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帶領台灣人看見民主的運動 兩個學運世代的映照、合作與反思 《學運世代》全新增訂版 完整收錄：太陽花學運發起人─陳為廷〈專訪文章〉 特別收錄：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 以及林佳龍、羅文嘉、陳信行、段宜康、顧玉玲等十三篇文章 「學運世代」不需要定調，而是一種異質多元的精神內涵。 相隔二十四年，1990年與2014年的兩次大規模學運後， 兩個世代各自承受成長歷程中的焦慮，也努力尋求生命的出口， 如今，他們正從不同角落用力發聲，形成一片「眾聲喧嘩」…… 這是一本關於台灣學運世代的「生命史」，不是學運理論或學運史；這是一本關於學運世代這群「人」畢業後生命歷程的書，不只是回顧八○年代到野百合學運歷史脈絡與定位，全新增訂的《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更加入太陽花世代的人物訪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不論他們是映照、銜接、輪替或合作，他們已經為台灣社會散發出益加灼熱的光芒。 這是一本關於兩個學運世代嘈雜喧嘩、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生命情懷的書。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象徵，當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的「野百合」雕塑，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對野百合學運的認知圖騰。而二十四年後，遍地綻放的「太陽花」則開出截然不同的成果與感動。野百合世代如何看待過去二十四年的生命歷程？又如何看待太陽花世代的崛起？且讓我們從「人」的角度切入，或許更能了解兩個學運世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共鳴推薦】 ．平路〈作家〉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柳林瑋〈沃草創辦人〉 ．陳為廷〈太陽花學運發起人〉 ．張鐵志〈《號外》雜誌總編輯兼《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總主筆〉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每個世代，各有各的機緣，歷史會慷慨的為他們打開門扉，但在他們進入之後，歷史的面孔即會變得嚴酷，它會用篩子揀選與淘汰。一個世代是否能造就一個時代，它已超出機緣之外。 當今所謂的「學運世代」，我多半熟識。他們成長於台灣歷史轉折的時刻，政治與社會的重組，給了他們無比幸運的機緣。而今十多年匆匆而過，他們已到了後青年與前中年的尷尬階段。而這種尷尬不只在年齡而已，也在於歷史轉折後所產生的新條件。在眾聲喧嘩，昔日的反對派已變成新御用，而理想也在主客易位後變得無枝可棲的這個時刻，何止他們尷尬，我們每個人不也都同樣的開始渾噩起來。 而我不會歌頌學運世代，也不願用刻薄的「一代不如一代」加以詆譭。他們正在走他們未了之路。他們必須趕在幕落之前來自我證明，這無關乎哪個人官做得最大，而在於是否能讓台灣更加的向上提升。而我相信，一定會有人不虛此生。」 ──南方朔 「八○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啟動民主化和各類社會運動上揚的黃金十年，在那十年裡，我們目睹一群可以稱之為「學運世代」的改革派大學生被造就出來。他們是台灣民主潮流的產物，也是挺向此一潮流的年輕先鋒。時代不會忘了他們，他們也不會忘了那個時代。 讀了書中四十二位那個世代人物的小故事之後，我更肯定了我當年對他們的觀察和分析，以及對他們所展現集體求變理想和行動的支持。 我有幸曾與不少學運世代的年輕人一齊走過民主抗爭的歲月，如今眼看台灣新生民主已在茁壯之中，不禁心感安慰，知道他們如今已各奔前程，更油生祝福之情。」 ──蕭新煌

