪費並非個別現象，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從中央、省政府到縣市長競相濫開選舉支票的惡果——光是揭弊批判並不足以改變現況，必須引進建設性的新觀念、新做法才能浴火重生。 我自己逆向思考的第二項挑戰是：「難道只有負面示範，沒有正面典範」？ 過去這種全國性揭弊報導落幕後，雖然總會贏得掌聲，但也常常引來媒體只報導負面亂象、不報導正面價值的批評。我認為，專題報導固然不可能包山包海，但這些抱怨與期待仍有其參考價值。 因此，我決定在揭露公共建設「只重硬體，忽視軟體」的最新實況之外，同時了解部分縣市「軟硬體並重」等成功經驗，以提供其他縣市學習借鏡。例如宜蘭縣不迷信大型硬體建設，長期致力以社區力量強化軟體內容，就是我期待同事深入挖掘報導的正面典範之一。 最後，我對自己提出的第三項重要質疑是：「如何避免從台北看天下」？ 我認為，在台灣明顯的南北、城鄉差距之下，台北記者很容易陷入「從台北看天下」迷思，將「台北觀點」粗暴強加於中南部各縣市之上，這也是過去台北記者最常被詬病的盲點之一。 為了儘量排除台北本位主義，我請同事大量採訪地方官員與各地文史工作者，希望能夠進行南北或城鄉觀點的溝通碰撞。我們這項自我警醒，後來更單獨成為此項專題中的「觀念激盪篇」，藉由完整呈現地方多元觀點以避免從台北看天下。 儘管此後還有很多動態調整，但是，這些正向與逆向思考，已經架構了這項專題報導的基本面貌。
延伸內容
尋找指路的星星 ◎文／王健壯 (《中國時報》總編輯 )
台灣現在還能令我尊敬的人少之又少，林懷民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他剛回國，在政大教「小說選讀」，我慕名旁聽，跟著他讀沈從文的《蕭蕭》，讀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當年聽課情景，歷歷在目。他雖然只比我大幾歲，但因為旁聽過他的課，所以每次見他，我總稱他老師──當然，私底下談到他時，我一向是「老林」來、「老林」去的。 最近跟他見面，師徒二人各據餐桌一角，我一五一十向他陳述編報想法，其中有的他同意，有些卻不以為然。 他同意我說的是：「我這個世代的記者像是在黑夜裡尋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抬頭看到天上一顆星星，就興奮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我講的「黑夜」指的是當年形格勢禁的時代環境，「星星」指的是典範，活著的或死去的那些媒體人物典範。 但當我繼續說：「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卻活在朗朗乾坤下，他們不必摸黑找路，不必看星星找方向，而且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得要抬頭。」對我的形容，他雖然感到趣味，但卻不以為然：「你怎麼知道他們不以為自己也活在黑夜，另一種黑夜裡？」 這是《莊子‧秋水篇》式的大哉問，讓我為之一愣。我一向的認知是：我這個年代的記者，戒嚴年代的記者，簡直是一貧如洗，沒有開放民主，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專業，也沒有新聞尊嚴。雖然每天嘴裡喊著「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一副捨我其誰的樣子；但年復一年，東風始終杳無消息，青史轉眼灰飛煙滅。 唯一聊堪安慰的是，當年「風雨江湖，星夜有酒」，少數三五好友常常借酒壯志，也常在醉眼矇矓中抬頭找星星──眼前醉且當歌的那個相識多年的好友，一個從未謀面但聽過無數次名字的老報人，都可能是當時替我們指路的星星。 但現在這個年代的記者，後解嚴年代的記者，有民主、有自由、有專業、有尊嚴，什麼都有，樣樣俱全。而且，戒嚴的黑幕消失了，大紅太陽高高掛在他們的頭頂上，以前的人靠星星指路，在月明星稀的暗夜裡一步一顛簸；但他們卻有烈日照路，路在哪裡、敵人同志在何處、哪裡有荊棘陷阱、何處是禁地，他們看得一清二楚，不必再摸索，也不該再撞得頭破血流。 兩個不同世代的記者，因為貧富差距如此之大，所以我常以妒羨的語氣對年輕記者說：「你們真是幸福啊！」 更具體說：我那個世代的記者，三大張報紙年代的記者，文網比魚網還密的年代的記者，只要能在新聞的字裡行間，偷偷埋下一、兩顆自以為有顛覆效果的小地雷，而沒被編輯台的老編發現挖除，就覺得幸福；能在一、兩個禮拜內寫篇掛名的短短五、六百字的小特稿，就覺得幸福；如果能有幸被指派寫篇兩、三千字的大專欄，那更是幸福到以為自己儼然已是今之張季鸞。 荒謬嗎？可笑吧？以今論古，那是當然。但戒嚴年代的記者，尤其政治記者，處境際遇大抵都是如此。不管是自己爭取來的，或別人「特許」的，只要擁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機會，就呵之護之養之壯大之，唯恐不及。深怕一眨眼、一疏忽間，一切都成泡影，從此又變得一窮二白，又要「與爾同銷萬古愁」。