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晴舫 　　娜歐蜜．克萊恩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明星。 　　反全球化知名品牌 　　如此定位她，是為了指出全球化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其實是一對背靠背成長的孿生子。一九九九年冬季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大批反全球化運動群眾聚集抗議，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卻非正式開啟了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之後，全球化運動即被濃縮為幾個國際機構的代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由G 8八國峰會擴充而成的G 20二十國峰會。每當這些代表了全球化符號的機構聚集開會，就會看見反全球化的民眾從全球各地飛來，以另一種全球化運作的組織方式，對抗主流全球化運動。 　　隔年一月，與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的同一個冬季，住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克萊恩出版《No Logo》，這本書很快地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教科書之一。透過全球化有效率的商業行銷結構，她的著作被翻譯成二十七國語文，擺在各國機場以及世界各大連鎖書店明顯位置販售，這位反對品牌市場學並因此盡心寫了一整本書去揭發該系統之邪惡的作者，傾刻，成了一個反全球化的世界知名品牌。日後，寫了《新世界藍圖》一書以論述全球化經濟重要性的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夫評論，「娜歐蜜．克萊恩是名人」，雖然語氣很酸，卻一語精準道出克萊恩在反全球化運動裡幾近教母地位的超人氣。 　　然而，多年來，反全球化論述如同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左派理論，面對全球化運動的蓬勃發展與顯而易見的經濟利益與個體自由，雖然力陳自由經濟體制諸多缺失，自身卻無法舉出一套嶄新的經濟理論，將之完全取代，使得反全球化論述始終只能跟著全球化論述的步伐走，零零碎碎地在後追打。這解釋了為何克萊恩的《震撼主義》一出版，隨即獲得全世界反全球化運動者的熱烈歡迎。 　　在《震撼主義》這本書裡，克萊恩想要做的已經不僅是解構資本主義的體制，藉此指陳全球化運動的弊端，而是完全站到自由經濟的對立面，重新闡述過去五十年的世界經濟史。 　　五十年世界經濟史 　　對克萊恩來說，自由經濟在二十世紀末期得到蓬勃發展，進而完熟為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運動，並不是因為法蘭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冷戰時期共產實驗失敗，大多數社會決定全面擁抱市場自由；而是因為她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這種專以剝削人類災難的獨門推銷術。 　　以五○年代惡名昭彰的電休克療法開場，克萊恩指出，當一個社會發生政變、天災或戰爭，產生文明演進的斷裂，人們過度驚嚇，茫然失措，宛如病患心智遭受強烈電擊，感官失靈，出現生命暫停狀態，此時，自由經濟卻另類看待災難有如天賜良機，因為災難摧毀了既有體制與老舊建設，留給他們一張代表全新市場的白紙，任其恣意塗抹，「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如同七○年代的智利、種族籓離撤除之後的南非、共產體制解體之後的俄國與東歐、金融風暴之後的亞洲，乃至發生自然天災的地區，卡崔娜颶風之後的美國紐奧良、南亞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人民以往信奉的價值體系受到人為或天然的破壞，社會退回孩童化，野心勃勃的政客與他們請來的自由經濟學家於是見獵心喜，視廢墟為刺激的市場空窗，正好讓他們長驅直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實現「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和削減社會支出」。而過於驚恐的人們因為無助，因為害怕，將無力反抗這些自由經濟的極端改革，只能眼睜睜看著生米煮成熟飯。 　　「只有在這種可怕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於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他們」，那些自稱經濟醫生、幫助政客對本國經濟進行「震撼治療」的人，對克萊恩來說有張明確的臉孔，那就是二○○六年以九十四歲高齡過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與以他為首是瞻的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一些國家轉型或受苦之際，這些「芝加哥男孩們」往往適時出現，挾帶美國政府與西方資本社會的金援，拿自由經濟作解藥，並保證一時陣痛將會換來長期的繁榮。 　　