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2011英國非小說類文學獎的一本佳作，想了解資本主義的人不可錯過！ ◆金融時報譽為「全英頂尖之財經記者」帶給人們嶄新見解、不同觀點。 大崩壞、大蕭條……都可以避免！ 從錯中學，全球經濟就能再一次輝煌。 喬治．索羅斯讚言：「此書在手，全球經濟的未來必將了然於胸。」 ◎ 關於未來，我們有不少疑惑、好多擔憂…… --> 美元、歐元會不會消失？對全球又有什麼影響？ --> 繼希臘之後，還有什麼國家可能破產？台灣有沒有危機？ --> 我們這一代積欠的國債會壓垮下一代的子孫們嗎？ --> 金融管制不只是管市場失靈，那還要管什麼？ --> 「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好是壞？ --> 醫療健保制度應該改革？怎麼改？ --> 政府應該減少支出、增加稅收？或增加支出、減少稅收? --> 中國的成長模式會持續下去嗎？未來是大中國的世界嗎？ 這兩年，每天翻開報紙財經版，都像在坐雲霄飛車，心情一高一低地起伏。大家都希望政府出來做點什麼，卻又擔心政府的作為會不會讓情況更糟。甚至有人將矛頭直指經濟世界的主流意識型態——資本主義。難道都是資本主義惹的禍嗎？推倒資本主義是否就能解決問題？ ◎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終將自我毀滅。」 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秩序亂成一團，人人都對未來都有不同解讀，甚至有人以為馬克思的預言即將成真，資本主義就要面臨危急存亡之際。 如今，前英國《泰晤士報》副主編卡列茨基跳出來大膽預言：「資本主義不死! 歡迎來到資本主義4.0的時代！」他何以如此斷言？資本主義又何來4.0之說？ 本書將帶領我們回顧資本主義演進史，了解過去才能展望未來！ 1. 資本主義1.0~1.3時代 從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可謂第一代資本主義的開端，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二年的經濟大蕭條爆發為止。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分成兩大派，一派主張將市場和政府截然分開，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得干預企業活動；另一派則是諸如共產主義等的悲觀思潮，認為自由市場會造成貧窮、不公等現象，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全面解體。 2. 資本主義2.0~2.3時代 為擺脫經濟大蕭條，羅斯福依據凱因斯理論，推出了「新政」措施。這個時期的經濟學家和政治領袖轉而相信市場力量經常是錯誤的，必須以適度的政府干預來矯正自由市場的運作失敗。他們成功締造了戰後的「黃金時代」，直到七○年代的石油危機，全球發生嚴重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才結束了第二代資本主義。 3. 資本主義3.0~3.3時代 這個時期始於「貨幣主義」的興起。與前一代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是，人們反過頭來堅信市場具有內在自動穩定機制，經濟波動往往源自於政府的錯誤干預和低下效率。此階段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總統雷根，他曾說過：「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而他的自由放任政策也的確開創了美國在之後二十年的「大穩健」時代。 然而，一切榮景在二○○七年開始碎裂…… ◎ 資本主義的下一步 = 4.0 ? 一場由次級房貸引發的流動性危機，帶來的是持續達三年之久的金融海嘯。直到今日，全球經濟仍未見復甦。資本主義的下一步將何去何從呢? 卡列茨基透過歷史來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從來不是一個遵循固定規則的靜態體系；反之，資本主義是一種會隨著環境改變而演化的適應性體系。因此，不必擔心它會崩解。事實上，我們正處在全球大轉型的轉角，下一步要面臨的就是資本主義4.0時代；然而，資本主義4.0有什麼特點呢？ 【經濟面】 1. 政府赤字必須被控制，不可為了刺激成長而無限擴張； 2. 雖然小國會破產，但美國和英國永遠不可能破產； 3. 我們這一代借的錢，不會造成下一代的負擔……等 【政治面】 1. 更大的政府，同時也是更小的政府； 2. 減少支出、增加稅收，這是無法避免的結果； 3. 醫療改革需要更大的政府，也需要更大的市場……等 【金融面】 1. 政府幾乎必須出手援助所有問題銀行； 2. 逐日盯市會計準則一定要廢除； 3. 信評機構無法做好信用評等工作……等 ◎ 政府VS. 市場，是零和競爭？是脣齒相依？ 總合的說，先前三個世代的資本主義演進有一場很重要的角力戰，即政治VS. 經濟、政府VS. 市場；從兩者互不相干，到政府凌駕市場，再到市場宰治世界。在過程中，我們彷彿察覺了政府的能與不能，也見識到市場的正面像天使、背面變惡魔的雙面矛盾。在這一次大轉型中，政府和市場不再只是單純的競逐，它們也必須建立一種休戚與共的關係，而這將取決於我們如何形成下一波新思維。 此外，在我們繼續與歐美各國貿易往來的同時，那裡到底還潛藏著哪些危機？臺灣要想恢復經濟力道，是該傾向大政府或大市場？躍升世界強權的中國真能持續現在的成長步伐嗎？其有別於民主政體和市場導向的發展模式將會面臨什麼挑戰？ 一場政府VS.市場、東方VS.西方、發達經濟體VS.開發中經濟體的大混戰已然開打，我們難以置身事外，想了解全球轉型的大未來？且看卡萊茨基怎麼說！ 【名家推薦】 ◎中外政壇學界 重量級推薦 ◎前英國首相 戈登．布朗 ◎前倫敦政經學院院長 霍華．戴維斯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羅伯特．史紀德斯基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林建甫 ◎知名文化評論工作者 南方朔 ◎台灣經濟研究院 院長 洪德生 ◎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 梁國源 ◎台經院研究六所所長 楊家彥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劉孟奇

◎序 言

◎第一部分　資本主義及其演變進程
‧第一章　政府和市場，誰是對的
‧第二章　資本主義終將崩潰？
‧第三章　資本主義的四個時代

◎第二部分　箭與環：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
‧第四章　奇蹟年：那些改變世界的力量
‧第五章　全球四大發展趨勢
‧第六章　大穩健：全球化的新變化
‧第七章　房地產：金融發展趨勢
‧第八章　金融之環
‧第九章　永遠的興衰

◎第三部分　市場神話的破滅
‧第十章　金融危機的真正元兇
‧第十一章　市場也不是萬能的
‧第十二章　向新經濟學進軍

◎第四部分　偉大的轉變
‧第十三章　自我調整混合經濟
‧第十四章　借債還債：無休止的瘋狂
‧第十五章　加息、通貨膨脹、美元崩潰

◎第五部分　世界大趨勢：資本主義4.0時代
‧第十六章　4.0時代的經濟趨勢
‧第十七章　4.0時代的政治趨勢
‧第十八章　4.0時代的金融趨勢
‧第十九章　一個4.0的世界

