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內果，黑色幽默大師，透過文學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 這本隨筆是馮內果自1997年宣布封筆以後的第一部作品。黑色幽默大師以喜劇形式表現悲劇內容，在災難、荒誕、絕望面前發出笑聲。馮內果回憶了自己一生中所經歷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幾部代表作品創作的經過，小說「科幻」和「黑色幽默」風格的緣由，其中還包括他對政治、人類科技、生態等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和議論。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現實世界，特別是對美國現行政策的批判，表達了作者的憂患意識和知識份子的良心。 本書的寫作形式極其自由，作者在不同的話題之間來回穿梭，時而政治評論，時而文學藝術，時而歷史人生，嬉笑怒駡，遣懷低吟，皆成文章。書中還有作者本人畫的草圖和手寫字體，強烈地傳達出馮氏特有的行文風格。 【好評推薦】 ◎「馮內果──黑色幽默大師，通過文學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沒有國家的人》，像21世紀版的《小王子》，寫給那些吊兒郎當抽煙度日的紐約人。」～《耶路撒冷郵報》

一． 　　我當孩子的時候，是家裡的老么。任何家庭的老么總是愛開玩笑的，因為開玩笑是加入大人談話的唯一辦法。我姊大我五歲，我哥大我九歲，而我父母都很健談。因此小時候，在晚餐桌上，我總是讓所有人厭煩。他們不想聽我那些幼稚又傻氣的小孩子新聞。他們想談正經事，一些發生在高中、大學或工作上的事。因此，我能加入談話的唯一辦法就是講一些滑稽有趣的事情。我想最初，我一定是不小心講了一句雙關語或諸如此類的話，結果把他們的談話給打斷了。於是我發現，開玩笑是加入成人聊天的好辦法。

　　我成長於大蕭條時代，那時，這個國家有非常出色的喜劇。收音機裡活躍著一堆絕對頂尖的喜劇家。我沒刻意模仿，但確實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整個青少年時期，每天晚上我至少要聽一個小時的喜劇，我對什麼是玩笑，還有如何開玩笑，真是非常感興趣。 

　　搞笑時，我會盡量不去冒犯別人。我想，我開的玩笑大部分都談不上低級。我想，我很少讓別人受窘，也很少令別人痛苦。唯一會讓大家吃驚的是，我偶爾會用一兩個髒字。有些事情是不能鬧著玩的。比方說，把納粹集中營改編成幽默故事或滑稽短劇，那是我無法想像的。我也不可能拿甘迺迪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的死開玩笑。不過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是需要避諱的，還有什麼是不能為所欲為的。就像伏爾泰所描寫的，所有的人類浩劫都極其有趣。你知道，里斯本大地震就很好玩。 

　　我目睹過德勒斯登（Dresden）的毀滅。我見過這城市先前的模樣，從空襲避難所出來後，我又看到了它被轟炸後的樣子，我的反應之一當然是笑。上帝知道，這是靈魂在尋找寬慰。 

　　任何題材都可以當成笑料。我想，納粹集中營的死難者也會發出一種陰森恐怖的笑。 

　　幽默可說是對於恐懼的生理反應。佛洛伊德說過，幽默是面對挫折時的一種回應——幾種回應之一。他說，當一條狗出不了門時，牠會亂抓亂咬，開始刨地，做些沒意義的動作，或是咆哮吼叫，種種等等，用這些反應來面對挫折、驚訝或恐懼。 

 　　大笑是由恐懼引起的。多年前，我做過一個滑稽電視節目。當時的編排基本原則是，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而且得用這個元素讓觀眾笑得半死，卻又搞不清我們是怎麼讓他們捧腹大笑的。 

