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余華新作，華文世界唯一獨家首發！ 十個詞彙，替中國把脈！ 「十個詞彙給予我十雙眼睛，讓我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余華 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 「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敍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敍述之路。」－－余華 【精采內容】 余華犀利的眼光與文字，像一把刀鋒銳利的手術刀，刀刀深刻精準，劃開中國深可見骨的當代生存問題之病體血肉，讓讀者顯而易見中國的病兆。生為一名中國的作家與中國的人民，余華以坦蕩且開放的態度，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詰問十個詞彙沉痛的背後，關於人性、生存以及正在發生的內政失序面向的種種問題…… 他說自己的故事，戲中帶謔地，當作每個詞彙的起頭與註腳。 他寫他人的故事，站在新舊中國的支點，平衡了我們的視野。 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余華，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 ◎人民 每個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有些詞彙雖然相處了一生，可是仍然沒有理解。「人民」就是這樣的一個難題。 ◎領袖 撫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國家領袖了，只有國家領導人。 ◎閱讀 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 ◎寫作 寫作就像是經歷一樣，如果一個人不去經歷什麼，那麼就不會瞭解自己的人生；同樣的道理，一個人不去寫作的話，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夠寫出什麼。 ◎魯迅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差距 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彷彿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裡，同一個舞台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裡，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裡。 ◎革命 什麼是革命？我過去記憶裏的答案在眾說紛紜。革命讓生活充滿了不可知，一個人的命運會在朝夕之間判若兩人，有的人瞬息裏飛黃騰達，有的人頃刻間跌落深淵。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紐帶也在革命裏時連時斷，今天還是革命戰友，明天可能就是階級敵人。 ◎草根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制是一個逐漸健全起來的過程，一些法律和法規存在著不少漏洞，給予草根們大量的鑽洞機會。所以任何人間奇蹟，這些草根們都可以創造出來。 ◎山寨 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可以說是光怪陸離，美好的和醜陋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嚴肅的和放蕩的，常常存在於同一個事物之中。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 ◎忽悠 忽悠一詞的迅速風靡起來，與山寨類似，同樣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混亂，也是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片面發展之後引發的後遺症之一，而且忽悠現象在其社會生活方面的廣泛性更甚於山寨現象。當忽悠大行其道之時，我們也就生活在一個不認真的社會裡，或者說生活在一個不講原則的社會裡。 往往他國人書寫與批評中國，總存在著模糊與距離，唯有真正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人，才能懇切地寫出中國人民真正的想法與情感。正如余華所言：「我在本書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了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 【名家推薦】 ◎商周媒體集團執行長 王文靜 ◎作家 王德威 ◎作家、文化評論家 南方朔 ◎政治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張鐵志 ◎作家、香港文化人 梁文道 ◎作家、文化人 陳雨航 ◎作家、評論家 楊照 ◎PChome Online董事長 詹宏志

【前言】　　◎文／余華

　　古希臘的盲詩人荷馬說：「神祇編織不幸，是為了讓後代不缺少吟唱的題材。」幾百年以後，中國的先哲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荷馬借助神祇置身事外的風度，以敘述者的身分來吟唱世事難測和人間不幸。孟子則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說明憂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卻反而使人敗亡。荷馬和孟子從不同的時空和不同的視角出發，以相同的積極和樂觀，在我們今天的不幸和憂患裡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書兼備上述兩種品質，讓超然的敘述和真切的人生在這裡殊途同歸。我也希望在這十個詞彙裡，能夠繼承荷馬與孟子的積極和樂觀。

　　我要感謝白亞仁教授。二○○九年三月，我在美國期間，白亞仁邀請我前往波姆那學院（Pomona College）講述當代中國。這位老朋友將我的演講題目定為「一個作家的中國」，我就是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我們驅車行駛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我告訴白亞仁計畫寫作這本書。白亞仁立即表示願意承擔此書的英文翻譯。當我回國後決定自己的寫作從十個詞彙出發，白亞仁就將書名建議為《十個詞彙的中國》。我喜歡這個書名的簡潔風格。

　　很久以前，義大利詩人但丁寫下了樸素的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但丁只是輕輕地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我們感受到了速度。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馬所說的不幸與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敘述當代中國，我的敘述將會難以為繼，將會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還要漫長。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選擇十個詞彙的理由，因為十個詞彙給予我十雙眼睛，讓我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簡明扼要，從我們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開始敘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瑣碎，其實包羅萬象，它們豐富、寬廣和激動人心。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等等，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發出自己的鳴叫。日常生活就像廣闊的森林一樣，恰巧中國有句俗語：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我寫作此書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機，起點也是終點。我滿載故事的巴士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經過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的驛站，還要經過一些地名不詳之鄉，一些故事中途下車，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車，如此上上下下的長途跋涉之後，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

　　如果荷馬的超凡脫俗和孟子的切膚之痛影響了我走向目標的步伐，我會感激在心。

閱讀

　　我在一個沒有書籍的年代裡成長起來，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閱讀是如何開始的。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記憶，我發現，竟然有四個不同版本的故事講述了我最初的閱讀。

　　第一個版本是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的暑假，應該是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來到了第七個年頭，我們習以為常的血腥武鬥和野蠻抄家過去幾年了，這些以革命的名義所進行的殘酷行動似乎也感到疲憊了，我生活的小鎮進入到了壓抑和窒息的安靜狀態裡，人們變得更加膽小和謹慎，廣播裡和報紙上仍然天天在大講階級鬥爭，可是我覺得自己很久沒有見到階級敵人了。