◎後記

◎致謝

序言

　　世界末日並未到來。儘管二○○七到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中，充斥著這樣那樣的災難預言，我們還是平安無事地度過了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全球最富聲望的經濟學家們所預言的那些暴動、救濟施粥，以及破產等現象並未出現—在危機發生一年後，無論人們對於「資本主義」這個詞的看法為何，已不再有人期望看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

　　然而，資本主義體系的倖存並不意味著人們能夠重拾危機前的信心。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發生的雷曼兄弟破產事件使人們再也無法相信金融市場的智慧，無法相信自由企業的效率。直到二○一○年中期，經濟成長和金融環境才有可能恢復到稍微像樣的程度，但這種恢復是否意味著政治家、經濟學家和金融家能像從前一樣各就各位呢？全球化仍將持續，很多國家會逐漸恢復到危機前的繁榮狀態，但人們不會輕易忘卻二○○七到二○○九年這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創傷。危機的經濟代價是幾十年也還不清的債務，這些債務給納稅人和政府預算造成財政困難，使那些失業者難以維持生計，打碎了房產擁有者和全球投資者的美夢。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那一天所崩潰的，絕不僅是一家銀行或者一個金融體系。那一天崩潰的，是一種政治哲學和經濟體系，是一種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拿什麼來取代那土崩瓦解的全球資本主義。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全球資本主義只會被全球資本主義取代；這次金融風暴既不會破壞、也不會削弱人類的根本慾望—雄心壯志、創新精神、個人主義以及競爭精神。人類與生俱來的這些特質一直推動著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而今這些特質將被重新利用，注入新的活力，進而創造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此一新型的資本主義將會比它所置換的原有體系更加成功，更具創造性。

　　本書作者的寫作意圖就是分析整個金融重建的過程，點出復興資本主義體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些特點。此一體系的轉變要歷時許多年才能完成，但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轉變所帶來的一些重要結果了。

　　過去一年的經歷告訴我們，這些結果與兩股相反的政治勢力在危機高峰時所作的虛無預言有明顯差異。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陣營似乎堅信幾個星期的金融混亂足以瓦解一種政治經濟體系，且這個體系在兩百年來經歷了多場革命、經濟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後，都未曾消亡；支持自由市場的右派陣營則堅持認為，政府採取的干預措施會毀掉私人企業，但很顯然地，這些措施是拯救這一體系的必要舉措。隨著危機落幕，很多人開始聲稱，如果當初各國政府允許金融機構解體，這場危機可能會得到更好的解決。要重新對這場危機作出平衡的評估，就必須對左派的歇斯底里和右派的狂妄自大提出挑戰。

　　本書沒有將全球金融體系的崩解歸咎於貪婪的銀行家、不稱職的監管者、容易受騙的屋主或是愚蠢的官僚，而是從歷史和意識型態的角度來展示這次金融危機。本書從經濟改革和地緣政治動盪的角度重新解析了這場危機，自十八世紀末以來，上述兩種因素就一再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七九至八九年間的柴契爾—雷根革命（Thatcher-Reagan revolution）。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資本主義從來不是一個遵循固定規則的靜態體系，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的責任劃分也沒有永遠的分野。與現代經濟理論的各種學說相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控制資本主義經濟行為的永恆定律。事實上，資本主義是一種適應性體系，它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和發展，當它受到系統性危機的嚴重威脅時，便會演變為一種更適應新環境的新形式，以替代原有的形式。

　　資本主義不是由一組靜態機制所組成，而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體系，它會透過各種危機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待二○○七至○九年間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資本主義發生第四次系統性轉變的催化劑，正如一九七○年代的危機促成了第三次資本主義轉變，一九三○年代的危機催生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轉變，而一八○三至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則是第一次資本主義轉變的基礎。因此，本書原名《資本主義4.0》，即第四代資本主義。

　　上述幾個重大變革中的第一個時期—美國和法國的政治革命及英國的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及經濟動盪時期—開創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紀元，這一時期接近一百年，從一八一五年英國擊敗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取得英法戰爭的勝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這段期間整體相對穩定，處於蒸蒸日上的繁榮階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及美國的經濟大蕭條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後，這個局面才被打破。幾場在政治和經濟上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破壞了十九世紀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創造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體系，其意識型態體現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以及英國和歐洲的福利國家等新作為上。之後，在經濟大蕭條爆發四十年後，另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一九六○晚期至一九七○年代的全球性通貨膨脹—推動了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首相和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宣揚的自由市場革命（編按：兩者皆支持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並極力打壓工會、削減社會福利支出），開創了第三代資本主義，這一新體系與前兩種資本主義體系截然不同。直至一九六○年代末期的通貨膨脹發生四十年後，也就是二○○七至○九年間，又一場全面爆發的危機襲擊了全球經濟。本書認為，此次危機將開創資本主義體系的第四種形式。這個新的經濟形式不同於雷根總統與柴契爾首相所設計的藍圖，也會與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大相逕庭。所以，本書的原文副書名「一個新經濟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遂應運而生。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不斷演化的體系，其經濟規則與政治制度總會經歷深刻的變化，危機前後的思路會發生矛盾，有時立場甚至會發生顛覆性的改變。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柴契爾—雷根革命已被普遍視為自共產社會主義的異端崛起和偏離正軌的凱因斯學派興盛期之後，對於真正的資本主義的再發現，而且一些最保守的政治家和企業領導者至今仍然堅持此觀點。然而，從事物發展的過程來看，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蔚為主流的期間不過是一九八○年到二○○九年的短短三十年而已，相對於十八世紀末發展至今的現代資本主義，真是微不足道。以這種歷史觀點來看待最近發生的事件，將會對這次危機及其後果產生全新的認識。

　　例如，很多政治家和企業領導者認為，政府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會擾亂自由市場體系。他們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這種狹隘的觀點的確有些荒唐，因為資本主義在雷根和柴契爾之前已經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以及各種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不斷轉變的動態關係，一直是資本主義由一個階段移向另一個階段最鮮明的特點—最早是在十九世紀初，接著是一九三○年代，然後是一九七○年代，今天又再次發生了。每經歷一次演變，資本主義體系都會比從前更加牢固。要了解由這次危機催生的新政經模式，就要考量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前三個階段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動態關係。