【二○一四年．新版自序】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二○○一年．舊版自序】看見別人，也看見自己 【序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野百合到太陽花的世代合作 ╱何榮幸 花開的時候 ╱范雲 「預演式的政治」──看24年前後的學生抗議 ╱陳信行 學習當家做主是一輩子的事 ╱駱明永 野百合的啟蒙影響，太陽花的檢討反思 ╱陳為廷 【第一篇】野百合學運的眾聲喧嘩 第一章：學運世代這種人 第二章：看見學運世代 第三章：惡魔黨被打倒了，然後呢？ 第四章：學運世代的腳印 第五章：下一回風起雲湧 【結語】和自己賽跑──學運世代的下一個十年 【第二篇】野百合看太陽花：太陽花崛起與二十四年來的見與思 林佳龍：熬過最低潮，我要繼續「開路」 段宜康：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讓路」 顧玉玲：不清算歷史，還是會重覆犯錯 李文忠：沒有能力打破遊戲規則，只好繼續跑攤 羅文嘉：回首 鄭文燦：真誠的力量，推動歷史的進步 周奕成：關於學運世代的筆記 陳裕鑫：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沈睡的小巨人 【第三篇】野百合世代的第一個十年與近況 【檔案一】林佳龍：我給自己兩年時間來了解國家運作 【檔案二】馬永成：現在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了 【檔案三】郭文彬：不要老記得做過什麼，革命是論件計酬的 【檔案四】曾昭明：外界過度誇大我們的決策權力 【檔案五】周奕成：我除了造反、選舉，其他什麼都不會 【檔案六】顏萬進：我的人生哲學是「隨波逐流」 【檔案七】鍾佳濱：我是在選垃圾袋，不是在選國代 【檔案八】田欣：台灣四百年移民史，有誰不是外來移民？ 【檔案九】陳俊麟：我們把自己捧得太高，把過去講得太低 【檔案十】羅正方：我們這一代還沒有獨立人格 【檔案十一】林正修：馬英九找我當民政局長，其實蠻凶險的 【檔案十二】許傳盛：九二一時，我是社會局長也是受災戶 【檔案十三】丁勇言：我已經不會想當馬克斯或列寧了 【檔案十四】周克任：我曾在崩潰的邊緣中尋找自我 【檔案十五】翁章梁：老闆的政治命運和幕僚息息相關 【檔案十六】李文忠：如果只要討好支持者，我何必從政？ 【檔案十七】賴勁麟：我被安排在第四批準備被關名單 【檔案十八】王雪峰：感謝學運成就我的姻緣 【檔案十九】郭正亮：我在追求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 【檔案二十】羅文嘉：我不會再自我膨脹，搞得傷痕累累 【檔案二十一】沈發惠：這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改變了 【檔案二十二】李建昌：人頭黨員每個人都有，但不能用金錢選舉 【檔案二十三】段宜康：你會發現自己喪失的東西愈來愈多 【檔案二十四】鄭文燦：學運世代以前像鬥魚、現在像鱒魚 【檔案二十五】劉坤鱧：我在北大的同學都是中共中上層官員 【檔案二十六】王時思：我想走出一條專業社運的路 【檔案二十七】邱毓斌：工人應該組黨，起碼組一個左一點的政黨 【檔案二十八】顧玉玲：如果沒辦法自我改造，還談什麼改變社會？ 【檔案二十九】陳尚志：有些朋友想法沒進步，連笑話都一樣 【檔案三十】台邦．撒沙勒：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必須和「原奸」對抗 【檔案三十一】范雲：我回家就像在做族群田野觀察 【檔案三十二】林國明：我們一直在找學術與政治間的平衡點 【檔案三十三】陳志柔：我不會放棄中國研究這個領域 【檔案三十四】徐永明：單靠熱情燃燒，不夠照亮前方 【檔案三十五】孫瑞穗：我們這一代女人比男人更堅強快樂 【檔案三十六】施威全：罵他們「統派」是侮辱了中國人民 【檔案三十七】陳正然：網路沒辦法改變真實世界的不公平 【檔案三十八】方凱亮：每個人都該問自己，到底想過什麼生活？ 【檔案三十九】劉一德：跟周伯倫去酒家，才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 【檔案四十】陳裕鑫：寫了上千萬字，到底改變過什麼？ 【檔案四十一】周家齊：我以前兇的不得了，缺乏應有的厚道 【檔案四十二】陳豐偉：現在校園反而更加退化保守