一部戒嚴年代的新聞史，其中有許多篇章就是這樣一句一頁寫下來的，喜怒哀樂盡在曲筆中。 今昔相比，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不再曲筆為文，不再恐懼老大哥，不再忍耐老闆老編的耳提面命，套句流行的政治術語，他們的「主體性」比前人高得太多太多──有主體性的記者焉不幸福？ 但這個世代的記者或許會質疑：朗朗乾坤下難道沒有陰暗所在？形式上的新聞自由似乎有了，但實質上呢？有了新聞自由，就等同於有了新聞專業與新聞尊嚴？以前的記者靠勇氣，現在的記者靠智慧，但在統派獨派媒體標籤滿天飛舞的年代，在不選邊就可能落單的年代，勇氣難道已是過氣的價值？ 除了疑問，他們或許還有沮喪：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這幾年同步「極化」，有勇氣仍然留在中間地帶的人不多，留下來而不虛無又不犬儒者更是幾希；站在兩極位置的人，相濡以沫者有之，相互催眠者更多；留在中間位置的人，闌干拍遍者有之，無語問蒼天者更多。被何榮幸引為學習榜樣、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Kent MacDougall，可以在「美帝」、「資本主義」象徵的《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工作二十多年，而自覺功成名就，但如果他在台灣當記者，他的命運不問可知。 何榮幸說他無法與MacDougall類比，其實他比這位美國記者的際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是同世代記者中少數已有公眾影響力的人，他可以寫小社論、大社論，可以寫政治專欄，偶爾還可以越界寫點運動文章，又可以自主性地規畫寫一些路線記者求之而不可得的調查採訪報導，MacDougall如果有這樣的際遇，他晚年大概也不會想去大學教書了。當然，像我這種戒嚴年代的記者，更是做夢也夢不到這樣的際遇。 但際遇是一回事，怎麼掌握際遇是另一回事。像何榮幸這個世代這樣際遇的記者，或許（當然也應該）常常自問：一個想追求進步理念的記者，要如何拿捏「中立型」與「鼓吹型」兩種分歧性角色的分際？一個想累積思想高度的政治記者，要如何擺脫掉唯政治論的手銬腳鐐的束縛，而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一個有公民意識而非選民意識的自由主義者，要怎麼飛越（或勇於飛越）政治的迷霧，而不至於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無奈無力感？更重要的是，一個看盡江湖風雨的老記者，要怎樣才能回到初為記者的那個原點？ 何榮幸說他想回到原點，表示他確實有這些那些的疑問，也證明他一直在替這些那些的疑問尋找答案。 但原點是什麼？站在原點、擺出起跑姿勢的那個年輕記者，他的心理狀態應該是：滿腔溢滿著熊熊的熱情、素樸的正義、最簡單定義的是非、沒有邊界的想像力，以及比貓還敏銳的好奇心。 然而，這樣的原點是回不去的。老夫老妻回不去初次牽手的原點，手握大權的政客回不去初嘗勝選的原點，有錢的財閥回不去胼手胝足的原點，天下事本皆如此。更何況，回到原點也徒增惘然淒然；你能想像甚至忍受這樣的畫面：兩個彼得潘，一個天真無邪，一個世故練達，卻在時空交錯的原點上相遇？ 原點既然回不去，唯一能做、該做的，也只剩下時時提醒自己不忘頻頻回首，並且在每一次回首時，跟那個隱隱約約站在起跑點上的年輕自己對話，問一問初衷是什麼。如果這個世代的記者確實活在林懷民所說的另一種黑夜裡的話，對何榮幸這樣的記者來說，佇立在地平線盡頭的那個年輕的靈魂，或許也是一顆指路的星星吧。
台灣現在還能令我尊敬的人少之又少，林懷民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他剛回國，在政大教「小說選讀」，我慕名旁聽，跟著他讀沈從文的《蕭蕭》，讀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當年聽課情景，歷歷在目。他雖然只比我大幾歲，但因為旁聽過他的課，所以每次見他，我總稱他老師──當然，私底下談到他時，我一向是「老林」來、「老林」去的。 最近跟他見面，師徒二人各據餐桌一角，我一五一十向他陳述編報想法，其中有的他同意，有些卻不以為然。 他同意我說的是：「我這個世代的記者像是在黑夜裡尋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抬頭看到天上一顆星星，就興奮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我講的「黑夜」指的是當年形格勢禁的時代環境，「星星」指的是典範，活著的或死去的那些媒體人物典範。 但當我繼續說：「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卻活在朗朗乾坤下，他們不必摸黑找路，不必看星星找方向，而且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得要抬頭。」