　　這時候我們小鎮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來了一張借書證，讓我們在無聊的暑假裡有事可做，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當時的中國，文學作品幾乎都被稱之為毒草。外國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他們的作品是毒草；中國的巴金、老舍、沈從文他們的作品是毒草；由於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反目為敵，蘇聯時期的革命文學也成為了毒草。大量的藏書被視為毒草銷毀後，重新開放的圖書館裡沒有多少書籍，放在書架上的小說只有二十來種，都是國產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文學。我把這樣的作品通讀了一遍，《豔陽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和《礦山風雲》，原因很簡單，這兩本小說的主角都是孩子。

　　這樣的閱讀在我後來的生活裡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我沒有讀到情感，沒有讀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沒有讀到，讀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講述階級鬥爭。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說都認真讀完了，這是因為我當時的生活比這些小說還要枯燥乏味。中國有句成語叫飢不擇食，我當時的閱讀就是飢不擇食。只要是一部小說，只要後面還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讀下去。

　　二○○二年秋天我在德國柏林的時候，遇到兩位退休的漢學教授，說起了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國的大饑荒。這對夫妻教授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當時他們兩人都在北京大學留學，丈夫因為家裡的急事先回國了，兩個月以後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裡告訴他：不得了，中國學生把北京大學裡的樹葉吃光了。

　　就像飢餓的學生吃光了北京大學裡的樹葉那樣，我的閱讀吃光了我們小鎮圖書館裡比樹葉還要難吃的小說。

　　我記得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業。每次我和哥哥將讀完的小說送還回去的時候，她都要仔細檢查圖書是否有所損壞，確定完好無損後，才會收進去，再借給我們其他的小說。有一次她發現我們歸還的圖書封面上有一滴墨跡，她認為是我們損壞了圖書，我們申辯這滴墨跡早就存在了。她堅持認為是我們幹的，她說每一本書歸還回來的時候都認真檢查了，這麼明顯的墨跡她不可能沒有發現。我們和她爭吵起來，爭吵在當時屬於文鬥。我的哥哥是一名紅衛兵，文鬥對他來說不過癮，武鬥方顯其紅衛兵本色，他抓起書扔向她的臉，接著又揚手搧了她一記耳光。

　　然後我們一起去了小鎮派出所，她坐在那裡傷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無其事地在派出所裡走來走去。派出所的所長一邊好言好語安慰她，一邊訓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實坐下，我哥哥坐了下來，很有派頭地架起了二郎腿。

　　這位所長是我父親的朋友，我曾經向他請教過如何打架，他當時打量著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著對方沒有防備之時，迅速抬腳去踢他的睾丸。

　　我問他：「要是對方是個女的？」

　　他嚴肅地說：「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紅衛兵武鬥行為讓我們失去了圖書館的借書證，我沒有什麼遺憾的，因為我已經將圖書館裡所有的小說都讀完了。問題是暑假還沒有結束，我閱讀的興趣已經起來了。我渴望閱讀，可是無書可讀。 　　當時我們家中除了父母專業所用的十來冊醫學方面的書籍，只有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叫做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紅寶書就是從《毛澤東選集》裡摘出來的語錄彙編。我無精打采地翻動著它們，等待閱讀的化學反應出現，可是翻動了很久，發現自己還是毫無閱讀的興趣。

　　我只好走出家門，如同一個飢腸轆轆的人尋找食物一樣，四處尋找起了書籍。我身穿短褲背心，腳上是一雙拖鞋，走在我們小鎮炎炎夏日裡發燙的街道上，見到一個認識的同齡男孩，就會叫住他：

　　「喂，你們家有書嗎？」

　　那些和我一樣身穿短褲背心、腳蹬一雙拖鞋的男孩們，聽到我的問話後都是表情一愣，他們可能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詢問，然後他們個個點著頭說家裡有書。可是當我興致勃勃地跑到了他們家裡，看到的都是同樣的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而且都是從未被翻閱過的新書。我因此獲得了經驗，當一個被我詢問的男孩聲稱他家裡有書時，我就會伸出四根手指繼續問：

　　「有四本書？」

　　他點頭後，我的手垂了下來，再問一句：「是新書？」

　　他再次點頭後，我就會十分失望地說：「還是《毛澤東選集》。」

　　後來我改變了詢問的方式，我開始這樣問：「有舊書嗎？」

　　我遇到的都是搖頭的男孩。只有一個例外，他眨了一會兒眼睛後，點著頭說他家裡好像有舊書。我問他是不是有四本書？他搖著頭說好像只有一本。我懷疑這一本是紅寶書，問他封面是不是紅顏色的？他想了想後說，好像是灰乎乎的顏色。

　　我喜出望外了。他的三個「好像」的回答讓我情緒激昂，我用滿是汗水的手臂摟住他滿是汗水的肩膀，往他家裡走去時，說了一路的恭維話，說得他心花怒放。到了他的家中，他十分賣力地搬著一把凳子走到衣櫃前，站到凳子上，在衣櫃的頂端摸索了一會兒，摸出一本積滿灰塵的書遞給我，我接過來時心裡忐忑不安，這本尺寸小了一號的書很像是紅寶書。我用手擦去封面上厚厚的灰塵之後，十分失望地看到了紅色的塑膠封皮，果然是紅寶書。

　　我在外面的努力一無所獲之後，只好回家挖掘潛力，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拉動內需。我將家裡的醫學書籍粗粗瀏覽了一遍，就將它們重新放回到書架上，當時我粗心大意，沒有發現醫學書籍裡面所隱藏的驚人內容，直到兩年之後才發現這個祕密。我放棄醫學書籍之後，可供選擇的書籍只有嶄新的《毛澤東選集》和翻舊了的紅寶書。這是當時每個家庭相似的情況，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只是家裡的政治擺設，平日裡拿來學習的是紅寶書。

　　我沒有選擇紅寶書，而是拿起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一次我十分仔細地閱讀起來，然後我發現了閱讀的新大陸，就是《毛澤東選集》裡的注釋引人入勝。從此以後，我手不釋卷地讀起了《毛澤東選集》。