　　每一個世代，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 　　二○○一年《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出版後，我陸續看到相關討論，其中又以在社運與學術領域的野百合世代反思最為深刻。因此我曾一度動念，希望以「學運世代進入社會的第二個十年」為主軸，並以在社運、NGO、學術等領域奮鬥的野百合世代為主體，做為「學運世代二部曲」的採訪書寫方向。 　　然而，人生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當我忙碌於新聞工作及其他出版計畫時，野百合世代踏入社會的第二個十年就這樣匆匆流逝。 　　生命不斷向前走，固然是「學運世代二部曲」難以成形的關鍵理由，但夜闌人靜時捫心自問：究竟是我們這個世代改變了社會？還是社會改變了我們？清晰的答案，更是難以就此議題再度提筆的幽微因素。 　　過去十四年，學運世代從政者（絕大多數投身綠營）歷經民進黨執政八年的挫敗，其中有些人更身陷弊案甚至鋃鐺入獄。對照一九八○年代學運到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的青春反叛，以及民進黨執政初期的意氣風發，學運世代從政者令社會失望的程度，實在不勝唏噓。 　　而在其他領域奮鬥的學運世代，雖然能夠保有較多的理想性，進行更長期的社會改革工程，但在歷經理想與現實的劇烈碰撞後，是否還能保有如同進入社會第一個十年的熱情與初衷，恐怕也有疑問（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 　　在如此自我觀照與心情變化的過程中，去年十二月，我收到時報出版社寄來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最新銷售報表，突然發現僅剩六本庫存，也就是此書即將絕版。 　　雖然「學運世代二部曲」的計畫已難實現，但在敝帚自珍，不希望此書就此絕版的心理下，我跟時報出版社的鍾岳明聯絡，探詢此書再版的可能性。岳明立即回覆時報出版社已在討論，希望促成雙方續約合作。 　　由於新聞工作繁忙，雙方雖已有再版共識，但並未進一步聯繫。到了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時報出版社人文科學線主編李筱婷來信，爭取此書由時報出版社續約再版，當時人在金門出差採訪的我，才開始具體思考再版事宜。 　　人生無巧不成書，之前曾經數度合作的老友余宜芳，在此時接任時報出版社總編輯，讓此書再版的速度加快。也因為在太陽花學運後出書，就算只是增訂版，仍勢必與太陽花學運有某種互動與連結。 　　宜芳、筱婷、岳明和我討論後認為，野百合世代確實有不少人參與太陽花學運，並以各種方式進行世代合作，因此增訂版割捨舊版中已失去時效的「學運世代組曲」單元，加入「從野百合到太陽花」視野，應屬自然連結而不致突兀；再者，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曾強調受到《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一書重要影響，若專訪陳為廷談兩個世代的互動，亦有其特殊意義。 　　陳為廷是在二○一二年發表〈我們如何反旺中？〉一文時指出：「開頭說一個祕密。其實，我是《中國時報》的忠實讀者。從高一那年，翻到何榮幸寫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開始，我就對時報的記者抱持好感，認識到：在台灣這個紛亂的媒體環境裡，還有一群媒體工作者，在這個報紙上努力。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每天讀《中國時報》。期待每天的副刊、論壇、或專題版文章。……」這篇文章後段，陳為廷描述了對於中國時報在旺旺集團接手後的失望，進而呼籲讀者參加當年九一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此次專訪陳為廷後，我才進一步知道，《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是他的啟蒙書籍，直接促使他在高二時製作《建中青年》的學運專題，然後一路走向學運與社運之路。 　　如同我在《學運世代》舊版中強調的，野百合學運領袖並不能代表所有參與者，陳為廷當然也無法代表所有太陽花世代。此篇專訪顯示從野百合到太陽花確有某種世代連結，但並非代表太陽花學運發言，是必須先向讀者說明之處。 　　其實，《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增訂版的意義，就在於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不同世代帶來的重大刺激──野百合世代感受尤為深刻。 　　