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雨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唯有在某些無可挽回之事發生後，我們才能嘗試去追溯其歷史。事件照亮它自身的過去；但它絕對無法從這過去中推導出來。 　　——漢娜．鄂蘭，〈理解與政治〉 　　 　　一九四五年，在逐漸散去的二戰硝煙中，古老的歐洲大陸滿目瘡痍、遍地屍骸，而此時的鄂蘭則身處大西洋彼岸，正開始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六年後，本書在美國正式出版，很快為鄂蘭帶來世界性的聲譽。之後，鄂蘭又寫出了《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等更具理論系統性的經典著作。不過鄂蘭之所以是鄂蘭，更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起源》，而不是因為《人的條件》。《人的條件》讓鄂蘭躋身現代重要思想家之列，但《極權主義的起源》才真正使鄂蘭獨一無二。 　　 　　原因在於，雖然後世對極權不乏直接或間接的哲學性思考，可是像鄂蘭這樣遠溯十九世紀、真正深入具體歷史經驗的著作，可謂絕無僅有。在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鄂蘭思想中最無可撼動的洞見，也就是極權危險在種種人類實際行為（而不僅僅是觀念層面）中的展現形式，而她後來的眾多著作、眾多重要觀點，也都需要在本書中尋回真正的經驗基礎與問題意識。對鄂蘭有興趣的讀者，會在本書中看到最具現實意義的鄂蘭。 　　 　　鄂蘭的極權分析最終指向現代人的某種核心經驗，這就是失根無依的孤棄之感，同時極權宣傳所建立的無所不包的虛構世界、極權支配所製造的極端非人的集中營處境，也都會讓讀者震撼不已。然而，筆者認為本書更大的價值在於，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到某些看起來不那麼危險的現象，其實也與極權存在某種相關性。換言之，它像一口巨鐘，從最深的深淵底部，敲響我們對當前平和舒適生活的警惕。 　　 　　不過，《極權主義的起源》並不容易閱讀，這不完全是鄂蘭本人獨特的論述風格所致，更是與本書所要面對的複雜歷史經驗、所要表達的複雜想法有關。本導讀希望能為讀者稍稍減輕這種不易讀，因此嘗試對本書的寫作過程與整體結構進行分析。 　　 　　計畫之外的極權主義：鄂蘭的寫作失誤？ 　　 　　（前略） 　　 　　在鄂蘭看來，歷史書寫一般是為了保存某些經驗與記憶，使之不被遺忘，而對歷史上的起源因果進行分析解釋，也正當化了該歷史現象，使其成為某種必然出現的結果。鄂蘭既不想保存極權，也不想正當化極權，將其視作客觀出現的必然結果，因此她探索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起源，不是完整的因果解釋鏈，而是在極權現象出現之前的某些元素，這些元素並不必然會造成極權，而是在某種條件下忽然結晶成了極權結構。 　　 　　鄂蘭在此使用了她多次援引的一個化學比喻，這其中有兩個關鍵要素：第一，各元素不等同於它們後來結晶成的結晶體，兩者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差異與斷裂；第二，這些元素並不必然會結晶成極權，僅僅是在某種條件下忽然發生結晶反應。 　　 　　這一比喻也呼應了本導讀開頭引用的那一段話：鄂蘭正是在極權主義這一駭人聽聞卻無可挽回的事件發生之後，才開始去追溯其歷史，正是這一事件發生之後，我們才得以看到那些後來結晶成極權的潛在元素，但同時，我們並不能從這些元素直接推導出極權現象。 　　 　　實際上，鄂蘭也是在進入極權部分的寫作時，才真正意識到極權與前極權現象之間的根本性斷裂，意識到極權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體制。「極權主義」一詞，本是冷戰背景下的流行用語，但鄂蘭為它注入了至今仍未被我們充分消化的思想深度，讓它觸及我們時代的核心困境。《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寫作，乃是為了「理解」我們時代的重負，但鄂蘭最終得到的不是一個完滿解釋的確定結果，而是一個向所有人提出的無止境的叩問。 　　 　　