對我的形容，他雖然感到趣味，但卻不以為然：「你怎麼知道他們不以為自己也活在黑夜，另一種黑夜裡？」 這是《莊子‧秋水篇》式的大哉問，讓我為之一愣。我一向的認知是：我這個年代的記者，戒嚴年代的記者，簡直是一貧如洗，沒有開放民主，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專業，也沒有新聞尊嚴。雖然每天嘴裡喊著「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一副捨我其誰的樣子；但年復一年，東風始終杳無消息，青史轉眼灰飛煙滅。 唯一聊堪安慰的是，當年「風雨江湖，星夜有酒」，少數三五好友常常借酒壯志，也常在醉眼矇矓中抬頭找星星──眼前醉且當歌的那個相識多年的好友，一個從未謀面但聽過無數次名字的老報人，都可能是當時替我們指路的星星。 但現在這個年代的記者，後解嚴年代的記者，有民主、有自由、有專業、有尊嚴，什麼都有，樣樣俱全。而且，戒嚴的黑幕消失了，大紅太陽高高掛在他們的頭頂上，以前的人靠星星指路，在月明星稀的暗夜裡一步一顛簸；但他們卻有烈日照路，路在哪裡、敵人同志在何處、哪裡有荊棘陷阱、何處是禁地，他們看得一清二楚，不必再摸索，也不該再撞得頭破血流。 兩個不同世代的記者，因為貧富差距如此之大，所以我常以妒羨的語氣對年輕記者說：「你們真是幸福啊！」 更具體說：我那個世代的記者，三大張報紙年代的記者，文網比魚網還密的年代的記者，只要能在新聞的字裡行間，偷偷埋下一、兩顆自以為有顛覆效果的小地雷，而沒被編輯台的老編發現挖除，就覺得幸福；能在一、兩個禮拜內寫篇掛名的短短五、六百字的小特稿，就覺得幸福；如果能有幸被指派寫篇兩、三千字的大專欄，那更是幸福到以為自己儼然已是今之張季鸞。 荒謬嗎？可笑吧？以今論古，那是當然。但戒嚴年代的記者，尤其政治記者，處境際遇大抵都是如此。不管是自己爭取來的，或別人「特許」的，只要擁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機會，就呵之護之養之壯大之，唯恐不及。深怕一眨眼、一疏忽間，一切都成泡影，從此又變得一窮二白，又要「與爾同銷萬古愁」。一部戒嚴年代的新聞史，其中有許多篇章就是這樣一句一頁寫下來的，喜怒哀樂盡在曲筆中。 今昔相比，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不再曲筆為文，不再恐懼老大哥，不再忍耐老闆老編的耳提面命，套句流行的政治術語，他們的「主體性」比前人高得太多太多──有主體性的記者焉不幸福？ 但這個世代的記者或許會質疑：朗朗乾坤下難道沒有陰暗所在？形式上的新聞自由似乎有了，但實質上呢？有了新聞自由，就等同於有了新聞專業與新聞尊嚴？以前的記者靠勇氣，現在的記者靠智慧，但在統派獨派媒體標籤滿天飛舞的年代，在不選邊就可能落單的年代，勇氣難道已是過氣的價值？ 除了疑問，他們或許還有沮喪：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這幾年同步「極化」，有勇氣仍然留在中間地帶的人不多，留下來而不虛無又不犬儒者更是幾希；站在兩極位置的人，相濡以沫者有之，相互催眠者更多；留在中間位置的人，闌干拍遍者有之，無語問蒼天者更多。被何榮幸引為學習榜樣、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Kent MacDougall，可以在「美帝」、「資本主義」象徵的《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工作二十多年，而自覺功成名就，但如果他在台灣當記者，他的命運不問可知。 何榮幸說他無法與MacDougall類比，其實他比這位美國記者的際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是同世代記者中少數已有公眾影響力的人，他可以寫小社論、大社論，可以寫政治專欄，偶爾還可以越界寫點運動文章，又可以自主性地規畫寫一些路線記者求之而不可得的調查採訪報導，MacDougall如果有這樣的際遇，他晚年大概也不會想去大學教書了。當然，像我這種戒嚴年代的記者，更是做夢也夢不到這樣的際遇。 但際遇是一回事，怎麼掌握際遇是另一回事。像何榮幸這個世代這樣際遇的記者，或許（當然也應該）常常自問：一個想追求進步理念的記者，要如何拿捏「中立型」與「鼓吹型」兩種分歧性角色的分際？一個想累積思想高度的政治記者，要如何擺脫掉唯政治論的手銬腳鐐的束縛，而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一個有公民意識而非選民意識的自由主義者，要怎麼飛越（或勇於飛越）政治的迷霧，而不至於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無奈無力感？更重要的是，一個看盡江湖風雨的老記者，要怎樣才能回到初為記者的那個原點？ 何榮幸說他想回到原點，表示他確實有這些那些的疑問，也證明他一直在替這些那些的疑問尋找答案。 但原點是什麼？