　　當時的夏天，人們習慣在屋外吃晚飯，先是往地上潑幾盆涼水，一方面是為了降溫，另一方面是為了壓住塵土，然後將桌子和凳子搬出來。晚飯開始後，孩子們就捧著飯碗走來走去，眼睛盯著別人桌上的菜，吃著自己碗裡的飯。我總是很快吃完晚飯，放下碗筷後，立刻捧起《毛澤東選集》，在晚霞下如飢似渴地讀了起來。

　　鄰居們見到後讚嘆不已，誇獎我小小年紀，竟然如此刻苦學習毛澤東思想。我的父母聽了這些誇獎，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在私底下，他們小聲談論起了我的前途，他們感嘆文化大革命讓我失去了學習的機會，否則他們的小兒子將來有可能成為一名大學教授。

　　其實我根本沒有在學習毛澤東思想，我讀的是《毛澤東選集》裡的注釋，這些關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注釋，比我們小鎮圖書館裡的小說有意思多了。這些注釋裡雖然沒有情感，可是有故事，也有人物。 　　第二個版本發生在我中學時期，我開始閱讀一些被稱之為毒草的小說。這些逃脫了焚毀命運的文學倖存者，開始在我們中間悄悄流傳。我想，可能是一些真正熱愛文學的人將它們小心保存了下來，然後被人們在暗地裡大規模地傳閱。每一本書都經過了上千個人的手，傳到我這裡時已經破舊不堪，前面少了十多頁，後面也少了十多頁。我當時閱讀的那些毒草小說，沒有一本的模樣是完整的。我不知道書名，不知道作者；不知道故事是怎麼開始的，也不知道故事是怎麼結束的。

　　不知道故事的開始我還可以忍受，不知道故事是怎麼結束的實在是太痛苦了。每次讀完一本沒頭沒尾的小說，我都像是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到處亂竄，找人打聽這個故事後來的結局。沒有人知道故事的結局，他們讀到的小說也都是沒頭沒尾的，偶爾有幾個人比我多讀了幾頁，就將這幾頁的內容講給我聽，可是仍然沒有故事的結局。這就是當時的閱讀，我們在書籍的不斷破損中閱讀。每一本書在經過幾個人或者幾十個人的手以後，都有可能少了一、兩頁。

　　我無限惆悵，心想我前面的這些讀者真他媽的缺德，自己將小說讀完了，也不將掉下來的書頁黏貼上去。

　　沒有結局的故事折磨著我，誰也幫不了我，我開始自己去設想故事的結局。就像〈國際歌〉中所唱的那樣：「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每天晚上熄燈上床後，我的眼睛就在黑暗裡眨動起來，我進入了想像的世界，編造起了那些故事的結局，並且被自己的編造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不知道當初已經在訓練自己的想像力了，我應該感謝這些沒頭沒尾的小說，它們點燃了我最初的創作熱情，讓我在多年之後成為了一名作家。

　　我讀到的第一本外國小說也是一樣的沒頭沒尾，我不知道書名是什麼，作者是誰？不知道故事的開始，也不知道故事的結束。我第一次讀到了性描寫，讓我躁動不安，同時又膽戰心驚。讀到性描寫的段落時，我就會緊張地抬起頭來，四處張望一會兒，確定沒有人在監視我，我才繼續心驚肉跳地往下讀。

　　文革結束以後，文學回來了。書店裡擺滿了嶄新的文學作品，那期間我買了很多外國小說，其中有一本小說的書名叫《一生》，是法國作家莫泊桑的作品。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開始閱讀這本《一生》。讀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時，我驚叫了起來：原來是它！

　　我多年前心驚肉跳閱讀的第一本沒頭沒尾的外國小說，就是莫泊桑的《一生》。

　　我當時閱讀的那些毒草小說裡，唯一完整的一本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那時候文革快要結束了，我正在上高中二年級，《茶花女》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來到我們手上。後來我閱讀了正式出版的《茶花女》，才知道當初讀到的只是一個縮寫本。

　　當時偉大領袖毛澤東剛剛去世，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被我們稱之為英明領袖。華國鋒當時正在曇花一現，後來隨著鄧小平的復出，他就淡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我記得一個同學把我叫到一邊，悄悄告訴我，他借到了一本曠世好書，他看看四周沒人，神祕地說：

　　「是愛情的。」

　　聽說是愛情的，我立刻熱血沸騰了。我們一路小跑，來到了這個擁有《茶花女》手抄本的同學的家中，喘息未定，這個同學從書包裡取出白色銅版紙包著的手抄本，打開銅版紙的正面以後，我嚇了一跳，他竟然用英明領袖華國鋒的標準像包裝起了《茶花女》，我叫了起來：

　　「你這個反革命分子。」

　　他同樣嚇了一跳，他也不知道包著《茶花女》的是華國鋒的標準像，他說是另一個反革命分子幹的，就是借給他《茶花女》的那個反革命。然後我們商量怎麼處理已經皺巴巴的華國鋒肖像，他說扔到屋外的河裡去，我說不行，還是燒毀吧。

　　我們不留痕跡地處理掉華國鋒肖像，然後端詳起了手抄本的《茶花女》，清秀的字體抄寫在一本牛皮紙封皮的筆記本上。這個同學告訴我，只有一天時間，明天就要將手抄本還給人家。我們兩個人的腦袋湊在一起閱讀了，這是激動人心的閱讀過程，讀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已經感嘆不已，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小說。我們開始害怕失去它了，我們想永久占有它。看看手抄本《茶花女》並不是浩瀚巨著，我們決定停止閱讀，開始抄寫，在明天還書之前抄寫完成。 　　這個同學找來一本他父親沒有用過的筆記本，也是牛皮紙封皮的，我們開始了接力抄寫。我先上陣，抄寫累了，他趕緊替下我；他抄寫累了，我接過來。在他父母快要下班回家的時候，我們決定撤離，去一個更加安全的地方。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返回學校的教室。