聽取一個警世聲音 　　在她眼中，這些解藥不但苦口，不是良藥，根本就是毒藥，因為那是美國政府與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陣營塗寫世界版圖的惡劣手段。克萊恩在此提出她對「芝加哥男孩們」最凌厲的攻擊，她指控傅利曼這位老派自由經濟學者夢想著一種純粹的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克萊恩認為，因為自由經濟喜歡靠震撼治療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為了取得這種社會空白，以順利推動經濟改革，政府甚至不惜發兵開戰，英國柴契爾夫人當首相時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小布希總統侵略伊拉克，對她來說都是為了自由經濟需要一塊白板重新開始。若出現反對聲音，政府就採取殘酷鎮壓，克萊恩舉例，一九八九年鄧小平把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智利總統皮諾契大規模捕殺國內左派分子，都是為了不擇手段推動自由經濟，因為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實施不全，「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 　　可以想見自由經濟分子對她這番幾近全球陰謀論的歷史觀感到憤怒，斥之荒謬可笑，學院派對她簡化經濟原理而感到不安，替她捏把冷汗；反全球化分子與左派當然歡欣鼓舞，直稱她指出了全球歷史的底層真相。然而，依我個人閱讀克萊恩的經驗，從來不是為了期待她丟出一個大論述，而是聽取一個警世的聲音。我以為自十七世紀開始正式成形的全球化經濟早已難以逆轉，就連克萊恩本人其實都是棲身其中的受益分子，可以說沒有全球化經濟，就沒有娜歐蜜．克萊恩這個人。但，面對一個以轟雷之姿隆隆運轉的龐大機制，就算螳臂擋車，世人仍應時時反思，盡力修正，使之盡量完美，至少讓此刻落在全球化漩渦之外的那群人將來也能納入經濟圈子內。 　　自由經濟巨輪推動了整個時代的進步，也同時碾過了不少無辜犧牲者。在《震撼主義》，記者出身的克萊恩走訪各地，第一手紀錄了那些生活在自由經濟巨輪陰影之下的眾生圖像，例如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漁民無法回到原先居住的海灘，只因政府以重整經濟之名，鎖定發展高級觀光業，決定把最美沙灘外包給大型企業建造奢華旅館，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照顧的弱者。這些提醒，是真實的，也是必要的。又如，她寫到國家進行民營化，若缺乏了民主的監管，將使整個經濟改革過程失焦，造成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現象，獨厚特殊階級，公共財富未經監督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不斷擴大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蘇聯解體後的俄國、現階段的中國都處處可見她所描述的社會徵兆。 　　就像夏日享受冷氣機的人工清涼，不能忘記地球暖化正在瓦解我們所認知的物質環境，在追逐無邊界的移動自由之餘，也需要擔負身為人類一分子的社群責任。生活在全球化年代裡，進行這些社會思考，已經成為當代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要件。無須等到人類整體文明的下一個驚嚇時刻。 ◎文／張鐵志 　　一九九九年，當娜歐密．克萊恩完成《No Logo》，在西雅圖街上，正發生一場攫取世人眼光的激烈暴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的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自此，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鬥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扉頁向我們開啟。 　　反全球化的代言人 　　《No Logo》被視為預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 。作者說，當她一九九七年左右開始寫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沒想到在書將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卻目睹到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而那還只是開始。 　　外表甜美的克萊恩逐漸成為左翼陣營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甚至是搖滾明星的偶像，如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臺司令（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瞭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震撼主義》英文版，甚至找了曾拍攝《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也曾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二○○一年，美國《時代》雜誌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二○○五年，由英國《展望》雜誌（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分子排行中，不到四十歲的她是第十一名，女性最高名次者。 　　