我們很難說鄂蘭是否一開始就自覺採取了這種結晶方法論來寫這本書。或許如前面所述，鄂蘭原本其實是打算按照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到種族帝國主義的歷史線索，更為循序漸進地探討納粹的發生源流。但是後來用極權主義替換了種族帝國主義，就發生了前後部分不對稱的問題。然而這一寫作上的「失誤」，卻被鄂蘭轉化成思想方法論上的一項傑出成果。這種在寫作過程中被迫發明出來的方法論，實為鄂蘭在理解極權這前所未有之現象的艱難中，激發出來的思想火花。 　　 　　追溯極權的元素與催化劑：從帝國主義到反猶主義 　　 　　（前略） 　　 　　在整個「反猶主義」當中，都縈繞著鄂蘭一種飽含恨意的念頭：（部分）猶太人在逐漸獲得政治平等的情況下，不是去爭取贏得充分的平等權利，而是試圖通過利用、乃至杜撰猶太群體的特殊性，來享有特權。這種被編造出來的猶太性，竟然充滿種族色彩與陰謀論語言，它本身構成了納粹種族主義的先驅與效仿對象。實際上唯有通過她對自身民族的這種批判性分析，我們才有辦法理解她後來報導艾希曼審判時的真正立場。 　　 　　對於本書的讀者來說，「反猶主義」向來是有點尷尬的一部分，作為探討極權之旅的開端，它似乎遲遲無法進入正題，敘事線索又有點跳來跳去。但是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讀者需要注意「反猶主義」部分的獨立價值，不能僅僅將其視作通向極權的一個起頭橋樑而已。 　　 　　實際上，「反猶主義」中無疑蘊含著鄂蘭本人最切身的經驗，因此對於關注鄂蘭思想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寶庫，而它與極權的鬆散關係實則反映出，鄂蘭不想將它綁定在通向極權的歷史必然道路上，而是想保留猶太人更多的行動可能。 其中分析社會反猶主義的那一章，實際上是以深刻而辛辣的筆法來分析猶太人自身的行為與責任，在「政治正確」的今天，這實在是本書當中極富挑戰性的一個文本。 　　 　　無根困境：中東歐的泛運動與無國者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將本書三部分的關係重新理解為：催化劑的調製→各元素的匯集→極權結構的出現。下面我們再對這背後的論述線索，稍微做一點整理。 　　 　　可以說，貫穿「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兩部分的客觀歷史線索，實為歐洲民族國家系統的衰敗，而在猶太人處境與四大極權元素背後的深層結構則是「無根」（rootlessness）。鄂蘭式的「無根」跟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它主要指人們未能在相對固定的空間裡建立起共同世界，並在其中擁有自己的位置。民族國家結構本是為「扎根」提供條件的重要基礎，然而當殖民強權不安於扎根，試圖利用失根而多餘的暴民來向外擴張時，就跟種族主義經驗一拍即合；在鄂蘭的界定中，種族主義恰恰也是無根的，因為「根」不應該扎在血緣妄想之中，而是應該扎在人力構建的共同世界當中。而長期失根、沒有自身國家的猶太人，則在失去民族國家保護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陷入種族幻想，甚至迎合了猶太人祕密掌控世界的陰謀論傳說，因此本就無根的猶太人就這樣成為了匯聚各大元素的催化劑。 　　 　　不過與這種無根的種族幻想直接呼應的，不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分析的海外帝國主義，而是第八章所討論的大陸帝國主義。大陸帝國主義主要發生在奧地利（別忘了希特勒可是奧地利人）與俄羅斯，分別發展為泛日耳曼運動與泛斯拉夫運動，實際上，它們正是極權主義的直系先驅。 　　 　　作為海外帝國主義在歐洲內陸的對應物，大陸帝國主義吸納了全部四種極權元素，發展出所謂的部落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義實為一種無根的種族意識形態，它以充滿偽神秘主義色彩的語言，宣稱本民族的神聖受選性。弔詭的是，這種以大型母國（德國與俄羅斯）為依託的部落民族主義，又恰恰是對前述猶太種族幻想的一種摹仿，只是前者更能夠以現實的廣大國土為基礎，積極尋求向外擴張，渴望把所有被認定為血緣同胞的人民都納入統治。 　　 　　