　　當時我們高中年級在二樓，初中年級在一樓。雖然所有教室的門都上了鎖，可是總會有幾扇窗戶沒有插好鐵栓，我們沿著一樓初中年級教室的窗戶檢查過去，找到一扇沒有關上的窗戶，打開後，翻越了進去。開始在別人的教室裡繼續我們的接力抄寫，天黑後，拉了一下燈繩，讓教室的日光燈照耀著我們的抄寫。

　　我們飢腸轆轆又疲憊不堪，就將課桌推到一起，一個抄寫的時候，另一個躺到課桌組成的床上。我們一直幹到清晨，一個抄寫時，另一個在課桌上睡著了。我們互相替換的次數愈來愈多，剛開始一個人可以一口氣抄寫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後來五分鐘就得換人了。他躺到課桌上，鼾聲剛起，我就起身去拍拍他：

　　「喂，醒醒，輪到你了。」

　　等我剛睡著，他來拍打我的身體了：「喂，醒醒。」

　　就這樣，我們不斷叫醒對方，終於完成了我們人生裡最為偉大的抄寫工作。我們從教室的窗戶翻越出去，在晨曦裡一路打著呵欠走出學校。分手的時候，他將我們兩個人合作的手抄本交給我，慷慨地讓我先去閱讀。他拿著字跡清秀的手抄原本，看看東方的天空上出現了一圈紅暈，說是要將《茶花女》的手抄原本先去歸還，然後再回家睡覺。

　　回到家中，我的父母還在夢鄉裡，我匆匆吃完昨晚留在桌上的冷飯冷菜，躺到床上就睡著了。好像沒過多久，我父親的吼叫將我吵醒，問我昨晚野到哪裡了？我嘴裡哼哼哈哈，似答非答，翻個身繼續睡覺。

　　我一覺睡到中午，這天我沒有去上學，在家裡讀起了自己的手抄本《茶花女》。我們的抄寫開始時字體還算工整，愈到後面愈是潦草。我自己潦草的字體還能辨認，可是同學的潦草字體就完全看不明白了。我讀得火冒三丈，忍無可忍之後，我將手抄本放進胸口衣服裡，夾在腋下，走出家門去尋找那位同學。

　　我在中學的籃球場上找到了他，這傢伙正在運球上籃，我怒吼著他的名字，他嚇了一跳，轉身吃驚地看著我。我繼續怒吼：

　　「過來！你過來！」

　　可能是我當時擺出一副準備打架的模樣，他被激怒了，將籃球往地上使勁一扔，握緊拳頭滿頭大汗地走過來，衝著我叫道：

　　「你想幹什麼？」

　　我將胸口衣服裡面的手抄本取出來，給他看一眼後立刻放了回去，憤怒地說：

　　「老子看不懂你寫的字。」

　　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擦著滿臉的汗水，嘿嘿笑著跟隨我走進了學校的小樹林。在小樹林裡，我取出我們的手抄本，繼續自己的閱讀。我讓他站在身旁，我一邊閱讀，一邊不斷怒氣沖沖地問他：

　　「這些是什麼字？」

　　我的閱讀口吃似的，結結巴巴地讀完了《茶花女》。儘管如此，裡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讓我心酸不已，我抹著眼淚，意猶未盡地將我們的手抄本交給他，輪到他去閱讀了。

　　當天晚上，我已經在床上睡著了，他來到了我的家門外，怒氣沖沖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樣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體。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個路燈下。他在夜深人靜裡情感波動地閱讀，我呵欠連連靠在電線杆上，充當一位盡職的陪讀，隨時向他提供辨認潦草字體的應召服務。 　　第三個版本從街頭閱讀說起。我說的是大字報，這是文化大革命饋贈給我們小鎮的獨特風景。在當時，撕掉牆上的大字報屬於反革命行為，新的大字報只能貼在舊的大字報上面，牆壁愈來愈厚，讓我們的小鎮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腫的棉襖。

　　我沒有讀過文革早期的大字報，那時候我剛上小學，七歲左右，所認識的漢字只能讓我吃力地讀完大字報的標題。我當時的興趣是在街頭激烈的武鬥上面，我戰戰兢兢地看著我們小鎮上的成年人相互鬥毆，他們手揮棍棒，嘴裡喊叫著「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口號，互相打得頭破血流。這讓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都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為何還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當時十分膽小，每次都是站在遠處觀戰，鬥毆的人群衝殺過來時，我立刻撒腿就跑，距離保持在子彈射程之外。比我大兩歲的哥哥膽量過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處觀賞武鬥，而且雙手扠腰，一副休閒的模樣。

　　我們當時每天混跡街頭，看著街上時常上演的武鬥情景，就像在電影院裡看黑白電影一樣。我們這些孩子之間有過一個口頭禪，把上街玩耍說成「看電影」。幾年以後，電影院裡出現了彩色的寬銀幕電影，我們上街的口頭禪也隨之修改。如果有一個孩子問：「去哪裡？」正要上街的孩子就會回答：「去看寬銀幕電影。」

　　我迷戀上大字報閱讀時已是一名初中學生。大約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進入了後期，沉悶窒息的社會替代了血腥武鬥的社會。雖然小鎮的街道一成不變，可是街道上的內容變了。我們也從看「黑白電影」變成了看「寬銀幕電影」。對於我們這些街頭孩子來說，「寬銀幕電影」遠遠沒有早期的「黑白電影」好看。文革早期，我們小鎮的街道喧囂熱鬧，好比是好萊塢的動作電影；到了文革後期，街道安靜沉寂，好比是歐洲現代主義的藝術電影。我們從街頭兒童變成了街頭少年，我們的生活也從動作電影進入到了藝術電影。藝術電影裡長時間靜止的畫面和緩慢推進的長鏡頭，彷彿就是我們在文革後期的生活節奏。