儘管學運世代的表現評價不一，但仍在社會各部門扮演重要角色（今年底亦有林佳龍參選台中市長、鄭文燦參選桃園市長，以及李文忠參選南投縣長）。進入社會超過二十年後，他們紛紛走過人生與職場的成熟階段，來到重新思考生命價值、自問是否仍有雄心壯志的另一個關鍵轉折。 　　此刻回頭檢視我在《學運世代》舊版第一篇結語強調的標題：「和自己賽跑──學運世代的下一個十年」，每個世代，都不需要跟其他世代比較，只需要跟自己賽跑，野百合世代的朋友們都可自問：我們已經跑到哪裡了？ 　　陳為廷寫下〈我們如何反旺中？〉一文沒多久，我告別待了十二年的中國時報（事實上，我是在離開中時後才偶然看到這篇文章）。儘管對於這家報社充滿濃烈情感，但無法接受新的報老闆處理涉己新聞時公器私用，因此寫下〈北風與太陽〉一文明志。這是我跟自己的賽跑，沒有名次，只跟自己比輸贏，只有能否對自己交待的衝刺。 　　我相信很多野百合世代的朋友們也是如此，在依舊眾聲喧嘩的不同生命情懷中，感受太陽花世代青春無敵、生猛有力的刺激，然後回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但求莫忘初衷、無愧於心，好好完成一場只跟自己競爭的漫長賽跑。 　　 就像李宗盛從年輕時候所寫的〈和自己賽跑的人〉，到過去兩年拿下金曲獎年度歌曲的〈給自己的歌〉與〈山丘〉所描述的心境。不論是否「越過山丘，才發現無人等候」，或是「想得卻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世代，「我們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不必瞻前顧後，永遠只需要問自己：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二○一四年七月二日 台北士林

◎文／陳信行 　　二○一四年三月某個舒爽陰涼的下午，我在立法院外的抗議現場和幾個學生們聊這次的運動。不可避免地，我們會開始比較兩個世代的經驗差異。現在真的是兩個世代了。很多抗議者是我當年的學運同儕的子女。 　　不少人有過比一九九○年三月時候在廣場上靜坐的我們豐富得多的身體抗爭經驗：從樂生、士林王家、大埔拆遷、苑裡反瘋車，到離立法院只有幾步之遙的華光社區與紹興社區抗爭，一次又一次，自發響應的年輕人們互相扣緊手臂、躺在地上、四肢放軟、準備被警察抬，以演練過多次非暴力公民不服從的標準動作，擋在挖土機前。 　　他們不喜歡突出自己個人的角色，不喜歡強迫自己的伙伴擔起什麼任務；他們希望呈現的運動面貌中，每個人都只是運動的一份子，完全自願盡一份心力，不認為一個人乃至一撮人可以代表「大家」。 由於這樣的信念，我說，他們現在所面對的運動內部的困局，和我們那時候的困局有些根本性的差異。 　　一如預期，當我提到「信念」這種大字眼的時候，年輕朋友們要不是皺眉嘟噥些不贊成的聲音，就是微笑得有點詭異。他們不喜歡把這種大字眼往自己身上堆。 　　美國一些死不悔改的六○年代老學運份子對他們自己的運動有個批判性的說法，叫「預演式的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簡單來說，我們希望爭取的未來社會長什麼樣子，在我們現在的運動中，人跟人的關係，就把它搞成這樣，從倫理道義到事務運作。在美國當年的情境下，運動學生討厭被背叛已久的兩黨選舉政治、具有一種無政府主義情感，相應地就出現一系列不成文的規矩，例如團體討論一律採共識決，不搞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決。這點與現在台灣學運團體內部的氣氛有點類似。 　　那麼，回頭看一九九○年三月的我們，是在「預演」著什麼樣的政治？ 　　這些年來愈來愈看得清的一點是：我們那時根本就是在「預演」那時還沒到來的政黨代議選舉政治。我屬於一個派系。我服從派系的決定，因為我知道事前事後的討論與檢討會我都說得上話，而且決策指揮規劃庶務之類的任務大家會輪流。我積極參與派系間的鬥爭，也參與派系內的鬥爭。這些鬥爭是有些規矩的，誰被抓到犯規就會吃虧。例如，不准擺權威壓人、派系間開會決策必須照議事規則來進行。各派系認為彼此信念上有重要差異（雖然外人未必認為如此），但在很多重大活動時，又一定要合作。 　　一九九○年代我的同儕們紛紛進入各政黨當政治人物或黨務工作，再自然也不過了。政黨運作的技能，我們早就都練過了。 　　問題是，二十四年之後，兩次政黨輪替之後，這些年來的抗議群眾很明顯地對政黨政治非常嫌惡。不只是年輕人如此，各部門社運團體歷次聯盟的會議中，已經不知多少年沒有動用過表決。