轉向政治經濟批判 　　不過，在《No Logo》中，克萊恩雖然鼓吹人們用文化干擾 （cultural jamming），以及針對勞工權益和人權的抗爭，去對抗企業宰制，然而她卻幾乎沒有提供企業支配力量背後的政治經濟分析。 　　直到二○○七年出版第三本書《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她終於把焦點從針對企業，轉變到背後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 　　克萊恩最早開始發展這個概念，是二○○四年她去報導戰後的巴格達，發現美國占領軍引進大量私人資本進入伊拉克。然後她看見二○○五年南亞海嘯後的斯里蘭卡海岸，大量的海邊高級旅館取代原來漁民的社區；再來是卡崔娜風災摧毀了美國南方美麗城市紐奧良，而自由市場的神聖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建議要趁機用私立學校取代公立學校。 　　一開始，克萊恩以為這種巨大利益和巨大災難的結合是一種新的市場擴張方式，後來才發現這個形式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甚至，這種利用危機和災難的模式是傅利曼主義一開始就遵循的，一九七○年初期智利的皮諾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範。然後，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已經完善了這種策略：他們等待重大危機，把國家私有化，而當公民仍然在餘震的驚嚇中，他們就把這些『改革』制度化。」這就是所謂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一部震撼主義歷史 　　這本書最大膽的論證在於克萊恩認為這個震撼有三個彼此相關的層次：人民先是被戰爭、恐怖攻擊、政變和自然災害所震撼。然後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業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造成的恐懼和困惑來推動震撼經濟治療。然後抵抗的這些人會經歷第三次震撼：這一次是由警察、軍人和監獄的偵訊者執行。 　　基本教義式的極端資本主義，或者說傅利曼鼓吹的那種市場至上資本主義，因為一般人民無法得利，很難獲得公眾支持，所以需要憑藉恐怖和酷刑來推動；需要一場危機，一種強力的「震撼」，公眾才會願意給予統治者更多權力，來推動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例如天安門的血腥鎮壓讓中國可以在九○年代大力推動市場改革；智利皮諾契將軍的恐怖統治讓傅利曼的激進市場改革得以進行；波蘭和蘇聯在共黨垮臺後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撼治療。除了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還包括自然危機：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私人學校取代了公立學校；海嘯後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還有戰爭：二○○三年美國攻打後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占領」伊拉克。 　　簡言之，「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這本書依然保有克萊恩最大的長處：精采的報導、資料收集與說故事能力，所以本書讀來真的讓人對那些殘暴、貪婪與黑暗感到「震驚」。但要將眾多歷史事件化約為一個共同理論—震撼主義—則顯得過於牽強。例如，她把不同災難（天災或者人為政治鎮壓）視為同類已經不太適當，而要進一步以經濟利益或傅利曼式的放任自由主義思想，來解釋這些災難的發生，更讓人懷疑這是最粗糙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用經濟利益解釋一切，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對權力的追求都消失了。例如，她強調一九八九年中共鎮壓天安門學運不是為了挽救獨裁政權，而是為了實踐新自由主義。美國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為了阻止種族屠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而俄羅斯的車臣戰爭不是要鎮壓分離主義，而是要保護葉爾辛的經濟政策。而美國攻打伊拉克，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嗎？ 　　基督教右派對布希政府的影響呢？或者新保守主義呢？克萊恩確實提到新保守主義， 但她對這個主義有若干誤解，例如新保守主義並非是從九○年代才出現，也不是以傅利曼的自由經濟理念為核心，更不要說，傅利曼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並非同義詞。 　　