站在原點、擺出起跑姿勢的那個年輕記者，他的心理狀態應該是：滿腔溢滿著熊熊的熱情、素樸的正義、最簡單定義的是非、沒有邊界的想像力，以及比貓還敏銳的好奇心。 然而，這樣的原點是回不去的。老夫老妻回不去初次牽手的原點，手握大權的政客回不去初嘗勝選的原點，有錢的財閥回不去胼手胝足的原點，天下事本皆如此。更何況，回到原點也徒增惘然淒然；你能想像甚至忍受這樣的畫面：兩個彼得潘，一個天真無邪，一個世故練達，卻在時空交錯的原點上相遇？ 原點既然回不去，唯一能做、該做的，也只剩下時時提醒自己不忘頻頻回首，並且在每一次回首時，跟那個隱隱約約站在起跑點上的年輕自己對話，問一問初衷是什麼。如果這個世代的記者確實活在林懷民所說的另一種黑夜裡的話，對何榮幸這樣的記者來說，佇立在地平線盡頭的那個年輕的靈魂，或許也是一顆指路的星星吧。
出色的新聞報導永遠會吸引讀者 ◎文／黃清龍 (《中國時報》副社長 )
拿到這本書的初稿時，我剛接獲一份最新的報紙閱讀率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台灣報紙總閱讀率正加速下滑，二○○五年下半年還維持在五成，到了二○○六年上半年已經跌到只剩四成五。換言之，在短短半年之內，足足跑掉了幾十萬的閱報人口。 儘管報紙閱讀率下滑已是全球性趨勢，許多人也都分析電視的擠壓、網路的衝擊、數位娛樂的多樣化，都是導致閱報人口流失的原因；但這份報告仍然讓我感到心驚。因為百分之四十五的閱報人口，意味著多數的台灣人民是不看報的，而僅僅不過十年前，台灣還有七成左右的閱報人口。再早之前，報紙還是人們主要的資訊來源。何以在短短十幾年之間，為數達百萬以上的讀者竟然遠離報紙而去？ 毫無疑問，社會的變遷，特別是科技所帶動的傳播革命，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資訊消費行為，也造成媒體生態的劇烈變化。當人們取得資訊的管道由單一變成多樣，當受眾（Audiences）不再甘於被動接收資訊，並逐漸習慣於無遠弗屆、應有盡有的網路世界之後，報紙這種體現菁英主義的傳統媒體，如再不思興革，恐怕是注定要走向小眾化了。無怪乎自二○○○年開始，美國傳播學者紛紛預測報業何時滅亡， 日本媒體主管更曾大膽預言，報紙將在二○三○年從日本社會消失。如果連美、日等報業先進國家的學者、專家都不看好報紙的未來，台灣的報紙如何可能長久存在？ 然而報業果真走上窮途末路，報紙真的沒有明天了嗎？其實未必！其一、新媒介儘管發展迅速，但除非其覆蓋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否則傳統媒體就還有生存空間。何況報紙還具有質美價廉、便於攜帶等優點，中年以上的人也還有閱報的習慣，故一定期限內報紙不會消滅；其二、報紙的生產方式雖是菁英主義的體現，表面上這是它的弱點，但在資訊海量氾濫的時代，報紙提供經過整理、有角度、有觀點的資訊，其所代表的品質、精緻與權威性，仍然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其三、報紙雖是傳統媒體，仍可善用數位技術，在不同的載體中呈現。 簡單地說，儘管紙媒介終將逐步式微，但文字做為一種表述工具卻絕不可能消失。而代表著文字媒體的報紙，要想在資訊科技的狂濤中屹立不搖，就必須做到如同國際媒體大亨梅鐸所說的：「報業必須因應隨著網際網路、MP3、IPOD、筆記型電腦與手機所帶來的科技革命。」也就是說，隨著資訊平台的多樣化，報業應配合讀者的需要，在不同的平台上表現。這當中的關鍵就在於，報紙能否提供足以滿足讀者心靈並打動他們感情的好作品。 什麼樣的作品能夠滿足讀者心靈、打動他們的感情呢？我個人認為，我的同事何榮幸與其他同仁共同獲得二○○五年台灣三大新聞獎項的作品，就符合這樣的要求。 榮幸是一位優秀的記者，早在台大就讀期間，就是校園裡頭的一枝健筆。難得的是，在他進入新聞界十餘年之後，還能長保一顆素樸的求真、求善之心，並時刻自我反省砥礪。這本書所記錄的，就是他如何克服挑戰、追求卓越的故事。讀者可以從每個篇章中，深刻體會一個具有理想性與反省力的記者，如何去對應當前複雜的媒體環境，如何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中求取最佳平衡。而書中詳細記載的每一篇報導的製作過程，從企畫、採訪到撰寫、編版，彷彿是一則則鮮活生動的「新聞教戰守則」，十分具有參考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一篇報導都得到極大的迴響，這應該是榮幸與其他參與的同仁在得獎的喜悅之餘，最感快慰之事。 做為榮幸的同事，也是這些出色作品最早的讀者，我很樂於將它推薦給您。而從這些作品當中，也讓我堅信一點：報紙不會消失，因為「出色的新聞報導永遠會吸引讀者」。