　　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初到一九三○年代一直處於主宰地位，這一時期的政治和經濟是涇渭分明的。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合作僅限於徵稅和消除關稅壁壘，前一種合作主要是為戰爭募資，後一種合作大多是為了保護強大的政治利益。 　　接著，從一九三二年開始，羅斯福的「新政」和社會民主的歐洲福利國家出現了。為了因應俄國革命和經濟大蕭條，第二代資本主義應運而生，並呈現出以下特點：人們對仁愛而又全能的政府抱持著幾近浪漫的信念，卻對市場存有本能的不信任感，尤其是金融市場。

　　第三代資本主義生於一九七九到八○年的柴契爾—雷根政治改革，其觀點與第二代資本主義截然相反；這一次的主要特點是神化市場，卻不信任政府。資本主義的最後一種變體—由金融主導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本書稱之為資本主義3.3—極端地發揚了第三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3.3不僅不相信政府，而且妖魔化政府，嘲弄規章制度，甚至公然藐視公共管理。這種極端的反政府思想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在經濟領域也產生了極大影響，並引發了二○○七到○九年的金融危機。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預言的那樣，第三代資本主義最終被自身反政府思想的矛盾所摧毀。

　　資本主義3.3的自我解體為政治經濟演變的下一階段—資本主義4.0—留下了空間。與一九三○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發生的變遷相同，此次轉變也將重新定義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從一九八○年代到二○○七年金融危機這段期間，人們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而政府幾乎總是錯的。而前一階段的資本主義—也就是一九三○至七○年代—則認為政府總是對的，市場卻幾乎總是錯的。因此，資本主義下一個階段最鮮明的特點很可能會是這樣：政府和市場都有可能是錯的，而且有時候它們的錯誤可能會幾近致命。

　　這種觀點乍看好像令人震驚。實際上，這種想法是有根據的，它在政治和商業中注入了領導力、創造力及實驗研究等新的概念，而這些概念是上一代資本主義不願接受的。承認政府與市場都存在問題，意味著政治與經濟要攜手合作，而不是像第三代資本主義那樣關係交惡。第四代資本主義形成之初，科技、全球化以及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絕佳機會說明了，如果美國和歐洲崛起的新一代政治家和企業領袖能夠打好手裡的牌，那麼這個新的經濟模式就會遠遠超越第三代資本主義。也許有朝一日，這一模式會被稱為「歐巴馬經濟」（Obamanomics，編按：本書寫成於二○一○年七月，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甫上任一年半）。然而，如果美國和歐洲不具備必要的思維靈活性，進而導致第四代資本主義失敗，那麼未來幾十年的政治經濟或許會受制於其他新型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由西方勢力掌控。

　　如果西方國家奮起迎接挑戰，就必須將二○○七至○九年的這場危機及其前因後果視為是資本主義演變的動態過程。這就是本書第一部分將要呈現給讀者的內容。

　　本書第二部分從歷史及演化觀點討論了這場危機以及危機前的繁榮景象。傳統觀點認為，此次危機之前全球房地產及信用貸款的繁榮只是負債消費的幻象，本書駁斥了這一觀點。恰恰相反，本書認為，自一九九○年代初以來，消費者借貸與資產價值的大幅增長是對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的良性經濟趨勢的理性反應。這些趨勢的推進動力最終是源於一九八九年出現的幾項重大科技革新和地緣政治變遷，如：蘇聯解體，亞洲崛起，電子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各國廣泛接受純紙幣的概念，意即沒有黃金、白銀、外匯儲備或其他客觀價值符碼作為後盾。

　　危機前的一片榮景催生了過度的投機，導致一種具破壞性的興衰循環出現，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說：危機發生之前的多數信用擴張和資產價格上漲是不正當的且不持久的。興衰的循環長久以來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特點，將來也不例外。導致此次危機的事件與導致此前幾次興衰循環的事件如出一轍，並沒有比過去大多數情形來得極端。那麼，為什麼這次的興衰循環會造成這樣一場空前災難呢？

　　這正是本書第三部分將會討論的問題。我提出的解釋重點在於，人們對於經濟理論的解讀過於誇張且天真，造成了柴契爾—雷根時期和柯林頓時期依憑著自由市場經濟而生的政策變得極為荒唐。這種對經濟政策採行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做法，使得一次不足為奇的（或許是嚴重的）興衰循環演變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更確切地說，市場基本教義派曾支持布希政府的非受迫性失誤，特別是其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的失誤，那才是導致這次金融災難最主要的原因。這個世上最強大、最富饒的政府怎麼會犯下這麼多的毀滅性錯誤呢？很多錯誤都可以歸咎於經濟學理論與政治觀念之間的惡性互動，兩者就像一對哈哈鏡，總是誇大對方的錯誤和偏見。結果，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古典經濟學被誇大成荒唐的信條，使得效率市場、理性預期以及貨幣主義的中央銀行體系等經濟思想主宰了全球政府、監管機關和金融商業。第三部分的結論是：改良後的資本主義模式要想成功，就必須創造出新形式的經濟學，超越過去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理論中迂腐的數理模型和具意識型態的假設。

　　在重新解讀過去與現在的基礎上，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驗證了第四代資本主義在危機後十年會如何演化。這個新體系的主要特點有什麼呢？

　　如果說二○○八年秋，全球經濟遭遇的諸多問題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將完美市場視為一種類宗教信條，並且篤信效率政府和自由市場在這個世界上無法共存、勢不兩立。在提供各國銀行緊急援助和美國政府接管通用汽車公司之後，那種認為政府干預對私人企業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信念便不攻自破了。更自由的市場和更小的政府也不再是資本主義體系面臨各種挑戰時的可靠解答。

　　有一個具有象徵性的事件足以說明一切：身為典型的自由市場思想家艾茵．蘭德（Ayn Rand，編按：俄裔美國哲學家、小說家。作品中充滿了濃厚的利己主義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思維。）的忠實門徒，艾倫．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二○○九年八月作了一場著名的國會證詞。對於嚴肅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此次事件意謂著政府與市場基本教義派之間的親密關係走到了盡頭。在被問及他對自由市場的信仰是否已證實存在極大的缺陷時，葛林斯班答道：「是的，我發現了一個缺陷。我還不清楚這個缺陷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但是我對這個事實深感沮喪……是的，我的確發現缺陷。這也正是我感到震驚的原因。因為在我的四十年生涯中，也許是更長的時間裡，有非常多的證據顯示自由市場的運行異常順利……對於我們這些一直期待私人企業的利己精神能促進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人來說，這個結果令人感到震驚與不可置信，尤其是我本人。」

　　艾茵．蘭德也在一篇文章中對這個缺陷的本質作了恰如其分的界定。這篇文章是關於客觀主義哲學的，這種哲學鼓舞著葛林斯班和美國其他的保守主義者，影響了整整兩代人。她寫道：「理想的政經體系就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一個完全資本主義的體系應當實現政府與經濟的徹底分離（但歷史上從未實現過），就如同政府與教會分離的方式與理由。」

