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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拒絕武力鎮壓學生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是最早策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新一代領導人,中國改革方向的探索者,令中共忌憚的人民領袖。
因為在「六四事件」中拒絕武力鎮壓學生,趙紫陽已經被遮罩三十多年。這樣的遮罩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面目,給後人造成極大的誤導。
這部耗費八年寫成的七○萬言傳記,意在打撈一段歷史,以塑造中國的未來。
看趙紫陽如何在巨大的代價面前,選擇了忠於自己的底線──反對向人民開槍!
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決不妥協的姿態,很多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強勢的民主領袖。縱觀他的一生,會發現那只是從革命者轉變為改良者的過程!
他曾經引領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革時代。中國革命年代所有的「彎路」他都走過,中國建設年代的錯誤決策他也經歷過;在他主持的經濟改革之外,還有政治體制改革,在與傳統體制的對決高峰,才有了恢弘如史詩般的「六四」。
趙紫陽是體制內的能臣。他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既雷厲風行又穩紮穩打,既執著剛健又善於變通,既溫和又理性,既勤政又智慧。
即使是戰爭年代的殘酷,即使是黨內「左」的大環境致使趙紫陽犯下的那些錯誤,都不能淹沒他身上人性的光輝,這樣的「人性」在一些關鍵時刻,讓他屢屢超越「黨性」,扮演起「保護傘」的角色,保護那些追求理想的人們。
趙紫陽的落幕是歷史所規定的:他只能夠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級階梯,只不過是一級不可逾越的階梯。後來者如果要繼續前進,必定要踩在他的肩膀之上。
此書讓你瞭解了趙紫陽的一生,也瞭解胡耀邦和鄧小平的悲劇之所在。
目錄
(上冊)
自序
第一部分 出苗
第一章 家鄉歲月
革命第一課
三個頭銜
父親之死
灣子會議
穩駐桐柏
南陽小諸葛
第二章 廣東土改
廣東民情
強龍壓境
陶趙難分
第二部分 成長
第三章 虛風勁吹
古大存冤案
大躍進的前因後果
廣東只放一個「衛星」
警鐘
攪動全國的「反瞞產私分」
第四章 醒悟
面對大饑荒
最早的「承包責任制」
驚心動魄大逃港
第五章 「文革」前奏──「四清」
兩個神仙之間的戰爭
四清隊員趙明
要把他們吸引回來
群眾經驗的批發商
第三部分 磨難
第六章 陶鑄倒了
亂局
北兵又南下
陶鑄之死
第七章 「讓權」事件
過程
奪權混戰
第八章 被「監護」的日子裡
謎一樣的周恩來
軍隊監護
第四部分 復甦
患難夫妻在湖南
第九章 牛刀小試
苦難北疆
草原來了趙紫陽
亂中求治「十七條」
物是人非
第十章 歸來
曙光熹微
收拾殘局
大平反
第十一章 李一哲案件
青年黑格爾派
應付江青
脆弱的萌芽
第五部分 走進四川
第十二章 老娘親
親疏兩重天
娘親劉穩
異客不歸鄉
第十三章 亂中求穩
臨危受命
新官上任
泰山壓頂
在肅清造反派的運動中
第六部分 撥亂反正
第十五章 眾望所歸
「方運孚案件」逆轉記
為李井泉擦屁股
解放「欽定右派」流沙河
第七部分 農業翻身
第十六章 讓四川人民吃飽飯
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水路不通走旱路
水利建設
第十七章 捅破「包產到戶」的那層紙
解決種子和肥料
心有餘悸
地火運行
頂風破浪
蓬溪故事
第十八章 讓四川農民有錢花
陽治國和他的下食堂大隊
廣漢應聲而起
新都離經叛道
邛崍突飛猛進
(下冊)
第八部分 全面改革
第十九章 在「洋躍進」的號角下
出訪
啟動
擴權試點的三種方式
跑步前進的川棉一廠
改革「錢糧衙門」
第二十章 大環境與小氣候
三線建設與軍工大轉向
知青就業和發展城鎮集體經濟
改革向理論深處延伸
第九部分 鄧胡趙時代
第二十一章 水到渠方成
農工商聯合體
撤社復鄉──農村體制改革
第二十二章 地方分權大舉措
第二十三章 城市改革的破冰之地──重慶
讓長江百舸爭流
西南一片和長江一線
商品經濟可以提
第二十四章 放江山入襟懷
沿海開放與廣東
特區操盤手
第二十五章 寒流前後
緊急通知
沿海開放大戰略
潮起潮落
決策南沙
第二十六章 讓海南趕上臺灣
梁湘掛帥
洋浦風波
第十部分 會當淩雲頂
第二十七章 政治體制改革
較量
懸崖
擔當
保不住的胡耀邦
高貴者的墓誌銘
第十一部分 「六四」大血案
第二十八章 風咋起
「四.二六社論」
亞行講話之後
第二十九章 緊急博弈
戈巴契夫來了
謝幕
第三十章 槍響前後
何維淩疑案
天安門四君子
思考
第三十一章 株連豈止九族
鮑彤和他的政改研究室
陳一諮逃亡記
不說違心話的陳小魯
許家屯出走記
戴晴死裡逃生
最受尊敬的是政治犯
梁湘冤案
第三十二章 孤獨的鄧小平
新人不如舊
絕地反擊
第十二部分 秋葉靜美
第三十三章 政聲人去後
杜星垣與趙紫陽
黎子流與趙紫陽
楊析綜與趙紫陽