拿到這本書的初稿時，我剛接獲一份最新的報紙閱讀率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台灣報紙總閱讀率正加速下滑，二○○五年下半年還維持在五成，到了二○○六年上半年已經跌到只剩四成五。換言之，在短短半年之內，足足跑掉了幾十萬的閱報人口。 儘管報紙閱讀率下滑已是全球性趨勢，許多人也都分析電視的擠壓、網路的衝擊、數位娛樂的多樣化，都是導致閱報人口流失的原因；但這份報告仍然讓我感到心驚。因為百分之四十五的閱報人口，意味著多數的台灣人民是不看報的，而僅僅不過十年前，台灣還有七成左右的閱報人口。再早之前，報紙還是人們主要的資訊來源。何以在短短十幾年之間，為數達百萬以上的讀者竟然遠離報紙而去？ 毫無疑問，社會的變遷，特別是科技所帶動的傳播革命，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資訊消費行為，也造成媒體生態的劇烈變化。當人們取得資訊的管道由單一變成多樣，當受眾（Audiences）不再甘於被動接收資訊，並逐漸習慣於無遠弗屆、應有盡有的網路世界之後，報紙這種體現菁英主義的傳統媒體，如再不思興革，恐怕是注定要走向小眾化了。無怪乎自二○○○年開始，美國傳播學者紛紛預測報業何時滅亡， 日本媒體主管更曾大膽預言，報紙將在二○三○年從日本社會消失。如果連美、日等報業先進國家的學者、專家都不看好報紙的未來，台灣的報紙如何可能長久存在？ 然而報業果真走上窮途末路，報紙真的沒有明天了嗎？其實未必！其一、新媒介儘管發展迅速，但除非其覆蓋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否則傳統媒體就還有生存空間。何況報紙還具有質美價廉、便於攜帶等優點，中年以上的人也還有閱報的習慣，故一定期限內報紙不會消滅；其二、報紙的生產方式雖是菁英主義的體現，表面上這是它的弱點，但在資訊海量氾濫的時代，報紙提供經過整理、有角度、有觀點的資訊，其所代表的品質、精緻與權威性，仍然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其三、報紙雖是傳統媒體，仍可善用數位技術，在不同的載體中呈現。 簡單地說，儘管紙媒介終將逐步式微，但文字做為一種表述工具卻絕不可能消失。而代表著文字媒體的報紙，要想在資訊科技的狂濤中屹立不搖，就必須做到如同國際媒體大亨梅鐸所說的：「報業必須因應隨著網際網路、MP3、IPOD、筆記型電腦與手機所帶來的科技革命。」也就是說，隨著資訊平台的多樣化，報業應配合讀者的需要，在不同的平台上表現。這當中的關鍵就在於，報紙能否提供足以滿足讀者心靈並打動他們感情的好作品。 什麼樣的作品能夠滿足讀者心靈、打動他們的感情呢？我個人認為，我的同事何榮幸與其他同仁共同獲得二○○五年台灣三大新聞獎項的作品，就符合這樣的要求。 榮幸是一位優秀的記者，早在台大就讀期間，就是校園裡頭的一枝健筆。難得的是，在他進入新聞界十餘年之後，還能長保一顆素樸的求真、求善之心，並時刻自我反省砥礪。這本書所記錄的，就是他如何克服挑戰、追求卓越的故事。讀者可以從每個篇章中，深刻體會一個具有理想性與反省力的記者，如何去對應當前複雜的媒體環境，如何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中求取最佳平衡。而書中詳細記載的每一篇報導的製作過程，從企畫、採訪到撰寫、編版，彷彿是一則則鮮活生動的「新聞教戰守則」，十分具有參考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一篇報導都得到極大的迴響，這應該是榮幸與其他參與的同仁在得獎的喜悅之餘，最感快慰之事。 做為榮幸的同事，也是這些出色作品最早的讀者，我很樂於將它推薦給您。而從這些作品當中，也讓我堅信一點：報紙不會消失，因為「出色的新聞報導永遠會吸引讀者」。
記者的勞動：另一種「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文／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七月是考季，高中、大學本科入學考之外，碩博士準畢業生，同樣考得團團轉。單是七月中下旬，我就參加了九場碩士班口試。奇特的是，其中有六位的題目，居然不約而同以記者為主，撰寫傳媒人員的勞動條件與過程。 在以前，勞動是冷門的題目，搭理者不多。晚近，情況有些變化。 這是指，過去十年，傳播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不升反降，薪資相對減少、工作時數增加；傳媒用於編採與製作裨益人心的資訊及娛樂之空間，亦見萎縮。也許，出於這些背景因素，致而有更多的學子選取了記者作為研究對象，記錄了、分析了他們的工作。學子可能自忖，來日是否要投入這個工作？或者，他們在想，怎麼作才能為改變這個環境盡一份心力？ 但是，熟稔始於登堂入室，學子未入行之前，不見得理解傳媒工作的實際境遇，並且經常因為傳媒日夜與我們接觸，以致新聞傳播科系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當中，具有相當明顯的職業導向。反映在大學本科或碩士班入學考試，新聞傳播科系的入學考試分數還是不低，報考人數仍相當多。入學之前，總是憧憬多，總是初生之犢不畏、不知畏虎（傳播業勞動條件的變化）。