　　我現在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個放學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補丁的衣服，腳蹬一雙磨損後泛白的黃球鞋，斜挎破舊的書包，沿著貼滿大字報的街道無所事事地走來。

　　我就是在這個陳舊褪色的鏡頭裡獲得了閱讀大字報的樂趣。就像觀賞藝術電影需要審美的耐心一樣，文革後期的生活需要仔細品嘗，才會發現某個平淡的事物後面，其實隱藏著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時候，人們對大字報已經麻木不仁，儘管還有新的大字報不斷貼到牆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駐足閱讀。這時的大字報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義，正在成為了牆壁的內容。人們習慣於視而不見地從它們身旁走過，我也是這視而不見的人群中的一員。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張大字報上有一幅漫畫，然後繼《毛澤東選集》裡的注釋之後，我又一個閱讀的新大陸被發現了。

　　我記得是一種拙笨的筆法，畫了一張床，床上坐著一男一女兩個人，而且塗上了花花綠綠的顏色。這幅奇特的漫畫讓我怦然心動，當時我見慣了宣傳畫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眾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畫面上的男女之間出現一張床，是我前所未見的。這張畫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現在充滿著革命意義的大字報上面，還有同樣畫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義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讀起了這張大字報。

　　這是我第一次認真閱讀的大字報。在密集出現的毛主席語錄和口號似的革命語言之間，我讀到了一些引人入勝的片言隻語，這些片言隻語講述了我們小鎮上一對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雖然沒有讀到直接的性描寫語句，可是性聯想在我腦海裡如同一葉方舟開始乘風破浪了。

　　這對偷情男女的真實姓名就書寫在花花綠綠的漫畫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將這個梗概告訴幾個關係親密的同學，這幾個同學聽得眼睛發直。然後，我們興致勃勃地分頭去打聽這對偷情男女的住處和工作單位。

　　幾天以後，我們成功地將人和姓名對號入座。男的就住在我們小鎮西邊的一個小巷裡，我們幾個同學在他的家門口守候多時，才見到他下班回家。這個被人捉姦在床的男人一臉陰沉地看了我們一眼，轉身走進了自己的家中。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個小鎮百貨商店工作。仍然是我們這幾個同學，約好了某個星期天，長途跋涉不辭辛苦地來到了那個小鎮，找到那家只有五十平米左右的百貨商店，看到裡面有三個女售貨員，我們不知道是哪個？我們站在商店的大門口，悄悄議論哪個容貌出眾，最後一致的意見是都不漂亮。然後我們大叫一聲大字報上的那個名字，其中一個答應一聲，轉身詫異地看著我們，我們哈哈大笑拔腿就跑。

　　這是我們當時沉悶枯燥生活的真實寫照，因為認識了大字報上偷情故事的人物原型，我們會興高采烈很多天。 　　文革後期的大字報儘管仍舊充斥著毛主席語錄、魯迅先生的話和從報紙上抄錄下來的革命語言，可是大字報的內容悄然變化了。造反時不同派別形成的矛盾或者生活裡發生的衝突等等，讓謠言、謾罵和揭露隱私成為文革後期大字報的新寵。於是裡面有時會出現一些和性有關的語句。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成為了那時候人們互相攻擊和互相詆毀謾罵的熱門把柄。我因此迷戀上了大字報的閱讀，每天下午放學回家的路上，都要仔細察看是否出現了新的大字報，是否出現了新的性聯想語句。

　　這是沙裡淘金似的閱讀，經常會連續幾天讀不到和性有關的語句。我的這幾個同學起初興趣十足地和我一起去閱讀大字報，沒幾天他們就放棄了，他們覺得這是賠本的買賣，瞪大眼睛閱讀了兩天，也就是讀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他們說還不如我添油加醋以後的講解精彩。他們因此鼓勵我堅持不懈地讀下去，因為每天早晨上學時，他們就會充滿期待地湊上來，悄悄問我：

　　「有沒有新的？」

　　一個未婚女青年和一個已婚男人的偷情梗概，是我大字報閱讀經歷裡最為驚心動魄的時刻。也是我讀到的最為詳細的內容，部分段落竟然引用了這對偷情男女後來寫下的交代材料。

　　他們偷情的前奏曲是男的在水井旁洗衣服。他的妻子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一個月的探親假才能回來。所以鄰居的一位未婚女青年經常幫助他洗衣服，起初她將他的內褲取出來放在一旁，讓他自己清洗。過了一些日子以後，她不再取出他的內褲，自己動手清洗起來。然後進入了偷情的小步舞曲，除了洗衣服，她開始向他借書，並且開始和他討論起了讀書的感受，她經常進入到他的臥室。於是偷情的狂歡曲終於來到了，兩個人發生了性關係。一次、兩次、三次，第三次時被人捉姦在床。

　　到了文革後期，捉姦的熱情空前高漲，差不多替代了文革早期的革命熱情。一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將自己偷情的欲望轉化成捉姦的激情，只要懷疑誰和誰可能存在不正當男女關係，就會偷偷監視他們，時機一旦成熟，立刻撞開房門衝進去，活捉赤身裸體的男女。這對可憐的男女，就是這樣演繹了偷情版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

　　我在大字報上讀到這位未婚女青年交代材料裡的一句話，她第一次和男人性交之後，覺得自己「坐不起來了」。這句話讓我渾身發熱，隨後浮想聯翩。當天晚上，我就把那幾個同學召集到一起，在河邊的月光下，在成片飄揚的柳枝掩護下，我悄聲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嗎？女的和男的幹過那事以後會怎麼樣？」