　　還有一種膚淺的笑。例如鮑勃．霍伯（Bob Hope）就不是真正的幽默家，他只是個淺薄的喜劇演員，從不提起任何傷腦筋的事情。過去對於勞萊哈台，我也總是一笑置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真正的悲劇。這些人太討人喜歡，以致無法在這個世界上倖存，他們始終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很容易被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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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最單純的玩笑，也是基於恐懼所喚起的些微刺痛，像這個問題：「鳥糞中白白的東西是什麼？」剎那間，聽眾像是在課堂上被叫起來回答問題似的，很怕自己會說出什麼蠢話。等他聽到答案是「也是鳥糞」時，不禁大笑起來，想用笑聲驅散那股習慣性的恐懼。事實上根本沒人在測試他。 

　　「為什麼消防隊員要佩戴紅色背帶？」以及「為什麼他們要把喬治．華盛頓埋在一座小山丘旁？」諸如此類。 

　　還有一種東西叫沒有笑聲的玩笑，這是千真萬確的。佛洛伊德把它稱做絞刑架上的幽默。現實生活中就有這種情形，那是一種完全絕望的狀況，一點辦法也沒有。 

　　德勒斯登大轟炸時，我們坐在地下室裡，用手臂抱著頭，免得被落下的天花板砸到。這時，一名士兵說道：「我很好奇，今天晚上那些窮人家都在幹什麼。」那口氣，就好像他是某個寒冷雨夜裡住在大宅中的公爵夫人似的。沒有人笑，但我們都很高興他說了這段話。至少我們還活著。他證明了這一點。 二． 　　我是生在大湖區的美國人，大湖區的淡水居民屬於大陸，不屬於海洋。每次我在大海裡游泳，感覺都好像在雞湯裡游泳。 

　　和我一樣，美國的許多社會主義者也都是大湖區的淡水人。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在20世紀前半期到底做了些什麼，他們用藝術、用口才、用組織技巧來提高美國工薪階層——也就是我們這些工人階級——的自重、尊嚴和政治敏銳度。 

　　掙工資的人沒社會地位、沒受過高等教育、沒財富，但他們可不是沒腦子的，這點有事實為證：美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作家和演說家，都是自學成才的勞動者，他們談的都是最深刻的一些主題。我指的當然是來自伊利諾州的詩人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以及出生在肯塔基，隨後移往印第安那，最後落腳於伊利諾的林肯。我可以說，他們都和我一樣是大陸人，是大湖區的淡水人。還有一個大湖區人也是傑出的演說家，他是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尤金．戴布茲（Eugene Victor Debs），他以前是個火車消防隊員，出生於印第安那州特雷霍特（Terra Haute）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我們的隊伍萬歲！ 

　　比起「基督教」，「社會主義」不再是個邪惡的字眼了。就像基督教並不等同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社會主義也不再用來特指史達林和他的祕密警察，還有勒令教堂關閉。事實上，基督教和社會主義一樣，都致力於建立一個使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一律平等的社會，一個消除飢餓的社會。 　　順便提一句，希特勒是個買一送一的廉價品。他給他的黨取名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納粹。很多人都以為希特勒的納粹黨徽是個異教符號，事實並非如此。那是一個工人基督徒的十字架，由斧頭和工具所組成。 

　　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因為這句話，讓那些壓迫宗教的行為取得了正當性，像是史達林的關閉教堂，還有今日中國的搗毀寺廟。馬克思是在1844年說這句話的，那時候，鴉片和鴉片酊是唯一有效的止痛劑，人人都可以使用。馬克思也吃過鴉片。他很感激鴉片帶給他的短暫放鬆。他只是注意到這個事實：宗教也可以讓那些處於經濟或社會困境中的人得到寬慰，他完全沒有譴責這項功能的意思。他的話只不過是漫不經心的老生常談，並不是什麼正式宣言。 

　　順道提一句，當馬克思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們甚至還沒有廢除奴隸制度呢！如果把時間拉回當時，你覺得，在仁慈的上帝眼裡，他會比較喜歡誰呢？是馬克思？還是美利堅合眾國？ 