只有立法院內還在提案、拉票、換票、記票。 　　對政黨政治的失望或不信任不只是哪些政治人物墮落了的問題。政黨是準備要操作政府的組織，而「政府」這個機構，在多年來的變遷之下，早已變得高度無能。就在各種改革運動促成開辦愈來愈多的公共服務時，政府已經變得要錢沒錢、要人沒人。 　　二○一四年六月，中研院的經濟學者們集體發表了一本「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其中，作者們一再強調，台灣的政府稅收只佔GDP的十二%左右，是全世界最低。而且，稅收不成比例地由受薪階層負擔了絕大部分。 　　在人員方面，台灣公部門就業人口從一九七○、八○年代的一百五十萬以上的軍公教，變成現在的三十幾萬公務員、二十一萬軍隊、不到十二萬公營事業員工。相較於台灣出身的大財團，例如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在一百萬與一百三十萬之間擺盪的鴻海集團，中華民國各級政府能運用的人和錢都少得多。難怪「太陽花」期間，郭董一直要出面來喬事情。 　　不管誰來管政府，用這些大量減少的資源要做的事，比起戒嚴時代，要多太多了：從社區營造到食品檢驗到家暴防治。於是，這些業務大量外包給財團或民間基金會。結果往往是又肥了財團，或是窮社福團體為了包案而壓榨沒保障的社工。 　　一九八○到九○年代把這種作法叫做「民營化」，現在很明顯地應該叫做「私有化」。當年的民主運動主流論述認為應該「拍賣中華民國」以終結威權政府，現在愈來愈多人發現「民間」其實未必一片善良。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是會直覺地一面「幹政府」、一面抱怨政府為什麼不管這不管那。 　　台灣的經驗不是特例。這二、三十年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各國推行；經濟危機、貧富分化之下無能的政府導致人民高度不信任任何政黨──這些現象尤其是在二○○八年後普遍出現。 　　如果「野百合」那時的運動預演了之後二十幾年讓我們失望的政黨政治。那麼，二○一四年這次風格迥異、規模浩大得多的抗議，預演的又是什麼？ 　　（本文作者為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廣場總指揮之一，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曾於二○○四年發表「我的野百合──一個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對野百合學運進行深刻反思。） 　　段宜康：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讓路」 　　從政多年之後，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現在的心情：「讓路」。 　　二○○一年《學運世代》此書訪問我時，我正要從台北市議員轉戰立法院，當時我仍然相信，進入立法院後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但是，擔任幾屆立委後，我發現能夠改變的東西實在不多，讓我未必想要繼續走進政治這條路。 　　舉例來說，現在別說是最重要的修憲寸步難行，就連很基本的立法院委員會問政空間調整都做不到。立法院充斥作秀文化，每到會期結束前大家都在簽署法案，為的是應付公督盟的評鑑，除此之外當立委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實質的改變。 　　當你相信可以改變事情的時候，你就會全力以赴；但當你在提案時就知道難以改變什麼，你就不會盡全力。這就是當前立法院的真實樣貌。 　　回頭看學運世代的朋友們，我以前覺得，選擇在社運領域努力、沒有進入政治部門的學運世代，保留了比較多的理想；但多年之後觀察，現在覺得也未必如此，在社運領域的朋友們也改變不了什麼，這點跟從政的學運世代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我覺得應該「讓路」。既然我們這一代能做的都做了，還是沒辦法改變什麼，那就應該讓年輕世代有更多機會展現能力，幫他們去改變一些東西。 　　我比較擔心的是民進黨缺乏人才，我們四、五十歲的學運世代就是這樣了，頂多參選台中市長的林佳龍等一兩個人還有機會更上層樓，如果我們這一代讓路了，民進黨的下一代在那裡？　 　　