　　這幾個同學聲音顫抖地問：「會怎麼樣？」

　　我神祕地說：「女的會坐不起來。」

　　我的這幾個同學失聲叫道：「為什麼？」

　　為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不過，我還是老練地回答：「你們以後結婚了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在多年之後回首這段往事時，將自己的大字報閱讀比喻成性閱讀。有意思的是，我的性閱讀的高潮並不是發生在大街上，而是發生在自己家裡。

　　因為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所以我們的家在醫院的宿舍樓裡。這是一幢兩層的樓房，樓上樓下都有六個房間，像學校的兩層教室那樣，通過公用樓梯才能到樓上去。這幢樓房裡住了在醫院工作的十一戶人家，我們家占據了兩個房間，我和哥哥住在樓下，我們的父母住在樓上。樓上父母的房間裡有一個小書架，上面堆放了十來冊醫學方面的書籍。

　　我和哥哥輪流打掃樓上這個房間，父母要求我們打掃房間時，一定要將書架上的灰塵擦乾淨。我經常懶洋洋地用抹布擦著書架，卻沒有想到這些貌似無聊的醫學書籍裡隱藏著驚人的神奇。我在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裡曾經瀏覽過它們，也沒有發現裡面的神奇。

　　我的哥哥發現了。那時候我是一名初二學生，我哥哥是高二學生。有一段日子裡，趁著父母上班的時候，我哥哥經常帶著他的幾個男同學，鬼鬼祟祟地跑到樓上的房間裡，然後發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叫聲。

　　我在樓下經常聽到樓上的古怪叫聲，開始懷疑樓上有什麼祕密勾當。可是當我跑到樓上以後，我哥哥和他的同學們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嬉笑地聊天。我仔細察看，也看不出什麼破綻來。當我回到樓下的房間後，稀奇古怪的叫聲立刻又在樓上響起。這樣的怪叫聲在我父母的房間裡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哥哥的同學們絡繹不絕地來到了樓上父母的房間，我覺得他整個年級的男生都去過我家樓上的房間了。

　　我堅信樓上房間裡存在著不可告人的祕密。有一天輪到我打掃衛生時，我像一個偵探似的認真察看每一個角落，沒有發現什麼。然後我的注意力來到了書架上，我懷疑這些醫學書籍裡可能夾著什麼。我一本一本地取下來，一頁一頁認真檢查著翻過去。當我手裡捧著《人體解剖學》翻過去時，神奇出現了：一張彩色的女性陰部的圖片倏然在目。好似一個晴天霹靂，讓我驚得目瞪口呆。然後，我如飢似渴地察看這張圖片的每個細節，以及關於女性陰部的全部說明。

　　我不知道自己當初第一眼看到女性陰部的彩色圖片時是否失聲驚叫了？那一刻我完全驚呆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反應。我所知道的是，此後我的初中同學們開始絡繹不絕地來到我家樓上，發出他們的一聲聲驚叫。在我哥哥高中年級的男生們紛紛光顧我家樓上之後，我初中年級的男生們也都在那個房間裡留下了他們發自肺腑的叫聲。 　　第四個版本的閱讀應該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被視為毒草的禁書重新出版。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和狄更斯們的文學作品最初來到我們小鎮書店時，其轟動效應彷彿是現在的歌星出現在窮鄉僻壤一樣。人們奔相走告，翹首以待。由於最初來到我們小鎮的圖書數量有限，書店貼出告示，要求大家排隊領取書票，每個人只能領取一張書票，每張書票只能購買兩冊圖書。

　　當初壯觀的購書情景，令我記憶猶新。天亮前，書店門外已經排出兩百多人的長隊。有些人為了獲得書票，在前一天傍晚就搬著凳子坐到了書店的大門外，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在相互交談裡度過漫漫長夜。那些凌晨時分來到書店門前排隊的人，很快發現自己來晚了。儘管如此，這些人還是滿懷僥倖的心態，站在長長的隊列之中，認為自己仍然有機會獲得書票。

　　我就是這些晚來者中間的一員。我口袋裡揣著五元人民幣，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筆巨款，我在晨曦裡跑向書店時，右手一直在口袋裡捏著這五元錢，由於只是甩動左手，所以身體向左傾斜地跑到書店門前。我原以為可以名列前茅，可是跑到書店前一看，心涼了半截，覺得自己差不多排在三百人之後了。在我之後，還有人在陸續跑來，我聽到他們嘴裡的抱怨聲不斷：

　　「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旭日東升之時，這三百多人的隊伍分成了沒有睡眠和有睡眠兩個陣營，前面陣營的人都是在凳子上坐了一個晚上，這些一夜未睡的人覺得自己穩獲書票，他們互相議論著應該買兩本什麼書？後面陣營的都是一覺睡醒後跑來的，他們關心的是發放多少張書票？然後傳言四起，先是前面坐在凳子上的人聲稱不會超過一百張書票，立刻遭到後面站立者的反駁，站立者中間有人說會發放兩百張書票，站在兩百位以外的人不同意了，他們說應該會多於兩百張。就這樣，書票的數目一路上漲，最後有人喊叫著說會發放五百張書票，我們全體不同意了，認為不可能有這麼多。總共三百多個人在排隊，如果發放五百張書票，那麼我們全體排隊者的辛苦就會顯得幼稚可笑。

　　早晨七點正，我們小鎮新華書店的大門慢慢打開。當時有一種神聖的情感在我心裡湧動，這扇破舊的大門打開時發出嗄吱嗄吱難聽的響聲，可是我卻恍惚覺得是舞台上華麗的幕布在徐徐拉開。書店的一位工作人員走到門外，在我眼中就像是一個神氣的報幕員。隨即，我心頭神聖的感覺煙消雲散，這位工作人員叫嚷道：