　　史達林很樂意把馬克思的老生常談當成政令，中國的獨裁者也一樣，因為這句話似乎給了他們特許狀，可以名正言順的驅逐教士和僧侶，因為這些人可能會講他們的壞話，或破壞他們的事業。 

　　這句話也讓我們國家的許多人有了藉口，可以指責社會主義者是反宗教的，是反上帝的，因此是絕對令人憎惡的。 

　　我從未見過桑德堡或戴布茲，但我希望能見到他們。在這些國寶面前，我一定會變得結結巴巴。 

　　我認識他們那一輩的一位社會主義者——印第安那波里斯的鮑爾斯．哈古德（Powers Hapgood），他是個典型的印第安那理想主義者。社會主義就是理想主義。哈古德和戴布茲一樣，出身中產階級，他認為我們國家在經濟上應該更公平。他想要一個更好的國家，就只是這樣。 　　哈佛畢業以後，他去當礦工，激勵他的工人弟兄組織起來，爭取更好的工資和更安全的工作環境。1927年時，他也領導了一群抗議者，反對麻薩諸塞州處死無政府主義者薩柯（Nicola Sacco）和萬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 

　　哈古德家族在印第安那波里斯擁有一家罐頭食品廠，經營得很成功。後來哈古德繼承了這家工廠，他把工廠轉交給雇員，他們把工廠給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在印第安那波里斯相逢。他已經成為產業工會聯合會（CIO）的一個頭頭。當時，因為某次示威罷工的警戒線上發生了一些騷亂，他正為此在法庭上作證。法官放下了手中的所有事情，問他說：「哈古德先生，你站在這裡，你是個哈佛畢業生。像你這麼條件這麼好的人，為什麼要選擇過這種生活？」哈古德這樣回答法官：「為什麼？大人，因為『登山寶訓』。」  　　再說一次：我們的隊伍萬歲！  　　我來自一個藝術之家。而現在，我也以藝術謀生。這不是叛逆，我只是繼承家族的衣缽，就像接管埃索家族接管加油站一樣。我的祖先都是搞藝術的，我只是按照家族的傳統慣例，靠藝術過活。  　　我的父親是個畫家和建築師，他在大蕭條時期深受打擊，沒法賺錢養家，所以他認為我最好別跟藝術有半點牽扯。他告誡我要遠離藝術，因為他發現想靠藝術來賺錢根本行不通。他告訴我，如果我想上大學，就得學些嚴肅的東西，學些實用的東西。 

　　唸康奈爾大學時，我主修化學，因為我哥哥是個鼎鼎有名的化學家。批評家認為，一個人要是受了技術教育，就不可能成為嚴肅的藝術家，就像我這樣。我知道，大學英語系的學生通常都比較畏懼化學系、物理系和工程系所教的課程，因為他們搞不清這些學科究竟在教什麼。我想，這種畏懼也被帶進了評論界。我們大多數的評論家都是英語系出身的，他們對那些愛好科技的人非常懷疑。不過無論如何，雖然我是主修化學，但我最後卻成了英語系的老師，於是我把科學思維帶進了文學界。只是好像沒什麼人對此心懷感激就是了。 

　　我變成了所謂的科幻小說家，因為有某個人判定我是科幻小說家。我可不想被歸到那一類，所以我懷疑，我八成是在哪裡冒犯了某個人，因此得不到他們的信任，害我成不了嚴肅作家。我斷定這是因為我寫了有關科技的東西，而就算是第一流的美國作家，對於科技也是一無所知。我之所以被歸入科幻小說家，只是因為我寫了紐約的十拿化工公司（Schenectady）。我的第一本書《自動鋼琴》（Player Piano）就是關於十拿公司。十拿化工除了巨大的工廠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和我的同僚都是工程師、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當我描寫奇異公司和十拿化工時，對那些從沒見過這類地方的評論家來說，我寫的東西簡直就是未來幻想曲。  