楊汝岱與趙紫陽
第三十四章 人緣
尾聲
後記
附錄
主要參考文獻
序跋
自序
這是一部傳記,傳主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說起趙紫陽,人們馬上會想到「六四」事件。可是趙紫陽的意義遠不止於此。他曾經引領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革時代,如今他在中國政壇上已經被遮罩三十多年,他的名字已經被人逐漸淡忘,一些年輕人甚至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這樣的遮罩不僅掩蓋了中國改革的真相,還造成了中國改革歷史的斷層,以至於一些後來的學者、尤其是國外的學者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產生了明顯的誤判。
趙紫陽也是在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官員,從他十八歲參加革命開始,就處於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國革命年代所有的「彎路」他都走過,中國建設年代的錯誤決策他也經歷過,還不止一次犯下過「左」的錯誤。可是與很多人不同的是:趙紫陽是一個「有記性」的人,他總是能從一次次的錯誤中汲取教訓,並且由近及遠地思考。思考得多了,就有思想家的特質。當這種特質和他政治家的身份相結合,社會的變革就開始了,於是在他主持的經濟改革之外,還有了政治體制改革,在與傳統體制的對決高峰,才有了恢弘如史詩般的「六四」。
趙紫陽是體制內的能臣。他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既雷厲風行又穩紮穩打,既執著剛健又善於變通,既溫和又理性,既勤政又智慧……可是最為重要的,他是一個有「善根」的人。即使是戰爭年代的殘酷,即使是黨內「左」的大環境致使他犯下的那些錯誤,都不能淹沒他身上人性的光輝,這樣的「人性」在一些關鍵時刻,居然能夠讓他屢屢超越「黨性」,扮演起「保護傘」的角色,保護那些追求理想的人們。可是這樣的情懷,只是趙紫陽「人」字的一筆,支撐它的,還有他自己的思想、人格和尊嚴。長期以來,人們發誓要忠於黨,忠於領袖,隨時隨地準備為此赴湯蹈火,唯獨不能忠於自己。可是面對巨大的代價,趙紫陽最終選擇了忠於自己的底線──反對向人民開槍。 他猶如一束光,長久地照亮著一地犬儒的政壇,和政壇下的中國。
百年中國經歷了諸多突變,每個關鍵時刻都有改良者出現,可是最後都被排山倒海的革命所淹沒。血雨腥風的革命吞沒了許多無辜的生命,造成了社會的倒退,也使得中國錯失了許多良機,至今在許多關鍵領域止步不前。由於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決不妥協的姿態,很多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強勢的民主領袖,可是縱觀他的一生,會發現那只是從革命者轉變為改良者的過程。由於成長的經歷和所處的環境,趙紫陽也曾經用革命的思維執政,好在這樣的思維在「文革」復出後戛然而止,然後向著改良者的角色轉變,以回歸最初的目標:為提升人民的生活而奮鬥。他務實地、細緻地、堅決而不激進地修補著革命思維造成的一個個黑洞(其中包括他自己參與戳成的黑洞),從最基礎的事情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一步步推動社會改良。哪怕是在下臺之後,他在長期的軟禁中為中國日後設計的治國方略,也帶有循序漸進的、避免產生動盪和暴力的改良色彩──揭開這一層,也許會讓人有些失望。可是即便是這樣的改良,既為黨內老人們所不容,也為激進派所不滿,所以他的落幕是歷史所規定的:他只能夠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級階梯,只不過是一級不可逾越的階梯,後來者如果要繼續前進,必定要踩在他的肩膀之上。
人們對於政治人物的印象,大都會淹沒在豐碑般的事件中,這樣的印象偉岸而冰冷,可望而不可及,還會留下一些疑問。比如在同時代的官員中,趙紫陽顯然是一個異類,他是如何在歷次政治運動的逆淘汰中倖存下來而且步步高升的?讀完此書之後,這樣的疑問或許可以冰釋:原來他是一個有本事沒脾氣既自律又溫暖的人,這樣的魅力除了自身的修養,很大程度上還來自於他的家庭:比如他在經濟方面的才能顯然是接受了父親的遺傳,而母親的溫潤則使得他不但進退有度,還善於處理方方面面的關係。於是上至毛澤東鄧小平下至老百姓,還有他周圍的同事啊幕僚啊都很喜歡他,在這樣的氛圍中一路升遷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一旦進入政治鬥爭領域,一旦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底線,這一切非但不能幫助他取勝,反而成了致命弱點,所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仿佛專為他所言。