　　「只有五十張書票，排在後面的回去吧！」

　　如同在冬天裡往我們頭上潑了一盆涼水，讓我們這些後面的站立者從頭涼到了腳。一些人悻悻而去，另一些人牢騷滿腹，還有一些人罵罵咧咧。我站在原處，右手仍然在口袋裡捏著那張五元紙幣，情緒失落地看著排在最前面的人喜笑顏開地一個個走進去領取書票，對他們來說，書票愈少，他們的徹夜未眠就愈有價值。

　　很多沒有書票的人仍然站在書店門外，裡面買了書的人走出來時，喜形於色地展覽他們手中的成果。我們這些書店外面的站立者，就會選擇各自熟悉的人圍上去，十分羡慕地伸手去摸一摸《安娜．卡列妮娜》、《高老頭》和《大衛．科普菲爾》這些嶄新的圖書。我們在閱讀的飢餓裡生活的太久了，即便是看一眼這些文學名著的嶄新封面，也是莫大的享受。有幾個慷慨的人，打開自己手中的書，讓沒有書的人湊上去用鼻子聞一聞油墨的氣味。我也得到了這樣的機會，這是我第一次去聞新書的氣味，我覺得淡淡的油墨氣味有著令人神往的清香。

　　我記憶深刻的是排在五十位之後的那幾個人，可以用痛心疾首來形容這幾個人的表情，他們髒話連篇，有時候像是在罵自己，有時候像是在罵不知名的別人。我們這些排在兩百位之後的人，只是心裡失落一下而已；這幾個排在五十位之後的人是眼睜睜看著煮熟的鴨子飛走了，心裡的難受可想而知。尤其是那個第五十一位，他是在抬腿往書店裡走進去的時候，被擋在了門外，被告知書票已經發放完了。他的身體一動不動地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然後低頭走到一旁，手裡捧著一隻凳子，表情木然地看著裡面買到書的人喜氣洋洋地走出來，又看著我們這些外面的人圍上去，如何用手撫摸新書和如何用鼻子聞著新書。他的沉默有些奇怪，我幾次扭頭去看他，覺得他似乎是在用費解的眼神看著我們。

　　後來，我們小鎮上的一些人短暫地談論過這個第五十一位。他是和三個朋友玩牌玩到深夜，才搬著凳子來到書店門前，然後坐到天亮。聽說在後來的幾天裡，他遇到熟人就會說：

　　「我要是少打一圈牌就好了，就不會是五十一了。」

　　於是，五十一也短暫地成為過一個流行語，如果有人說：「我今天五十一了。」他的意思是說：「我今天倒楣了。」

　　三十年的光陰過去之後，我們從一個沒有書籍的年代來到了一個書籍氾濫過剩的年代。今天的中國每年都要出版二十萬種以上的圖書。過去，書店裡是無書可賣；現在，書店裡書籍太多之後，我們不知道應該買什麼書。隨著網絡書店銷售折扣圖書之後，傳統的地面書店也是紛紛打折促銷。超市裡在出售圖書，街邊的報刊亭也在出售圖書，還有路邊的流動攤販們叫賣價格更為低廉的盜版圖書。過去只有中文的盜版圖書，現在數量可觀的英文盜版圖書也開始現身於我們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舉辦的地壇公園書市，像廟會一樣熱鬧。在一個圖書的市場裡，混雜著古籍鑒賞、民俗展示、攝影展覽、免費電影、文藝演出，還有時裝表演、舞蹈表演和魔術表演；銀行、保險、證券和基金公司趁機推出他們的理財產品；高音喇叭發出的音樂震耳欲聾，而且音樂隨時會中斷，開始廣播找人。在人來人往擁擠不堪的空間裡，一些作家學者置身其中簽名售書，還有一些江湖郎中給人把脈治病，像是簽名售書那樣開出一張張藥方。

　　幾年前，我曾經在那裡幹過簽名售書的差事，嘈雜響亮的聲音不絕於耳，像是置身在機器轟鳴的工廠車間裡。在一排排臨時搭建的簡易棚裡，堆滿了種類繁多的書籍，售書者手舉擴音器大聲叫賣他們的圖書，如同菜市場的小商小販在叫賣蔬菜水果和雞鴨魚肉一樣。這是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場景。價值幾百元的書籍被捆綁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價格銷售。推銷者叫叫嚷嚷，這邊「二十元一綑圖書」的叫賣聲剛落，那邊更具價格優勢的「十元一綑」喊聲已起：

　　「跳樓價！十元一綑的經典名著！」

　　叫賣者還會發出聲聲感嘆：「哪是在賣書啊？這他媽的簡直是在賣廢紙。」

　　然後叫賣聲出現了變奏：「快來買呀！買廢紙的錢可以買一綑經典名著！」

　　撫今追昔，令我感慨萬端。從三百多人在小鎮書店門前排隊領取書票，到地壇公園書市裡叫賣十元一綑的經典名著，三十年彷彿只是一夜之隔。此時此刻，當我回首往事去追尋自己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閱讀之旅。我的選擇會從一九七七年那個書店門前的早晨開始，當然不會在今天的地壇公園書市的叫賣聲裡結束。

　　雖然三十多年前的那個早晨我兩手空空，可是幾個月以後，嶄新的文學書籍一本本來到了我的書架上，我的閱讀不再是文革時期吃了上頓沒下頓，我的閱讀開始豐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長流不息那樣持續不斷了。