　　然而，大多數的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早就發現事實恰好相反。任何一個單純靠市場誘因發展的社會，無論在經濟或政治層面都會慘遭挫敗。當今世界最自由、最為誘因導向的市場經濟其實不在美國或香港，也不在開曼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而是在索馬利亞、剛果和阿富汗這般被視為失敗的國家。在為資本主義打造成功的環境時，政治制度的關鍵作用在很多社會學術研究著作中都有論述，比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徒倫理學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等。但是，在一九八○年代的柴契爾—雷根革命以後，如艾茵．蘭德這樣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所提出的假設雖然過度簡化，仍被許多企業領袖、學究型經濟學家以及保守派政治家擁護，他們因而忽視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所提出的歷史事實。其結果便是在政治和經濟之間形成了一種類宗教二元論的局勢，最終並在雷曼兄弟危機中變得不堪一擊。

　　無論是金融市場、消防工作還是公共場所的急救設備，政府安全網無所不在，儼然成為社會現實中自然的必要特徵，這是那些被迫以公共資金援助私人銀行的政治家們無法否認之事。而已經瀕臨失敗邊緣的各家銀行也承認，它們對風險的漠視和「論功行賞」的分紅文化已經不只是其股東、董事和員工之間的私事了。那些因為依賴金融市場的效率和理性而慘敗的投資者也無法再自欺欺人地說，市場導向的金融法規與會計原則要比政治和立法管制更可靠。以上種種因素導致的結果便是，市場基本教義派看待政府及私人企業之間的對立觀點已不再被接受。 　　目前出現的這一新型資本主義將會從根本上扭轉艾茵．蘭德的客觀主義理想。第四代資本主義不是將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截然分開，而是進一步拉近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果市場和政府都無法作為實現社會目標的完美機制，那麼足以同時反應個人誘因、政治決策的審查與平衡機制便顯得突出了，其成效通常優於市場或公共機制。　第四代資本主義將會體認到，各級政府和各類市場之所以會犯錯，並不僅是因為政治家腐敗、銀行家貪婪、企業家無能、選民糊塗，還因為這個世界太複雜、太不可預期，因為任何一種決策機制—不管是建立於經濟誘因或政治誘因之上—都無法自始至終地保持正確無誤。因此，實驗方法與實用主義就必須成為公共政策、經濟領域和企業戰略的指導思想，即便這種思想意味著一致性與連貫性的喪失。

　　市場機制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藉由試錯法來運作，可以在錯誤造成太大的社會危害之前加以糾正。未來幾年內，我們必須在政治決策和政府與企業間關係等領域推行這種類似的實用主義。政界及企業界領袖們似乎已經投入這一學習過程之中。以奇異照明（General Electric）首席執行長傑佛瑞．伊梅特（Jeffrey Immelt）為例，他號召自己的經理們「成為善於應付混亂情況的系統思考者」。歐巴馬也宣導「一種更加務實的新做法，其關注的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它是否英明高效」。但是，當這些政治和企業領袖逐漸體認到我們正由一個可預知的理性世界變為模糊不清的、不可預知的、邏輯混亂的世界，經濟學家們卻在為危機前的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理論進行辯解。經濟理論與商業實務之間的鴻溝不斷加寬。

　　危機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競爭市場會自動朝著均衡的方向發展，金融循環對長期經濟運行的影響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以私人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總會保持充分就業的狀態，只有一項重要任務留給政府的總體經濟政策，即控制通貨膨脹；這次危機卻駁斥了這些市場基本教義派者的所有假設。現在我們必須體認到，金融循環、不定時的信貸危機以及自我強化的經濟蕭條是任何市場體系都具備的自然特徵，而且會不斷反覆發生。反過來說，這就意味著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必須對經濟成長、就業、維護金融穩定和控制通貨膨脹承擔更大的責任。這些新的重大責任或許意味著政府規模會無限擴大，而付出的代價是納稅人和私人企業的錢；但是，第四代資本主義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即使其責任和影響擴大了，政府規模仍會開始縮水。有一部分原因單純在於，在很多國家，金融危機和反對增稅的政治阻力所產生的赤字規模已經逼近公眾接受的極限。第四代資本主義中，公部門的規模縮水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即大政府官僚僵化，無法滿足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從全民醫療保險和能源自給自足問題，到穩定無虞的抵押貸款和提高工資的問題，所有這些複雜的需求唯有透過競爭下的資本主義市場，在利潤動機的作用下才能滿足。無論如何，為了達到滿足政治利益的目標，政府在管理這些市場和為追求利潤的企業創造動機時，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改變中。

　　很顯然地，金融監管會被強化，但是第四代資本主義也意味著市場和國家之間的界線將發生許多變革和移轉；政府與企業間原本涇渭分明的責任分界線將會變為灰色地帶。不同國家的政府和市場會被迫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所以情況就更加複雜了。例如，美國政府將必須搬出更多的法規以控制暴漲的醫療費用；而在英國，醫療保健需要更市場導向，以更多的民間部門融資和市場競爭，最終才能完成相同的成本控制目標。抵押貸款在英國必須有更多的法規管制；而在美國，它則需要較少的政府干預和補貼。在任一個發達國家（可能有點諷刺的是，瑞典和丹麥這兩個應該是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卻是例外，它們的私立學校教育十分普遍），教育可能會變得更加市場導向；而在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仍然有待拓展。

　　上述有些矛盾之處，例如醫療保險向公私混合模式靠攏的趨勢，也許暗示了一條介於美國的市場體系與瑞典的社會民主制度之間的「第三條路線」，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有些國家或部門可能需要較多的市場機制和較少的政府干預；與此同時，其他國家或部門則需要較少的市場機制和較多的政府干預，這種想法就像一個廚房裡同時需要冰箱和瓦斯爐，一點也不矛盾。

　　第四代資本主義的公共政策將面臨一項重大挑戰，即是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制定恰當的準則。例如，在可接受的效率之內，補貼替代能源的使用；調控貿易但不訴諸完全的貿易保護主義；對醫療保險和教育進行管制，但不否認自由選擇。隨著一個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在東方崛起，若是西方民主政體想要克服考驗，就不得不面對公私利益重新平衡的問題，縱使通往解答的道路將困難重重。

　　在應付二○○七至○九年的金融危機時，中國的宏觀調控經濟模式大獲成功，為其帶來了卓越的經濟成長。這個情況使得人們對於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一定總是互相支持的理論產生了懷疑；柴契爾—雷根時期喊出的「自由市場創造自由人民」此一樂觀口號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朝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靠攏的希望也顯得越來越虛幻。在這次危機之後，無論從企業經營、經濟政策、政治權力還是地緣政治利益來看，中國和西方國家都漸行漸遠了。也許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間不會發生嚴重的衝突，但是事實證明這兩種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極不相容。