或者，應該這麼說，即便環境惡劣，新聞總讓人憧憬，而究其實，這也正是新聞事業永恆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哪一種行業，能夠讓勞動者在歷練後，有朝一日得到機會，真正演習不卑不亢的態度、試行說大人則藐之的經驗？還有哪一種行業，能夠讓勞動者每天每日或至少定期都能看到自己與他人合作的集體勞動成果，呈現為宜家宜室的娛樂，乃至比例合適的促狹或「不入流」的娛樂？呈現為監督經濟與黨政權勢者的新聞資訊，以致傳媒事業的表現良窳，直接關係到了民主政治的品質與民主社會的內涵？呈現為具有潛移默化、移風易俗的影音與文字，如同陽光與空氣，人們可以不察覺或不理會傳媒的存在，卻已經、必然盡受傳媒所參與設定的環境之影響？ 不過，憧憬只能是師父，引進門之後，個人會有什麼發展，還得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在個人的資質與機運，一在個人以外的傳媒環境。 先說傳媒環境。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國家機器，一般稱之為發展型國家，也就是通過政治手段導引市場經濟，取得相對的「均而富」成績。但怪異的是，這個主導能力卻在傳媒領域失靈至今。曾與台灣並列、共有四小龍稱號的香港、新加坡，而特別是南韓，其傳媒表現比台灣好很多，至少，其傳媒出現光怪陸離的現象，遠遠不及台灣的荒唐。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還待探索。但是，國家難辭其咎，由於欠缺有效與積極的傳播政策，造成了對於市場機制的誤解，表現為欠缺宏觀調節的政策工具，後果就是記者等從業人員工作條件的不合理，從而整體表現無法符合民主的要求。 考進新聞傳播科系的人，入門之後，有些人很快就察覺了環境的問題，打了退堂鼓。有些如同其他科系的人，不需或說也無法多想，於是就先跟定課程演進，時間一到，走出校門，另謀前程。有些不肯放棄，初衷不變，只是調整腳步與認知，總想來日仍然可以一伸拳腳；他們不可能以無冕王自居，卻還是願意如同冬日飲水，出校門入業界、自探冷暖。 這裡，新聞傳播教育即便無法為有效傳播政策催生，至少應該讓第三種人，包括並非相關科系但有志進入本行業的人，得到充分的滋潤。 於是，傳播教育的內涵，除了影音文字的編採寫作技藝，及相關機器的運用，還得強化俗稱「媒介素養」或「媒體識讀」（前者是陳世敏、吳翠珍教授建議的用語；後者是成露茜、羅曉南教授的偏好），藉此，遍及所有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知識，才能有效地結合於傳播環境的改良。從傳播法規，至具有前瞻意義的傳播政策；從消極的個人應對，至積極的理解從業人員專業工會的組織問題；從耳聰目明的閱聽人養成，至具備參與媒體變革之認知與能力。這些都是素養或識讀所應該納進的課題。 在這方面，學界做了一些，但當然遠不足夠，而榮幸這本書，用另一種方式作了示範。 作者的寫作態度誠懇、立場中道，寓建言於批評之間，通篇都展現在惡劣傳播環境之中，個人可以做些什麼。筆者衷心希望，榮幸的認知與努力，既不諉過於結構，也不浮誇於個人，能夠成全一種效果，讓關注傳媒民主潛能的人（特別是前面提及的第三種人），從閱讀中意會了一種培力、增勇的情境，堅持了勤於面對與承擔的執著，領略了迂迴前進的游擊應對與來日終得正規達陣之間，如何智慧地隨遇而安，以及無畏地挺身而出。 假使放在記者的書寫，這本書具備了一個很大的特色。這是說，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記者總是報導別人居多，對於自己，記者似乎有三種反應。一是守口如瓶、絕筆不寫。二是退休後的回憶，如十年前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三是仍在職，但曝露本行業的黑暗面，從三十多年前的《醜陋的新聞界》，至兩年前的《無冕王８蛋》。 相比於英語世界，本地記者的後兩類反應實在太少。榮幸這本書可能創下紀錄，為台灣新聞界扳回一城。作者選擇三個系列的調查報導，以及一個系列評論，從題目的發想規畫、與報社同儕及主管的協商、實際採訪的奔波勞頓與趣味、反覆修改至刊出後的反響與檢討，和盤詳細托出。在台灣、在世界新聞同業之間，榮幸可能已經自成一格，以第四種模式，記錄了在例行事務之外，記者的部分勞動過程與條件。 讀了之後，人們會發現，在有限時間裡，原來「外行人」努力後，也能成就動人的「體檢公共建設」、「休耕啟示錄」與「全台飆節慶」，成為外行中的內行，連結專業、喚起注意與敦促變革。 一九九五年，當時的主流傳媒還很穩健，唯邊陲已經事端頻仍。如自立報系產業工會袁孔琪常務理事遭致不合理調職，榮幸當時是台灣記者協會會長，讓我前往參加記者會，參與討論、表達意見。十一年已經流逝，徐佳士老師念茲在茲的跨傳媒記者專業工會，雖然曾經有個雛型（大眾傳播事業工會聯合會），卻礙於各種因素，還不能有效運行。脈絡如此，榮幸這本書的經驗就有了更豐富的意義：假使沒有工會奧援，個人仍有空間，工會的意義何在？工會一定比較進步嗎？除了薪資與工時，工會對於編採題材、空間與言論政策的參與，會有什麼看法，等同看待？或當作是更重要的工作條件之一？