同時，當統治者為了強制實行市場制度而實行威權統治時，我們難以知道這是因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是他們被財團利益綁架，或者如美國的例子，是政治菁英本身就掌握巨大商業利益（這是克萊恩清楚點出的）。企業的貪婪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兩者固然相關，但在分析上必須區分。 　　永遠的青年安那其 　　本書最大的創意，也是最大的問題是，她把三種震撼合併為一：對人體的電擊等震撼、經濟的震撼治療和政治上的震撼（鎮壓、恐怖統治或戰爭）。正如政治理論名家荷姆斯（Stephen Homles）在《倫敦書評》雜誌上所說，認為這三者有同樣邏輯，並不太具有說服力。 　　另方面，如果這本書的目的僅是在於「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那麼這是完全正確的。博蘭尼（Karl Polanyi）考察十九世紀的市場發展就說過，資本主義的創造必須建立在組織性的暴力上，因為一般人不會接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破壞。過去二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的確有很多是建立在獨裁政權統治上。資本主義並非民主的好友。正如克萊恩對中國的生動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並未攜手前進，他們站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路障的不同側。」 　　不過，雖然她的理論過於簡化，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傅利曼和其他經濟學者也都對現實世界過分簡化，對預設完全資訊、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深信不疑，而「由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萊恩的理論問題更大」。 　　從《No Logo》揭露企業的偽善與醜惡，到《震撼主義》穿透國家、資本與意識形態的邪惡同盟，克萊恩始終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圖街頭對著星巴克丟擲石頭的青年安那其—她雖然不在現場，但犀利文字和石頭一樣，或更有破壞力。現在，她把這個石頭擲向國家機器與政商利益共同體。 　　在《No Logo》，她所看到的美好未來是一群鬆散連結的行動者對抗大企業，是世界社會論壇對抗世界經濟論壇；在《震撼主義》中，她則把焦點放在國家之內的人民力量，及具體的政經制度，例如過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如何對抗新自由主義，或者中國底層群眾日益激烈的維權反抗。 　　克萊恩仍然在手中緊握著石頭，而在路障這邊的我們準備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頭，來爭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夢嗎？ ◎文／馮建三 　　「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二○○八年入夏以後，人人朗朗上口。但是，我們親身目睹與經歷的這些現象是一種自然而然、必定發生的「風暴或海嘯」嗎？顯然不是，這是人禍。語言很重要，與其言必稱風暴或海嘯，不如採用鄭村祺的建議，使之正名為金融「核爆」。 相同道理，《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這本書所揭露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三十餘年歷史，也是名實不符。「新」與「自由」都是正面的、吸引人的字眼與概念，但《No Logo》作者娜歐蜜．克萊恩信而有徵，讓讀者看到迥異的景象。 　　放火打劫的經濟自由主義 　　首先，它完全不同於羅爾斯（John Rawls）強調公平正義之「政治自由主義」；其次，它是對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曲解。斯密在《國富論》雖然戲謔提及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但這句話至少有九或十種意思，不一定是最小政府論。根據後人詳細考察斯密的著作，發現他贊成或鼓吹政府干預的情況至少有三十五種，赫然包括藉助管制以「取代市場來增進效率」、通過「租稅來重分配所得」與「約束國際貿易」等等。這些構成公權力介入與規範的理由，足以讓今日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派（market fundamentalism）、以為只有一種市場的人，大驚失色。 　　最後，它對語意的誤用也同時是對民主的背叛。如同風暴海嘯掩飾了人為的核爆，「自由」則掩飾了這樣的自由其實根源於殘暴不仁，根源於特定的一些偏執所故意製造的血腥。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偏執的代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契（Pinochet）在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其中央情報局的外應下，發動軍事政變以飛機轟炸智利總統府，推翻民選的阿葉德（Allende），隨後再鎮壓與殺害成千上萬的異端。