　　在商業實務上，中國的法規和產業策略愈來愈加惠於國內產業的發展；至於經濟政策，在為美國和歐洲消費者提供廉價產品的同時，中國決意維持巨大的貿易順差和被低估的匯率，此舉意味著中國的國際債務會不斷攀升，半技術性製造業的工作則會持續減少。中國在經濟上的自信使其愈發固執地拒絕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對人權的尊重。最後一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對於獨裁主義和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愈來愈有信心，將無可避免地發生與西方地緣政治利益之間的衝突，並且為其他新興國家提供一個有別於民主市場發展的替代方案。

　　因此，西方世界多了一個選擇。其一是尊重地承認，在過去五千年歷史的大多數時期，中國社會比起西歐或美國社會來得更有凝聚力，更能持久發展，也更加成功。從此一觀點看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只不過是為其文化價值和民族利益重新樹立起全球領導者的地位。或者，另一個比較不那麼持著失敗主義的觀點，就是本書的建議：我們可以以行動證明，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比中國的極權主義版本具有更強的適應力，也更能持久。然而，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西方世界必須承認，對於極權主義充滿自信的中國已經對西方人的整個世界觀帶來了挑戰；並且要體認到，在二○○七至○九年的危機之後，西方的社會政治模式必須重建。

　　一旦進行了必要的改革，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資本主義將會再次成為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中最成功、最吸引人的政治經濟模式—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在金融危機之後，西方世界必須恢復充分就業和強勁的經濟成長。如果西方民主制度要迎接中國的極權領導式資本主義的挑戰，就必須推翻人們的預言，即美國、英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長期經濟成長將趨緩，人民生活水平也將停滯不前。

　　二○○九年，著名的學者兼金融家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創造了一個詞「新常態」（New Normal），用以形容他預期在危機過後將會持續多年、甚至幾十年的蕭條經濟狀況。艾朗認為，因為人為的過度借貸動機已不復存在，新的經濟環境特點會是持續衰退的經濟活動、就業與獲利水平。如果他的預言成真，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體系是否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將是嚴重的問題。

　　關於經濟成長將持續低迷的觀點來自一種假設，即危機發生前所創造的額外財富大多是海市蜃樓；此一假設在當今世界被廣為接受。然而，這些保守的政治家、金融家和企業領袖只是對危機前的信貸擴張作出強烈指責，認為那是一種欺騙和假象。他們好像從未考慮過這種說法隱含的邏輯—如果一九八○年代以來創造的大部分財富都是騙局，那麼號稱創造了這種假想財富的自由市場改革必然也是虛妄的。

　　隆納．雷根總統與瑪格麗特．柴契爾首相曾經創造出本書稱為「資本主義3.0」的自由市場體系，藉此成功逆轉了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編按：這通常是指自由化程度較高的體系，但也有人認為英國的稅收和管制都比美國要高得多，因此反對這種說詞）存在的結構性衰敗，因而受人們推崇；但是危機後的社會普遍認知卻是，柴契爾—雷根改革只不過是以金融泡沫來掩飾資本主義體系的病症罷了。如今，這些虛幻的泡沫已經破滅，看起來一九八○年代這個金融導向的新模型似乎沒有創造出什麼真實的財富。更有一個合理的推斷是，和一九五○與六○年代由政府主導的高稅收資本主義時期相比，自由市場時期所創造的實際財富肯定少得多。 　　如此看來，即使是一九八○年代處理階級衝突的那些解決方案也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把戲，因為勞動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在自由市場時期大多是每況愈下的，而其貧民化趨勢卻被資產價值的虛假膨脹和抵押債務的不斷增長所掩飾。當這座高築的債台轟然倒塌時，中產階級和窮人就會發現自己在自由市場改革中獲益很少，甚至可以說一無所獲。假如真的如「新常態」所設想的那樣，危機後的經濟條件勢必更加惡化，那麼毫無疑問地，中產階級就會得出結論：柴契爾—雷根時期的自由市場改革使得他們的境遇比起父母那一代的「凱因斯黃金時代」（編按：二次大戰後至一九六○年代被視為凱因斯理論的黃金時期，此時的政府政策似乎多能有效駕御經濟波動）更加糟糕。

　　這種世界觀似乎意味著自由市場體系氣數已盡，資本主義政治發展的下一階段應該會向左派轉舵。然而奇怪的是，強力支持這種危機解讀方式的人竟然是那些保守派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他們是如何一邊嘲諷柴契爾—雷根時代聲稱的「生活水準已提高」的殘酷騙局，又繼續讚頌這一時代的各項優點呢？

　　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宣稱，自由市場的癥結從未對症下藥。他們認為，如果採取比雷根、柴契爾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更具進攻性的手段來處理官僚、法規和福利問題的話，經濟成長應該會更強勁、更穩定；但是，這樣的觀點注定站不住腳。經過三十年的實驗，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最小化的模式最終宣告失敗，很難想像民主社會將會支持更加激進的放鬆管制和自由放任政策。這樣的激進主義與其說是在自由市場的另一項實驗，倒不如說是讓人們走上回頭路，變成一九七○年代那種由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的現代版，或許還會伴隨著意識型態領導的轉移，從華盛頓轉向北京。

　　然而，在接受這種令人沮喪的前景之前，我們必須記住這一切完全是建立在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之上，即危機後的「新常態」將會導致生活水準停滯不前，資產價格持續走低，經濟成長緩慢無力。相反地，本書的觀點則認為，如果各國銀行和政府以成長為目標，據此調整其總體經濟政策，並且將利率維持在最低水準，那麼全球經濟應該能夠快速恢復。本書也認為，相較於導致此次崩壞的總體情緒波動與錯誤政策，這個推動了危機前那波經濟榮景的良性長期趨勢將會更強勁、更持久。如此一來，與危機前的幾十年相比，「新常態」將會成為經濟成長更快、生活水準更高的階段。在這次戰後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陰影之下，當消費者、房屋所有人和政府都還在債務中垂死掙扎，這種預言似乎荒謬至極；但是，這真的是不切實際的嗎？