從老學運世代的角度看太陽花學運，其實有一些類似的地方，當野百合學運的訴求被社會接納時，野百合就死了，而太陽花學運的訴求也只是台灣社會「反中」、「反馬」的心理投射，並沒有提出比社會更進步的訴求。 　　太陽花學運世代的優點是聰明、優秀、反應很快，以及很會跟不同意見者溝通。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民進黨已經喪失跟不同意見者溝通的能力，黨內大老的各種「溝通」，其實都是「安排好的溝通」，不像太陽花世代能夠在沒有安排的情況下進行溝通。 　　然而，太陽花學運也有明顯限制。社運必須具有衝撞體制的能量，但在社會框架的限制下，太陽花學運卻只想符合社會主流意見以爭取主持。例如衝行政院的行動遭到學運領袖切割，後來是因為警察打人才獲得支持，但衝撞中正一分局的行動就被切割而失去衝撞動能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社會對於太陽花學運的期待太高，對這些年輕人的壓力太大。原本社會對於新政團的期待不會那麼高，現在會高度期待太陽花學運領袖推動新政團，而未來新政團的表現若不符合期待，屆時會有支持者認為遭到背叛，這些是太陽花學運領袖會面臨的挑戰。 　　　 至於我自己未來的人生理想，其實只有四個字：「好好活著」。我現在最關心的事，其實是子女的教育與安全。去年五十歲時，我開始問自己還想做什麼？還要整天跑紅白帖？別人有勇氣選黨主席、選總統，我為何沒有動力了？到目前還沒有答案。但若還有二十年可活，人生最後的三分之一，我希望好好活著。 　　（本文為段宜康在立法院中興會館會議室接受何榮幸採訪的記錄整理。此次採訪結束沒幾天，段宜康獲得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重用，以不分區立委身分兼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在綠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羅文嘉：回首 　　經過二十幾年，年近半百，坐在海邊，靜靜回想年輕時的事、年輕時的夢，當年的理想、行動、和那些久遠的朋友。感覺很奇特，跟十幾年前的回首，差異很大。是多了生命的歷練與沈澱，還是多了人事變遷、物換星移的感觸與變化。 　　有許多的變化，在這麼些年發生。首先，是年歲與身份，我們陸陸續續也為人父、為人母、為人老師。這一兩年來與過去朋友聚會，竟多半是因為孩子活動，聊的話題，孩子多於時事，當然也多於當年往事。仿佛那些屬於過去的，只在每個人的生命中，留下記憶、發生作用，然後封包起來。對於未來，現在開始的未來，是屬於另一個世界，另一段旅程。這種感覺，有時讓人不願多說和多想，除非不得已被問到。 　　總是會碰到，年輕的學生這樣問：老師，你們所處的那個年代，是怎樣的年代？你們怎麼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呢？ 　　 我忘記，年輕的時候，會不會問這個問題，以及有沒有人，可以讓我這樣好奇地問。我只記得，那時候，每天很忙，充滿鬥志，不怕困難，不相信死亡，認為理想最重要，要跟獨裁者拼高下。我很少疑問，因為獨裁者太強大，只能不停的戰鬥，直到他倒台為止。 　　 我現在是這樣回答年輕的孩子：那是個混亂，但充滿希望的年代。那是個相信理想，而且可以為它燃燒的年代。那是個幸福的年代，因為我們可以為它而活、而愛、而戰鬥。 　　 我的同班同學，總是在放學的黃昏，自己來到社團辦公室，拿了一疊傳單，到學校大門口、小福利社入口、或是自己宿舍，把傳單一張一張，送到沒有表情的同學手上，塞到宿舍每間房門底下，或是乾脆貼在系辦公室公佈欄上。 　　我會和暗戀已久的女孩，喬裝成一對情侶，在軍警環伺的街頭，在總統府前探視軍情。後來，我們果然成為一對戀人，在革命中的愛情，對抗強權、反抗父權，相信我們心中所要到達的理想彼岸，那不是一種幸福嗎？ 　　等到，有一天，獨裁政權在世紀交替那一年，果然倒台。我望著紙花碎片，隨著煙火炮聲，紛紛飄落，灑在我們寄望的人、組織、政黨身上那晚，我問自己，然後呢？接下來我們要為什麼而活。 　　可以很純粹相信理想這件事，而且身邊所有人，都跟你一樣，生命私利可以放一邊，你不會覺得孤單，也不會覺得氣餒，因為即使現在是少數，但因為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我們相信自己會贏。 　　那種感覺真好，我跟年輕的孩子這樣講。 　　那麼，後來呢？ 　　後來，我們擁有了權力，即便不是全部的權力，但相對以往，已經是很巨大了。我們有沒有用這樣的權力，做過對的事、錯的事，顯然都有。