　　我認為，把科技排除在外的小說根本就是歪曲生活，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一樣糟糕，後者是因為把性排除在外而歪曲生活。  ※
 
　　1968年，我寫《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 Five）的時候，我終於成熟到可以寫德勒斯登大轟炸了。它是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屠殺。我當然知道還有奧許維茲集中營，但大屠殺是突然發生的事，在很短的時間把所有人都殺死。1945年2月13日，在德勒斯登，十三萬五千人一夜之間全死於英國的炸彈空襲。 

　　那純粹是一種毫無道理、漫無目標的破壞。整個城市遭到毀滅，這是英國人的暴行，不是我們的。他們夜間派來了轟炸機，用一種新式燃燒彈在整座城裡燃起大火，除了我這一小群戰俘外，一切生命都被大火吞噬。這是一次軍事實驗，測試的目標是：能否透過從空中投擲燃燒彈把整個城市給焚毀。  

　　當然，身為戰俘，我們親手處置德軍屍體，把因窒息而死的屍體從地下室挖出來，抬到一處巨大的火葬場。後來我聽說，但我沒有親眼目睹，他們放棄了這套步驟，因為太慢了。當然，城裡的味道已經相當難聞了。他們改用火焰噴射器把這些傢伙燒掉。 

　　為什麼我和我的戰俘同伴沒有死，我不知道。 

　　1968年時，我是個作家。一個寫手。我寫任何能掙錢的東西，這你知道。什麼是地獄？我見過那東西，我就是從地獄裡出來的，所以，我想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來賣錢。你知道，就是那一類會被拍成電影的書，由狄恩．馬汀（Dean Martin）和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以及其他人來扮演我們。我試著寫，但怎麼寫都不對勁。寫的全是垃圾。 

　　於是，我去了一個朋友的家——伯納德．奧赫爾（Bernie O’Hare），他曾經是我的戰友。我們試著回憶在德勒斯登當戰俘時講過的有趣素材，那是一些頂呱呱的素材，能用來拍一部精采的戰爭片。然後他的妻子瑪麗勃然大怒，她說：「當時，你們什麼也不是，只是小孩而已！」 

　　對士兵來說，這是真的。他們事實上都是孩子。他們不是電影明星。他們不是「公爵」約翰．韋恩（Duke Wayne）。認識到這個關鍵問題之後，我終於能夠暢所欲言地講出真話了。我們只是孩子，於是《第五號屠宰場》的副標題成了「兒童十字軍」。 

　　為什麼我得花上二十三年的時間才能寫出我在德勒斯登的經歷？我們全都帶著一堆故事回家，我們全都想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它們換成現金。而瑪麗．奧赫的實際意思是：「你們為什麼不改變一下，講一講真話呢？」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寫了一個短篇，叫〈士兵之家〉（A Soldier’s Home），講的是當一名士兵回家之後，問他在戰場上看見了什麼，是多麼粗魯的事。我想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當被老百姓問起關於打仗和戰爭之類的事情時，都會一言不發。這是一種時尚。你知道，要想讓別人對你的戰爭故事印象深刻，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一言不發。這樣，老百姓就不得不去想像各種蠻勇的行動了。  

　　但是，我認為越戰讓我和其他作家得到了解放，因為這場戰爭把我們的領袖和動機凸顯得如此骯髒，又徹底愚蠢。我們終於能夠談論一些壞事，我們對納粹這群你能想像到的最邪惡的人所做過的壞事。我親眼所見的事情，我不得不揭發的事情，讓戰爭看起來如此醜陋。你知道，真相真是很有說服力的東西。你不會希望看到它的。 

　　當然，關於戰爭，我不談它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是不可言說的。

作者：馮內果(Kurt Vonnegut) 譯者：劉洪濤 出版社：麥田 書系：PEOPLE 出版日期：2007-04-20 ISBN：9789861732367 城邦書號：RM6001 規格：膠裝 / 雙色 / 176頁 / 14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