　　即便私人企業和一般家戶在危機餘波中不願意馬上花錢，政治家和中央銀行家們促進經濟成長的手段可謂花樣百出—（貸款）零利率、開放式信用擔保、政府財政刺激政策和無限制地發行貨幣等等。按照危機前的基本教義派經濟學說，上述各種手段根本不會奏效，因為政府為推動經濟成長所採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總是以失敗告終。然而，隨著資本主義開始自我變革，這些基本教義派的假設逐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對經濟學更加務實的理解。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體認到，他們可以在幾年甚至幾十年間使利率維持，或至少接近於零；可以將政府支出花在基礎建設和創造就業上；可以控制匯率來推動出口型經濟成長；可以使用各種補貼政策和稅收誘因來鼓勵投資，並且保障工作機會。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桑默思（Lawrence Summers）曾經在二○一○年一月的一次演講中作過如下預言：「在未來，當歷史學家回顧二○一○至一九年的經濟數據時，如果發現它們沒有遠遠超越二○○○至○九年的經濟數據，我肯定會大吃一驚。如果我們修復這個存在著缺陷的體系，就能夠為美國人民提供比過去十年好得多的經濟成果。」當時沒人在意他的這番言論，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在二○○七至○九年的金融氾濫之後，生活水準停滯不前和經濟成長疲軟的「新常態」是不可避免的—也許在道德上更是無所迴避。但是，如果各國政府及中央銀行繼續活用各種經濟工具來應對—如果政界和企業界領袖把握住各種伴隨著新型資本主義體系出現的機會，桑默思那番言談中的樂觀想法是有可能被證實無誤的。

　　如果未來的十年確實比過去的十年更加繁榮，我們將會得出結論：柴契爾—雷根時代的改革顯然不是市場基本教義派所聲稱的那種神奇靈丹，倒也並非謊言。金融資本主義不是一場龐氏騙局（編按：這是一種常見的金融詐欺，騙人投資虛設的企業，並以後來受騙者的資金來支付先前受騙者，使得這場騙局得以延續下去）。金融市場所滾出的財富也許不如一些人想像的那般龐大，但也不只是一場狂熱的集體幻覺。共產主義的崩解、科技革新、亞洲崛起和金本位的廢止都不是單純的白日夢，而是撼動全球的事件，足以讓人們創造財富。這些想法大致上就是本書最終將得出的結論。

　　但是，如果這個結論是錯的話，會是什麼情況呢？如果世界經濟繼續停滯而沒有振作，或者方才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演變沒有實現的話，結果又會如何呢？如果真是如此，美國和歐洲的財富和權力肯定會加速向亞洲轉移，西方金融體系將持續處於危機邊緣和不穩定的狀態。保守的商業觀要求私人企業擁有無限的自由，然而勞動者和選民卻必須勒緊褲帶為前三十年間釀成災難的自由企業改革埋單；在這種環境下，各黨各派之間不可能達成共識。如果真是如此，一種不同於本書所描述的新型資本主義—一種建立在中國集權主義之上，與西方民主價值觀大相逕庭的資本主義—必將興起並雄霸世界。

　　那麼，哪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會脫穎而出呢？在二次大戰後最深沉的經濟震盪餘波猶存之際，沒有人敢肯定地回答。二○一一年初，歐巴馬政府的早期樂觀態度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寸步難行。在美國，新的政治方向幾近黯淡；在歐洲，單一貨幣區看來處於崩潰邊緣；英國的政治前景比從前更加變幻無常，日本則如夢遊一般地進入了第三個迷失的十年。在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唯有中國在此次危機中異軍突起，比過去更有自信、更加強大。在這種狀況下，要相信新型資本主義會贏得最終勝利需要極大的信心。

　　凡事皆非命中注定，經濟領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過去四十年間，曾有幾十次相對較小的事件幾乎就要改變歷史的進程，使得全球的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想像一下，如果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時，與他的心靈導師劉少奇一起喪命的話，情況會是如何？如果戈巴契夫（Gorbachev）沒有取得蘇聯的領導權會怎樣？如果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瞄準隆納．雷根胸膛的那顆子彈稍微高個一英寸會發生什麼事？如果阿根廷沒有出兵福克蘭群島，因而拯救了柴契爾政府的話（編按：一九八二年，阿根廷突然進攻英屬的福克蘭群島。柴契爾夫人堅持出兵捍衛領土主權，而英軍也確實打贏了戰爭，英國保守黨因而大獲民心，贏得隔年的國會大選），結果會變成怎樣？或者，如果佛羅里達州的「懸空票」沒有落在小布希身上，而是落在艾爾．高爾（Al Gore）身上（編按：二○○○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德州二十五張選舉人票引發爭議，聯邦最高法院最終將這些票判給了小布希，使他成功入主白宮）又會怎樣？

　　誠然，上述任何一個事件都有可能影響改變的步伐，但它們能讓歷史的發展方向轉彎嗎？沒有人可以斷言。但是有一個邏輯是不可改變的：資本主義和民主思想都傾向於自我完善，而非自我毀滅。這個邏輯意味著，在本質上，經濟進步、政治統一和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要比經濟崩潰、混亂和解體的可能性大得多。一次威脅生存的危機不會摧毀人類進步的所有夢想，反而更有可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正是這樣為求生存的創造性邏輯在驅使著世界經濟朝向資本主義4.0的發展邁進。

第二章

　　二○○八年與○九年之交的冬天，在東歐劇變二十年後，資本主義似乎也臨近崩潰的邊緣。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將會毀於其內部矛盾的預言似乎即將成真；理性來說，一場緊張的經濟崩潰是可能的結果。美國、英國及歐洲的各大銀行突然間都要求政府支持它們的生存；與此同時，通用汽車被收歸國有。人們在這十年間，因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而積累的個人財富頃刻間化為烏有。那些篤信自由市場體制的人們，其堅定信念被徹底粉碎了。

　　從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Chavez）、法國總統薩科奇（Sarkozy）到《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編輯，所有人都認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時代結束了。美國保守派人士受到小布希總統的徹底鎮壓，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他們絕不會支持美國政府拯救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計畫，並且與新社會主義者和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站在同一邪惡陣線；他們高呼：以自由企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已亡。新保守主義者（編按：他們大都擁護美國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並且極力排斥共產主義。雷根和小布希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們在多年前宣稱的美國時代，如今看來不再是趨勢；中國似乎將無可避免地在幾十年內取得宰治全球的地位。在世界各國，許多財政部長和外交官員都準備屏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該共識在此前二十年間廣泛地應用在發展中國家，是它們取得經濟成長的唯一途徑。如今，「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流行詞彙，儘管沒有人清楚這個新詞的含意。然而，在雷曼兄弟破產和美國總統大選的幾個月間，如此關於資本主義滅亡的報導顯然是過於誇張且為時尚早。