對此，海耶克大言不慚地說：「我個人寧取自由主義的獨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卻無自由主義色彩……軍事政變後，在皮諾契年代的個人自由，遠比前朝大得多了，我還真無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個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 　　二○○五年美國紐奧良淹大水後，高齡九十多的傅利曼撰文表示，他從「悲劇」中看到「大刀闊斧改革教育體系的機會」。若說這類思維與習慣是「趁火」打劫，還不是完全那麼準確。本書談及的許多案例（特別是伊拉克），更接近於「放火」打劫。經濟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磨刀霍霍、虎視眈眈而積極地等待災難發生或設法催生災難，以便與大權在握的政府大員及其代言的大資本，共同推進「自由市場」的擴大速度。 　　對強制自由的反抗 　　實情既然如此，作者以「災難經濟」作為本書的副題就很貼切。另外，克萊恩還有一大貢獻。她清楚地表明，顛覆字義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並不是起源於一九七九年的英國與一九八○年的美國。早從一九六○年代，它的偏執與宗教一般的熱情就在發酵，到了一九七三年在智利「初試啼聲」，其後才是英美與拉美國家。至一九八五年，通過美國的「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之所謂華盛頓共識，英美的經濟新自由主義推向全球，次年起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至一九九三年底暫告完成，象徵「新」的聲勢上揚，簡直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生活在槍口下的強制自由，很多人不免焦慮、憤怒、不解、無奈、無辜、低迷、氣悶、無力、慶幸與僥倖。然而，這些反應並不窮盡人的動能，生命不停地找尋出口。人固然不能從心所欲，卻秉持信念而行。總有人相信歷史還沒有終結、人類還有另一種未來、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努力構思與行動、結社與串連，永不止息。 　　一九九四年，墨西哥原住民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日，起而反抗，「蒙面騎士」震驚世界。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成軍，其後進展無法平順。一九九九年部長會議首次在美國本土舉行，六萬餘社運者群集西雅圖火爆抗爭。其後，反自由貿易而追求公平貿易的力量日有所成，二○○一年從巴西開始的「世界社會論壇」水漲船高、年年舉辦而延續反抗聲浪。世貿組織的部長會議在二○○八年無法達成協議而停擺，不見得較可喜的、以美國為首的雙邊協定蠢蠢欲動，但以區域為主的協作關係，從一九九二年低於五十項，至二○○八年超過了兩百項。其中，受害最早也最深的拉丁美洲一九九八年起由查維茲（Chvez）領軍，大唱反調。他在一九九九年祭出「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大旗，優先推動區域合作而有「玻利維亞另類美洲組織」反擊自由貿易，「要讓每個國家提供自己最擅長生產的東西，換取自己最需要的東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至今年三月，委內瑞拉之外，巴西、烏拉圭、玻利維亞、智利、尼加拉瓜、厄瓜多爾、阿根廷、巴拉圭與薩爾瓦多等九個國家也都由左翼政權主政，再加上古巴五十年國際主義的示範，拉美的動向及其得失成敗，世人不得不矚目。 　　未卜先知的國際觀察 　　兩岸三地的動作雖小，倒不能說是缺席。二○○五年中國有八萬七千起抗爭事件，參與的工農人數超過四百萬。「六四」二十年，北京出現「二○○九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香港則有十五萬人薪火相傳燭光晚會。臺灣雖落後，但不乏有識之士對主流政黨大加撻伐，今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更有成大臺灣文學系、浩然基金會與全球和平婦女聯會聯合辦理「反轉思維：重新連結生態與經濟的另類發展」研討會及「另類全球化工作坊」。本地草根工作者數十人之外，海外同道來自古巴、巴西、墨西哥、西班牙、比利時、瑞士、澳洲、蘇丹、印度、印尼、韓國、北京與香港等十三個地方，再為臺灣進步的在地國際串連，留存軌跡。 　　克萊恩的筆勝於劍，文字生動、邏輯井然而論理有據。她飽覽群書又行萬里路，走訪拉美亞非至中東許多國家。作者的調查鼓舞新聞人，也讓學院工作者景仰，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思冉冉浮現。全書具有歷史縱深，也帶領讀者親臨現場，我們需要的國際觀，就在這裡。英文版二○○七年書出之日，適巧是這次金融核爆的引燃點，美國次級房貸敗象已清楚展現；而中譯本則剛好作為歷史見證，「驗收」作者的論述果然是未卜先知。 　　（二○○九年六月七日，紀念巧克力猴山—草楠大榕樹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