在中、東歐蔓延的大陸帝國主義的另一面，則是第九章分析的民族國家衰亡與人權終結。貫穿第一、第二部分的民族國家衰敗過程，終究在第九章迎來頂點，其標誌不僅僅是外在制度上的崩解，更是內在理念的挫敗，這就是由難民與無國者現象所引發的人權理念的終結，而人權終結的原因，又正是無根的徹底化。 　　 　　（下略） 　　 　　極權統治與孤棄經驗：我們時代的深淵 　　 　　（前略） 　　 　　鄂蘭在〈極權掌權〉的最後部分探討集中營現象，並令人震驚地提出集中營才是極權支配的真正核心。這乍聽起來並不容易理解，因為集中營的存在畢竟是非常祕密的事情，它似乎跟對大部分民眾的支配統治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在鄂蘭筆下，集中營是一種實驗室，是對終極的全面支配狀態的預演測驗；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世界中，人變成活死人，不單單喪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甚至連最基本的人類個體性都喪失殆盡，於是任何屬於人類的自發性行為都不再可能，剩下的是一種與任何動物都毫無區別的人類物種。在此我們看到，活死人隱然呼應著最後一章的孤棄大眾，所謂個體性的喪失正是喪失自我的極端化，只是兩者之間仍然隔著極權從運動到掌權的一連串實踐操作。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再將活死人、孤棄大眾與第九章的無國之人聯繫起來，那麼鄂蘭的思路就更為清晰了。顯然，無根、無權利且處在警察統治之下的無國者，正是活死人的預備，而唯有通過集中營那極端非人的實驗操作，我們才真正理解了現代大眾孤棄狀態的危險之處。如果再往前回溯一步的話，那麼「反猶主義」部分的猶太人，正是這三者的先祖。在鄂蘭看來，猶太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體，妄想以特殊、乃至特權的身份依附於主流社會。這一錯誤乍看起來無傷大雅，然而眨眼間的風雲變幻，就會讓猶太人淪落為最典型的無國、無權利者，最後成為集中營中最慘烈的受害者。猶太人最終幾乎在歐洲滅絕，而他們的無根魔咒則迴盪在現代大眾的孤棄深淵之中。 　　 　　不過在這一步步走向深淵的過程中，鄂蘭仍為我們保留了希望的火種。鄂蘭絕不是悲觀主義式的現代性批判者。在全書最後一段提到的新生與新開端，實際上跟本書在追溯歷史時的不連貫「缺陷」是同一件事情。極權的出現，並非必然，它是從反猶主義到帝國主義的一連串鬆散環節所鋪成的，甚至若十九世紀猶太人的選擇稍有不同，後來的情形也可能也會大不一樣；而極權要維持自身，也必須不斷撲滅那不斷來到這世界的新生，不斷維持懸浮在現實之上的龐大虛構。只要我們仍對與他人的溝通懷抱信心，愛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那麼極權的火焰也並不那麼容易蔓延起來。 　　 　　筆者最後希望再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本書最後一章提出的「普遍理論」中，最「普遍」的可謂就是大眾孤棄經驗的分析。由於這種孤棄／寂寞經驗，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也很容易讓我們感同身受，因此我們也很容易將極權視為與現代社會根本共生的事物，進而將鄂蘭的極權分析視為一種現代性批判。更有甚者，既然極權的基本經驗潛藏在現代社會本身中，那麼無論是民主或非民主國家，都隨時可能出現極權的危險，極權甚至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誘惑。 　　 　　然而這種在當代批判理論中頗為流行的想法，恐怕偏離了鄂蘭真正的立場了。鄂蘭在本書中一再描述的是在實踐層面真實發生的經驗，而非理論上的潛在可能性。極權不是一種觀念、一種學說，而是要實際經過一個個步驟才得以建立的統治體制。因此當我們將目光望向現實世界時，有些政體是否極權，或哪些政體更接近極權，都是有明確事實性依據可討論的問題，絕非深奧弔詭的哲人玄思。 　　 　　在這個理論困窘的時代，現實往往讓理論錯愕，讓「左」、「右」判準失效，而「深刻」的理論，有時反而「深刻」地脫離了現實。因此我們不應該讓理論預先為我們構造出判斷對象，而是應該回到經驗本身，讓經驗解放我們的判斷能力。鄂蘭這本書正是幫助我們正視自身真實經驗的最佳讀物。 　　 　　