　　資本主義沒有解體，銀行沒有如預言那般損失數萬億美元，高度槓桿化的美國和英國經濟也沒有比相對謹慎的德國和日本遭受更大的破壞。那麼，隨著金融恢復正常、經濟開始復甦，人們又該得出怎樣結論呢？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是否可能倖存下來，甚至無視那些災難性預言而重新樹立起全球領袖地位呢？

　　答案是：「是，也不是。」後文將解釋為什麼這個答案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空洞而又曖昧。

　　是的，資本主義經濟和金融體系會重掌全球的支配優勢，而且很可能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然而，不是的原因在於，重建後的資本主義體系和美國領導角色將會不同以往，它們不再是二○○九年之前淩駕全球達三十年之久的那個體系與那個角色。

　　事後看來，未來的學童們所讀的歷史可能是這樣：二十一世紀開始的確切時間是二○一○年。在經歷了二○○七至○九年那場改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風暴之後，二十一世紀才真正開始；正如我們今天認為二十世紀的歷史應從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寫起，而十九世紀的歷史則應從一八一五年威靈頓將軍大敗拿破崙的滑鐵盧之戰開始算起。

　　資本主義是一種適應性體系，其形成與改良都是驅動自一種不斷調整的相互作用—技術進步的箭（頭）與重複性的金融循環；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格局總是處於演化之中。這正是為什麼，儘管資本主義在自然發展下會傾向於遭受金融崩壞，它卻得以力抗馬克斯主義者、馬爾薩斯論者以及新法西斯主義份子的各種關於終結危機的預言—毫無疑問地，在未來的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內，它仍會繼續與這些勢力抗衡。然而，資本主義的神奇適應力也有諷刺之處：在演變的每個階段中，這種變異能力會持續顛覆狂熱的保守意識型態。這些社會現狀的支持者們提出經濟學的鐵律，聲稱某些普遍的社會現象—諸如所得不均、政府提供的醫療福利保險和公職的終身保障等等—都有其正當性，且無關乎政治立場。然而，這種固有的政治協商結果，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客觀性或持久性。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及其創造之「布爾喬亞式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充滿了內在矛盾，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但是，他因此推論出「此類矛盾將會成為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陷」時，卻是誤解了歷史和經濟學。事實上，與內在矛盾合作的能力是資本主義體系最大的優勢，因為它總是處於自我破壞的過程中，總是對自身進行再創造；而且，就像一個物種透過天擇不斷進化，這個百變怪物的每一次變異都讓它比上一代更加強大。

　　將重點擺在資本主義的自然演化特質，使人們注意到政治制度與經濟生活會不可避免地徹底變化。這種易變性是資本主義長期存在和不斷繁榮的重要條件。然而，本來應當是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最有貢獻，並且最支持這個意識型態的一群人，如政治家、企業家以及經濟學家等，大都沒看出資本主義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他們鼓吹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的好處，眾多瀕危的產業正是憑藉此理念成功轉型，採用了過去想像不到的新技術和管理體系，進而重獲新生。但是，他們卻有意忽視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自我破壞，正是這一過程賦予了整個體系新的生命和活力。

　　微觀基礎下的資本主義體系既然是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為何它的政經結構卻應該維持不變呢？這個謎題從未得到合理解釋。比方說，前一代資本主義模式明明可以在更高的稅收水準下成功運作，為什麼保守主義者卻預言任何稅收的增長都會破壞個人與企業的進取心？在上一個世代，很多社會福利措施並不存在，但社會依舊穩定、井然有序，為什麼左派人士卻懷抱如此信心地宣稱，任何政府支出的削減都會給社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又例如，以個體經濟的演進來說，技術、技能以及管理上的彈性一直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必要的特徵，要不是這些原動力的驅使，噴射飛機不會取代馬車，行動電話也不會取代電報；同理，制度和政治運作上的彈性明明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演變過程中必要的特徵，為什麼左右兩派勢力都不接受這個觀點呢？本章的目的並非解決這個傷腦筋的難題，而是檢視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層面的靈活性，並論證這種靈活性正是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克服數次衰退、革命和戰爭的關鍵特質。

　　每隔幾十年，資本主義的各項制度就必須經歷一次破壞性的徹底檢查，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汰舊換新。這個體系之所以能夠熬過馬克思準確預測的週期性危機，可從本書前兩章歸結出一句簡單的原因：資本主義能屈能伸，所以它不會崩潰。確切地說，歷史為證，資本主義體系曾經歷過幾次大變動，為求平衡而擺盪在政治與經濟之間、政府權力與市場力量之間，以及一人一票制與一美元一票制之間。……

　　以金融市場與現代政治的繁雜標準來看，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變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幾近地質變化的方式——迄今為止，二百五十年間只發生過三次真正的根本性變動；但正確的地質分析法是藉由地震變化，而不是冰川變化。歷史顯示，我們上述的這些系統性演進一般來說是透過不連續的改變，絕非循序漸進式的微調。

　　劍橋大學的政治學者安德魯．甘博（Andrew Gamble）將資本主義本身傾向於轉變的危機與單純存在於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做了區分；所謂單純存在於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意即在整個經濟史中導致各種興衰跌宕的金融循環，而且這樣的循環藉由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得以協助企業組織的重組。另一方面，在一場屬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中，被重組的不只是一群企業或產業，而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這類事件極為罕見，如甘博所言：「（這類事件）本質上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它們為國家本身及各國之間提供了觸發深遠變革的條件，並且也讓各種新的政體與政策得以興起……新的機構、新的聯盟、新的政策，以及新的意識型態」。甘博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只遭遇過兩次屬於這類的整體性危機：一九三○年代和一九七○年代；這個說法與本書的劃分不謀而合。無論是當代的左派或右派人士，都有許多人預期資本主義會被這些劇變給摧毀，但結果非但不是如此，事後看來，這些改變還為資本主義體系的重生和下一階段的拓展創造了各種條件。

第五章

　　約翰．奈思比是美國的管理顧問和暢銷書作者。他在一九八二年創造「大趨勢」（megatrend）這個詞，以之形容一些不可回復的結構性轉變，他預期這些事件將改變二十世紀末的世界。雖然這種「未來主義」經常被複雜的經濟學界嘲笑，但奈思比的主要觀點—如工業社會向資訊社會的轉變、自然經濟向全球經濟的轉變、階層商業組織向平面網絡化的轉變—最後證明大致上都是正確的。相較於學術界的經濟學者和官方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等依據科學方法來做預測的專家們，自成一格的未來學者如奈思比和艾文．托弗勒（Alvin Toffler）努力找出結構性質變，並以此對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發生的事件提出更有指導價值的建言。所以，即使有人嗤之以鼻，在本章接下來的內容中，「大趨勢」一詞仍然會理所當然地被提及，而不須任何申辯。
 　
　　自一九八九年起，上一章所描述的那些顯然很獨特的一次性事件，開始在四大長期趨勢中相互作用。這四大趨勢整整統治了全球經濟二十年，並極有可能繼續支配幾十年甚至好幾個世代。在本章和接下來兩章要探討的四大趨勢如下：