簡而言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個別努力，相對於工會，各自的意義是些什麼？假使台灣的傳媒有一天得思考這些問題，那就表示，我們的社會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大步還得期待，但請容許筆者藉此篇幅，先向作者貢獻一小步。書中，作者表示，他希望「在立法院每年兩個會期之間」的企畫編輯與深度採訪，能夠成為「慣例」。想必這也是所有讀者的希望。但採訪什麼題目呢？很多。 唯去年底施行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可能值得作為下個目標。一來題材新；二是這向來是記協推動的重要工作項目，同時也攸關傳媒的工作；三是社會與政府都還不熟悉，這才出現榮幸書中提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竟然將單純的一份評鑑報告當作機密，不但不提供給傳媒，也不理會其前任主管的交代，硬是不肯示人。 期盼榮幸或其他記者朋友以此為題，帶動認知，促使相關人員體會責任，在最大範圍內，公開各色報告於網路，讓台灣朝向「開放的社會」，再進一步。
七月是考季，高中、大學本科入學考之外，碩博士準畢業生，同樣考得團團轉。單是七月中下旬，我就參加了九場碩士班口試。奇特的是，其中有六位的題目，居然不約而同以記者為主，撰寫傳媒人員的勞動條件與過程。 在以前，勞動是冷門的題目，搭理者不多。晚近，情況有些變化。 這是指，過去十年，傳播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不升反降，薪資相對減少、工作時數增加；傳媒用於編採與製作裨益人心的資訊及娛樂之空間，亦見萎縮。也許，出於這些背景因素，致而有更多的學子選取了記者作為研究對象，記錄了、分析了他們的工作。學子可能自忖，來日是否要投入這個工作？或者，他們在想，怎麼作才能為改變這個環境盡一份心力？ 但是，熟稔始於登堂入室，學子未入行之前，不見得理解傳媒工作的實際境遇，並且經常因為傳媒日夜與我們接觸，以致新聞傳播科系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當中，具有相當明顯的職業導向。反映在大學本科或碩士班入學考試，新聞傳播科系的入學考試分數還是不低，報考人數仍相當多。入學之前，總是憧憬多，總是初生之犢不畏、不知畏虎（傳播業勞動條件的變化）。或者，應該這麼說，即便環境惡劣，新聞總讓人憧憬，而究其實，這也正是新聞事業永恆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哪一種行業，能夠讓勞動者在歷練後，有朝一日得到機會，真正演習不卑不亢的態度、試行說大人則藐之的經驗？還有哪一種行業，能夠讓勞動者每天每日或至少定期都能看到自己與他人合作的集體勞動成果，呈現為宜家宜室的娛樂，乃至比例合適的促狹或「不入流」的娛樂？呈現為監督經濟與黨政權勢者的新聞資訊，以致傳媒事業的表現良窳，直接關係到了民主政治的品質與民主社會的內涵？呈現為具有潛移默化、移風易俗的影音與文字，如同陽光與空氣，人們可以不察覺或不理會傳媒的存在，卻已經、必然盡受傳媒所參與設定的環境之影響？ 不過，憧憬只能是師父，引進門之後，個人會有什麼發展，還得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在個人的資質與機運，一在個人以外的傳媒環境。 先說傳媒環境。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國家機器，一般稱之為發展型國家，也就是通過政治手段導引市場經濟，取得相對的「均而富」成績。但怪異的是，這個主導能力卻在傳媒領域失靈至今。曾與台灣並列、共有四小龍稱號的香港、新加坡，而特別是南韓，其傳媒表現比台灣好很多，至少，其傳媒出現光怪陸離的現象，遠遠不及台灣的荒唐。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還待探索。但是，國家難辭其咎，由於欠缺有效與積極的傳播政策，造成了對於市場機制的誤解，表現為欠缺宏觀調節的政策工具，後果就是記者等從業人員工作條件的不合理，從而整體表現無法符合民主的要求。 考進新聞傳播科系的人，入門之後，有些人很快就察覺了環境的問題，打了退堂鼓。有些如同其他科系的人，不需或說也無法多想，於是就先跟定課程演進，時間一到，走出校門，另謀前程。有些不肯放棄，初衷不變，只是調整腳步與認知，總想來日仍然可以一伸拳腳；他們不可能以無冕王自居，卻還是願意如同冬日飲水，出校門入業界、自探冷暖。 這裡，新聞傳播教育即便無法為有效傳播政策催生，至少應該讓第三種人，包括並非相關科系但有志進入本行業的人，得到充分的滋潤。 於是，傳播教育的內涵，除了影音文字的編採寫作技藝，及相關機器的運用，還得強化俗稱「媒介素養」或「媒體識讀」（前者是陳世敏、吳翠珍教授建議的用語；後者是成露茜、羅曉南教授的偏好），藉此，遍及所有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知識，才能有效地結合於傳播環境的改良。