不必問對錯所佔的比例是多少，因為只要一件錯事，就會讓你的努力白費。 　　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主導世界，後來發現，歷史的主角既不是我們這一代，改變的關鍵也不在我們這些人。我們，年輕的熱情、衝勁、專業、只是上一世代的附屬；我們，理想國度的價值、理念、運作，終就逃不過歷史結構的制約宰制。 　　從某個角度講，我們曾經勇敢、無所畏懼，但後來顯然怯懦、有所退縮；對抗敵人顯然容易，反抗自己人，則往往遍體鱗傷。是我們的智慧、能力、勇氣不足，還是利益的結構、糾纏太深。 　　有人問，如果再重來，會怎麼做。問題是，歲月與歷史都不會重來，即使我知道怎麼做會更好。無法再年輕如昔，只盼望新一代，能比我們更看透結構的深邃，能有好的生存技術，也有堅持到底的智慧。 　　陳裕鑫：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沉睡的小巨人 　　我和吳叡人是學運老戰友，但我沒想過三十年後，三月十九日的深夜裡，我和他在立法院群賢樓的圍牆邊重聚。他剛在一場街頭的公民教室，對滿街學生慷慨陳詞，而我則是剛離開報社，沿著立法院周遭用手機紀錄五場深夜講堂，貼在個人臉書上，這是太陽花學運的第二天。 　　我在蘋果日報即時平台上，看著吳叡人的演講影帶，他的語氣、熱情並沒有因多年的沉潛研究，而有稍稍的改變，反而在學生群裡有更多的感染力，他的文章、演講在網路上傳播更廣。而這就是橫跨三十年學運的一景，在新的運動網路上重溫昔日的熱情。 　　在總結學運十年的西元二○○○年，是個奇特的時間點，一些學運世代進入政治權力圈，似乎掌握了改革的契機。但無力感卻又是無比的龐大，似乎沒有人可以推得動改革的國家機器，結果學運世代成為懷念的名詞，我更懷疑媒體能否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還好，這十幾年來，有兩條軌跡讓我把路走得不一樣。一是繼續關注台灣的言論自由；一是繼續在網路上探索。 　　二○○○年，我參與籌辦台灣蘋果日報，擔任首任總編輯，雖然我知道它的風格會為台灣帶來爭議，但它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才是我珍視的價值。許多電子媒體及報紙為了拓展大陸市場，在言論及新聞自由上逐漸自我設限，幸好蘋果日報因黎智英的堅持，在兩岸政策及公共議題上，常能發揮監督的力量。 　　但也有挫折的地方。二○一○年，我負責籌辦壹電視，它是亞洲第一個全數位化的電視台，更重要的意義是，它是要解構原本政商糾結的新聞台文化。結果，因NCC遲不批准壹電視上架，以及系統頻道聯手抵制，壹傳媒不堪虧損，只好出售壹電視。 　　二○一三年，我負責推動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也逐漸建構容納更多獨立媒體的即時平台。原本，它即可預期是一座美麗的花園，沒想到，三月的太陽花學運，讓蘋果即時新聞的平台發揮網路的最大特性，不僅連續多日的現場直播，即時傳送的學生占領議場、行政院，警方驅散、五十萬人上凱道，都讓這座花園變成更壯觀的花海。 　　台灣的學運史，是一個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沉睡的小巨人，你不知道何時她會被喚醒，也不知她多快又陷入沉睡。 　　很像電腦的進程，不同世代學運的組織演變，從集中邁向分散的架構。現在學運裡各校的界線模糊了，學運與社運的界線也模糊了。它的缺點是，學運的內部民主化，因架構分散而不易取得，像太陽花學運就有決策流程的檢討。但優點是遍地開花，網路一個節點掛了，封包還是可以繞道通行，任何一個學運小組織，都可能再點燃新的風潮。 　　新世代學運比過去學運有更活潑的型態，帶進更多顛覆性的創舉，但也承擔更大的壓力。過去的學運是面對台灣內部的民主化或憲改議題，對手就在眼前，雙方都必須在民意的天平上去秤斤秤兩，也必須在歷史的價值裡找定位。但太陽花學運是碰觸兩岸分合議題的起點，對手不一定是凱道上的總統府，如果一場學運再度被喚醒，你無法預期它的風有多大，浪有多高，就如同沒有人預期到太陽花學運，會在二○一四年的三月如此盛開。

作者：何榮幸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Revolution 出版日期：2014-07-18 ISBN：9789571360188 城邦書號：A220057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