　　第一，三十億新興消費者、生產者和儲蓄者。自一九八○年代末，這些人參與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使得全球經濟的規模幾乎翻倍，同時也大大提高了未來的潛在經濟成長率。引發這股巨大趨勢的力量就是上一章所提到的三大歷史事件—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代理人戰爭」告終。從此，史上第一遭，幾乎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發現他們的生活不再受共產主義或封建主義的鐵腕統治，也不再受任何遲鈍如機器人般的中央計畫所囿，而是由市場力量這只無形的手引導。

　　第二，全球化。幾乎每個國家的每一項經濟活動都受其影響。隨著中央計畫和國營制度的崩壞，全球形成了一股共識，接受市場競爭、私人企業和自由貿易作為經濟運作的原則。實際上，全球經濟雖不完全如歐洲式的單一市場，也已經開始朝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那般的自由貿易區發展。當這個政策變化加上零成本的通信技術和低廉交通，傳統的經濟原則如專業化和比較利益便開始以前所未見的效能在全球發揮作用。從此，產能成長和財富創造的速度突飛猛進，尤其是中國和過去落後的亞洲國家。這股全球化浪潮促使許多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外移至發展中國家，大大提升了全球生產效能。工業活動的轉移使得全球經濟更加繁榮也更加穩定，其中奧妙將在下一章揭曉。

　　第三，「大穩健」時期。這段期間的通貨膨脹、失業率和經濟循環呈現前所未有的穩定。在這二十年間，全球經濟幾乎不間斷地成長，直到二○○八至○九年才出現衰退。隨著世界開始從一九七○年代的循環性經濟危機中恢復，並逐漸掌握純法定貨幣，各國政府和央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來管理經濟、控制通膨和失業；決策者逐漸重拾在貨幣主義反革命（詳見第十一章）中被屏棄的積極需求管理。此外，全球化穩定了世界經濟，因為它能抑制通膨，並將在歐美不穩定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工業轉移讓發達經濟體不再容易受到庫存和資本投資週期的影響，同時也讓新興國家不必再完全依賴最脆弱的農業，使得它們的經濟得以穩定發展。

　　第四，金融革命。由於人們對自由市場哲學的廣泛應用，快速發展的亞洲經濟體不斷增加儲蓄，全球化和成功的需求管理則讓世界經濟趨於穩定，如此種種的現象催生了這場金融革命。一九九○年代的各個穩定經濟體中，破產和失業的風險降低，企業和消費者覺得他們可以借貸更多，銀行也比以前更願意放款。同時，貨幣的世俗化意味著債務不再是一個道義或神學上的問題，貨幣也成了一種消費產品。金融創新意味著過去被桎梏在房地產和其他非流動性資產上的儲蓄不再受限，可以作為消費者和企業借款的抵押品。房地產的這個新特點很吸引人，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的家就是自動提款機」。這一特點使得房地產相較於股票和債券等傳統投資，其價值大幅提升。此一變革使得普通的房產所有人和小企業有機會將支出費用的重擔分攤到整個生命週期裡；而過去只有跨國企業和富翁家庭的信託才需要的財務管理，現在他們也可以進行了。金融革命形成的興衰週期在二○○七至○九年間爆發危機，但即使是危機過後，人們對於債務、房地產價值的傳統觀念已經改變；關於合理的借貸水平也抱持不同以往的想法，這些思維看來是不大可能被扭轉的了。……

第十九章

　　二○一○年一月，法國總統薩科奇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上發表演說。該演說為本書闡述的眾多觀點作了合理的總結，有時甚至超越了這些觀點。薩科奇總統高聲呼籲全球政府的出現，作為本書的結尾也頗為合適。

　　捫心自問，我們並不是想要取代資本主義，而是想要找到我們需要的資本主義類型⋯⋯當我們接受市場萬能的想法，任何相反的觀點都不應考慮時，全球化已不在我們的控制之中⋯⋯這不是全球化過程中的危機，而是全球化本身的危機⋯⋯目前我們需要做的是創造一種新的成長模式，為公共行為和私利動機之間建立新的連結。G20元首高峰會預示著二十一世紀的行星式治理，這代表著最初被自由全球化否定的政治形式復位。僅僅一年時間，我們就看到了思想上的巨大變革。歷史上頭一遭，二十個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共同磋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對策。他們自己也承認，由他們共同制定的這些政策會迅速地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道路。

　　薩科奇總統正確地意識到了一個事實，即金融危機將我們的目光聚焦於全人類無法逃避的、切實存在的全球問題。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也證明了，世界無法盲目地任憑市場決定。

　　在國家範疇之內，對市場基本教義派失敗的回應是清楚的：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和負有公共責任感的監管者已經握有更多權力。但是在國際間，高效的公共機構是不存在的—這樣的機構也許不可能存在，因為將國家主權轉移到國際組織本身就不具正當性。

　　人們完全認可政府必須更有效率，在全球層次上，卻沒有行使政府職能的體系或機構存在，結果導致眾多棘手的挑戰需要面對。這個時候，下一階段的資本主義會有怎樣的表現呢？資本主義4.0的早期思想還不能給出答案。這一問題的答案，有待於被授權的政府和未來的選民揭曉；在全球不同利益的衝擊下，人們要力使政治與經濟形成更積極的夥伴關係。

　　一個因全球挑戰和國家制度之間的矛盾形成的鴻溝——該鴻溝曾經非常巨大——將構成對資本主義4.0的否定，也會導致其被資本主義4.1、資本主義4.2，甚至最終被資本主義5.0所取代。

　　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在未來的幾年中，全球政治會遭遇困惑、迷茫和衝突，會導致進一步的國際失衡和更嚴重的金融泡沫的破滅，而且我們無從想像這些問題的起源。同時，民主資本主義的進展也會隨時隨地地發生，我們也確信，現存的新型資本主義模式會留下許多未解決的問題和矛盾。

　　資本主義體系的新版本也並非合情合理、完全高效或永遠平衡的。未來就如同人類的生活一樣，永遠是不可預見、模棱兩可和紛繁複雜的——這就是資本主義4.0。

作者：阿納托萊‧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 譯者：胡曉姣、楊欣、賈西貝 出版社：臉譜 書系：企畫叢書 出版日期：2012-04-19 ISBN：9789862351673 城邦書號：FP2234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