從傳播法規，至具有前瞻意義的傳播政策；從消極的個人應對，至積極的理解從業人員專業工會的組織問題；從耳聰目明的閱聽人養成，至具備參與媒體變革之認知與能力。這些都是素養或識讀所應該納進的課題。 在這方面，學界做了一些，但當然遠不足夠，而榮幸這本書，用另一種方式作了示範。 作者的寫作態度誠懇、立場中道，寓建言於批評之間，通篇都展現在惡劣傳播環境之中，個人可以做些什麼。筆者衷心希望，榮幸的認知與努力，既不諉過於結構，也不浮誇於個人，能夠成全一種效果，讓關注傳媒民主潛能的人（特別是前面提及的第三種人），從閱讀中意會了一種培力、增勇的情境，堅持了勤於面對與承擔的執著，領略了迂迴前進的游擊應對與來日終得正規達陣之間，如何智慧地隨遇而安，以及無畏地挺身而出。 假使放在記者的書寫，這本書具備了一個很大的特色。這是說，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記者總是報導別人居多，對於自己，記者似乎有三種反應。一是守口如瓶、絕筆不寫。二是退休後的回憶，如十年前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三是仍在職，但曝露本行業的黑暗面，從三十多年前的《醜陋的新聞界》，至兩年前的《無冕王８蛋》。 相比於英語世界，本地記者的後兩類反應實在太少。榮幸這本書可能創下紀錄，為台灣新聞界扳回一城。作者選擇三個系列的調查報導，以及一個系列評論，從題目的發想規畫、與報社同儕及主管的協商、實際採訪的奔波勞頓與趣味、反覆修改至刊出後的反響與檢討，和盤詳細托出。在台灣、在世界新聞同業之間，榮幸可能已經自成一格，以第四種模式，記錄了在例行事務之外，記者的部分勞動過程與條件。 讀了之後，人們會發現，在有限時間裡，原來「外行人」努力後，也能成就動人的「體檢公共建設」、「休耕啟示錄」與「全台飆節慶」，成為外行中的內行，連結專業、喚起注意與敦促變革。 一九九五年，當時的主流傳媒還很穩健，唯邊陲已經事端頻仍。如自立報系產業工會袁孔琪常務理事遭致不合理調職，榮幸當時是台灣記者協會會長，讓我前往參加記者會，參與討論、表達意見。十一年已經流逝，徐佳士老師念茲在茲的跨傳媒記者專業工會，雖然曾經有個雛型（大眾傳播事業工會聯合會），卻礙於各種因素，還不能有效運行。脈絡如此，榮幸這本書的經驗就有了更豐富的意義：假使沒有工會奧援，個人仍有空間，工會的意義何在？工會一定比較進步嗎？除了薪資與工時，工會對於編採題材、空間與言論政策的參與，會有什麼看法，等同看待？或當作是更重要的工作條件之一？簡而言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個別努力，相對於工會，各自的意義是些什麼？假使台灣的傳媒有一天得思考這些問題，那就表示，我們的社會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大步還得期待，但請容許筆者藉此篇幅，先向作者貢獻一小步。書中，作者表示，他希望「在立法院每年兩個會期之間」的企畫編輯與深度採訪，能夠成為「慣例」。想必這也是所有讀者的希望。但採訪什麼題目呢？很多。 唯去年底施行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可能值得作為下個目標。一來題材新；二是這向來是記協推動的重要工作項目，同時也攸關傳媒的工作；三是社會與政府都還不熟悉，這才出現榮幸書中提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竟然將單純的一份評鑑報告當作機密，不但不提供給傳媒，也不理會其前任主管的交代，硬是不肯示人。 期盼榮幸或其他記者朋友以此為題，帶動認知，促使相關人員體會責任，在最大範圍內，公開各色報告於網路，讓台灣朝向「開放的社會」，再進一步。
作者資料
何榮幸
台大社會系畢業，五十五年次，埔里出生、台北長大。 十五年記者資歷，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兼國會小組召集人、主筆。 一九九四年起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無線電視台民主化聯盟執委，現任台灣記協顧問、公共電視新聞諮詢委員、民間司改會監事。 二○○五年先後獲得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二○○六年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 著有《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時報），與網友合著《五年級同學會》（圓神）。 作者部落格為「鴕鳥手記」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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