翻譯說明 　　 　　本書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有了已故蔡英文老師的譯本，可惜只譯出了「帝國主義」、「極權主義」這兩部分，未有第一部「反猶主義」。其後，上海復旦大學的林驤華教授於一九九五年譯出了首個中文全譯本（時報出版社），該版本後來又經過修訂，先後有了兩個簡體版本（三聯書店，2008，2014），而左岸出版社則在二〇〇九年請三位年輕學者合力校訂，又推出了一個新的繁體版。 　　 　　綜上，本書已有蔡譯（不完整版）與林譯（以左岸校訂版為準）這兩個中文版，不過對於希望閱讀、理解這本書的中文讀者來說，一個新的譯本仍有必要，因為上述兩個譯本均有一定缺陷。首先，蔡英文老師是台灣鄂蘭研究的權威學者，其學識功力自然無可置疑，而其譯筆之流暢圓熟，也是筆者所望塵莫及。不過很可惜的是，蔡譯本的翻譯時間實在太早，當時別說尚未出國深造的蔡英文老師可能對鄂蘭的掌握還很有限，就是當時的國外學界，許多相關的經典研究也尚未問世。因此，蔡譯雖然文氣磅礴，但錯譯、誤譯之處委實不少，這在蔡英文老師的師友、後學圈子裡也不是什麼需要避諱的事情。至於林譯，雖然作為首部中文全譯本功不可沒，但很顯然，譯者對於鄂蘭可能並無多少了解，因此常常出現不知所云的硬譯，雖經過左岸的校訂，但改善程度仍然有限。讀者如果完全照著林譯本讀，很容易會覺得鄂蘭思路混亂、前後矛盾。 　　 　　其實如果本書是一般的歷史著作或理論著作，那麼林譯或許也不會有太大問題。但可惜的是，鄂蘭這本書恰恰介於歷史作品與哲學作品之間，她往往用反諷、抽象的語言來分析具體歷史現象，又用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背景來鋪排哲思，因此如果不能時時把握鄂蘭此處要表達的意思，就很容易譯出相反的內容。再加上，作為移民美國的德裔思想家，鄂蘭在本書中到處灑滿動輒十行的德式英文長句。就此而言，《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比她後來更加理論性的著作更難翻譯的一本書，但也因此是最值得翻譯的一本書，因為英文原文讀起來真的也十分辛苦。筆者當然不敢說自己的譯本一定是最完善的譯本，但仍然盡力避免各種容易出現的錯誤，希望能讓讀者真正把這本書讀下去。 　　 　　同時筆者必須強調，鄂蘭的行文雖然並不按部就班，但她是個明確知道自己在寫什麼、寫到了哪裡的作者。也就是說，本書固然有許多晦澀、抽象的表述，但鄂蘭想要表達的意思本身卻是明確的，而非在玩弄既是A又是B的摸稜兩可修辭。因此，如果讀者如果在書中讀到完全難以索解的句子，那麼多半是筆者的翻譯問題，而不是鄂蘭本身的問題。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本書規模宏大，各章節之間的關聯又不是那麼明顯，因此筆者在每章末尾均附上數段「譯者識」，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一章的背景脈絡與問題意識。同時，雖然書中出現人物、專有名詞眾多，但筆者並沒有要一一加註，徒增繁瑣，而是僅在涉及理解的必要之處，稍加以譯註或譯按。在幫助讀者理解本書方面，筆者也援引了鄂蘭其他一些著作，與之相互印證，有興趣的讀者亦可進行延伸閱讀。 　　 　　最後還需要交待一下本書書名的問題。「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書名是當年出版商的建議，本書其實並非真的是在探討「起源」，我們在前面已分析過這件事。確切來說，甚至連「極權主義」這一字眼都沒能很準確地反映鄂蘭的想法，若參照德文版的用法，或許「全面統治」（totaler Herrschaft）更為貼切，也就是說它實為一種實際統治的體制，而非一種「主義」。 不過，正如鄂蘭曾說過的，有時流行的偏見會成為達到真正理解的起點，因此我們仍保留在華語世界通行已久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名稱。至於書中其他重要概念的翻譯問題，則請參見正文部分的譯註說明。 　　 　　前面雖然批評了蔡譯、林譯的不足，但這兩個先行譯本仍然讓筆者受益良多。在翻譯遇到疑難之處，翻查這兩個譯本，常常會得到意外的收穫與靈感。所以已故蔡英文老師與林驤華教授，是筆者首先想要感謝的兩個人。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