　　曾經有人問我：「三十年的閱讀給了你什麼？」

　　面對這樣的問題，如同面對寬廣的大海，我感到自己無言以對。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的結尾這樣描述自己的閱讀經歷：「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我就像是一個膽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們的衣角，模仿著它們的步伐，在時間的長河裡緩緩走去，那是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們將我帶走，然後又讓我獨自一人回去。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二○○六年九月裡的一個早晨，我和妻子走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老城區時，突然發現了海涅故居，此前我並不知道海涅故居在那裡。在臨街的聯排樓房裡，海涅的故居是黑色的，而它左右的房屋都是紅色的，海涅的故居比起它身旁已經古老的房屋顯得更加古老。彷彿是一張陳舊的照片，中間站立的是過去時代裡的祖父，兩旁站立著過去時代裡的父輩們。

　　我之所以提起這個四年前的往事，是因為這個杜塞爾多夫的早晨讓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醫院裡度過的難忘時光。

　　我前面已經說過，我過去居住在醫院的宿舍樓裡。這是當時中國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城鎮的職工大多是居住在單位裡。我是在醫院的環境裡長大的，我童年時遊手好閒，獨自一人在醫院的病區裡到處遊蕩。我時常走進醫護室，拿幾個酒精棉球擦著自己的雙手，在病區走廊上蹓躂，看看幾個已經熟悉的老病人，再去打聽一下新來病人的情況。那時候我不是經常洗澡，可是我的雙手每天都會用酒精棉球擦上十多次，我曾經擁有過一雙世界上最為清潔的手。與此同時，我每天呼吸著醫院裡的來蘇兒氣味。我小學時的很多同學都討厭這種氣味，我卻十分喜歡，我當時有一個理論，既然來蘇兒是用來消毒的，那麼它的氣味就會給我的兩葉肺消毒。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覺得這種氣味不錯，因為這是我成長的氣味。

　　我父親是一名外科醫生。當時醫院的手術室只是一間平房，我和哥哥經常在手術室外面玩耍，那裡有一塊很大的空地，陽光燦爛的時候總是晾滿了床單，我們喜歡在床單之間奔跑，讓散發著肥皂氣息的潮濕床單拍打在我們臉上。

　　這是我童年的美好記憶，不過這個記憶裡還有著斑斑血跡。我經常看到父親給病人做完手術後，口罩上和手術服上滿是血跡地走出來。離手術室不遠有一個池塘，手術室的護士經常提著一桶從病人身上割下來的血肉模糊的東西，走過去倒進池塘裡。到了夏天，池塘裡散發出了陣陣惡臭，密密麻麻的蒼蠅像是一張純羊毛地毯全面覆蓋了池塘。

　　那時候醫院的宿舍樓裡沒有衛生設施，只有一個公用廁所在宿舍樓的對面，醫院的太平間也在對面。廁所和太平間一牆之隔地緊挨在一起，而且都沒有門。我每次上廁所時都要經過太平間，都會習慣性地朝裡面看上一眼。太平間裡一塵不染，一張水泥床在一個小小的窗戶下面，窗外是幾片微微搖晃的樹葉。太平間在我的記憶裡，有著難以言傳的安寧之感。我還記得，那地方的樹木明顯比別處的樹木茂盛茁壯。我不知道是太平間的原因，還是廁所的原因？

　　我在太平間對面住了差不多十年時間，可以說我是在哭聲中成長起來的。那些因病去世的人，在他們的身體被火化之前，都會在我家對面的太平間裡躺上一晚，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棧，太平間沉默地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過客。

　　我在很多個夜晚裡突然醒來，聆聽那些失去親人以後的悲痛哭聲。十年的歲月，讓我聽遍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哭聲，到後來我覺得已經不是哭聲了，尤其是黎明來臨之時，哭泣者的聲音顯得漫長持久，而且感動人心。我覺得哭聲裡充滿了難以言傳的親切，那種疼痛無比的親切。有一段時間，我曾經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為動人的歌謠。就是那時候我發現，大多數人都是在黑夜裡去世的。

　　那時候夏天的炎熱難以忍受，我經常在午睡醒來時，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來的自己的完整體形，有時汗水都能將自己的皮膚泡白。

　　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走進了對面的太平間，彷彿是從炎炎烈日之下一步跨進了冷清月光之下，雖然我已經無數次從太平間門口經過，走進去還是第一次，我感到太平間裡十分涼爽。然後，我在那張乾淨的水泥床上躺了下來，我找到了午睡的理想之處。在後來一個又一個的炎熱中午，我躺在太平間的水泥床上，感受舒適的清涼，有時候進入的夢鄉會有鮮花盛開的情景。

　　我是在中國的文革裡長大的，當時的教育讓我成為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我不相信鬼的存在，也不怕鬼。所以當我在太平間乾淨的水泥床上躺了下來時，它對於我不是意味著死亡，而是意味著炎熱夏天裡的涼爽生活。

　　曾經有過幾次尷尬的時候，我躺在太平間的水泥床上剛剛入睡，突然有哭泣哀嚎聲傳來，將我吵醒，我立刻意識到有死者光臨了。在愈來愈近的哭聲裡，我這個水泥床的臨時客人倉皇出逃，讓位給水泥床的臨時主人。

　　這是我的童年往事。成長的過程有時候也是遺忘的過程，我在後來的生活中完全忘記了這個令人顫慄的美好的童年經歷：在夏天炎熱的中午，躺在太平間象徵著死亡的水泥床上，感受著涼爽的人間氣息。

　　直到多年後的某一天，我偶爾讀到了海涅的詩句：「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這個消失已久的童年記憶，在我顫動的心裡瞬間回來了。像是剛剛被洗滌過一樣，清晰無比地回來了，而且再也不會離我而去。

　　假如文學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祕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這個。就是讓一個讀者在屬於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的作家的作品那裡，讀到屬於自己的感受。海涅寫下的，就是我童年時在太平間睡午覺時的感受。

　　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文學。」

作者：余華 出版社：麥田 書系：余華作品集 出版日期：2011-01-03 ISBN：9789861204772 城邦書號：RL9908 規格：膠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