趙紫陽用他的一生證明著自己的觀點:他不認為社會的進步是由精英們在頂層「設計」出來的。在漫長的執政過程中,他每當遇到難題,都會沉入社會基層去做調查,去看看「生長」出了什麼好辦法,然後再將這些辦法總結完善,試點推廣。無論是廣東「大逃港」時期外貿政策的變革,還是「大饑荒」以後廣東農業政策的突破,到最後他從四川起步,努力推動全中國進入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軌道,從商品市場上找出路,都是基於這種調查研究之後的結果。這一點上他與美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的觀點很近似。在研究了整個世界的文明進程之後,杜蘭特認為:文明的制度不是基於學者和政治家的烏托邦設計,而是在商業傳統、自由市場中積累、演化而來的。他堅決主張:只有在全面開放的商業中,思想才會碰撞出火花。這不僅僅與崇拜權力的計劃經濟相悖,也與自古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背道而馳,趙紫陽一旦接受了這樣的觀念,也就站到了一個古老帝國浩瀚歷史的對立面,猶如勇者駕一葉小舟對陣排天巨浪,結果可想而知。
魯迅先生很早就感歎:「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造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這樣的環境不僅會讓所有的革命者、甚至會讓所有的改良者也都成為悲劇人物,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甚至鄧小平本人。寫完了這部書,讓人覺得即使沒有「六四」這樣的導火索,趙紫陽的改革也未必能夠成功。因為改革剛剛才啟動,而它面對的舊勢力,已經存在很久而且盤根錯節,要想撼動,恐怕還要繼續付出大的代價。
卡爾桑德堡在《林肯傳》裡寫過一句話:大樹倒下才能丈量準確。今天來看趙紫陽,深以為是。
內文試閱
(上冊)
第一部分 出苗
第一章 家鄉歲月
革命第一課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時,趙紫陽還不叫趙紫陽。
他叫趙修業,是湖北省立武昌高級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沒滿十七歲的趙修業在七七事變的槍聲中離校回到家鄉河南滑縣,立志要抗日救國。九個月之後,趙修業化名趙紫陽,被中共滑縣黨組織派去地處山西的北方局黨校學習。之所以要用這樣的化名,是因為他在武昌上學的時候常常去紫陽湖畔讀書散步,很喜歡那裡羅曼蒂克的情調。這個喜歡浪漫情調的高中生絕對沒有想到:趙紫陽這個名字從此會伴隨他進入血雨腥風的戰爭歷程,更沒有想到這個名字,日後會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政壇上熠熠閃光。
一九三八年九月,趙紫陽去山西黎城縣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四個月之後歸來,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此時趙紫陽還差一個月才滿十八歲。四個月之後,由於力量壯大,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成為第一任中共滑縣縣委書記。
這個年輕的縣委書記,面對的局面很嚴峻:
隨著國民黨守軍相繼撤離,日軍已經全面開進了他的家鄉河南,每到一處,
放火燒毀房屋,而且大肆殺人,其數字今天聽來依然驚心動魄:
二月九日,日軍佔領濮陽,在陳寨村殺三百四十多人;
三月二十九日,日軍沿鐵路佔領了名鎮道口,將工商門店搶劫一空,殺一百二十一人;
當晚,日軍佔領滑縣縣城,殺四百餘人;
四月八日,日軍在滑縣陳營村殺一百二十六人(包括老人四十四人,兒童三十九人,殺絕十二戶),燒毀房屋七百二十二間,劫掠牲口八十頭,人稱「四八慘案」;
……
不僅僅是日本人了,亂局的還有中國人。面對日軍的強勢推進,國民黨政府倉皇南逃,軍隊大舉撤離,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趁勢冒出來的土匪竟然萬人之巨,應聲而起的各種武裝會門則亂上添亂。一時間滑縣、濮陽一帶「土匪與會門打,民團與土匪打,土匪自相火拼,舉目望去,只見晝夜火光,死傷載道,姦淫侮辱,妻子老少,扶老攜幼,東奔西跑,一時數苦,真實慘不忍睹,耳不忍聞的一幅悲慘的圖畫。」
此時趙紫陽接手的滑縣共產黨組織剛剛恢復組建,黨員不足兩百人,力量不但弱小而且分散,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無論是誰站在趙紫陽的位置上,都會有一種力不從心的痛苦。好在歷史畫卷,常常會在濃烈的主色調之下露出些許縫隙,現在也對趙紫陽裂開了這樣的縫隙,讓他和他的黨組織在鐵血中看見了亮光。
縫隙一:地方實力派為了自己的生存挺身而出。日軍進佔濮陽縣城之後,國民黨河北省第十行政區(濮陽)專員兼濮陽縣長、冀魯豫邊區保安司令丁樹本率部兩千多人,撤至黃河岸邊暫避鋒芒。他擔心隨蔣正規部隊渡河南撤,可能被吞幷,於是打著守土抗戰的旗號喊,回師收復濮陽,槍斃了日軍的傀儡縣長,接下來丁樹本接受了共產黨的建議,與共產黨的隊伍聯合抗日,結成了豫北統一戰線,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和十一日,接連對日打了兩個大勝仗。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毛澤東、洛浦、劉少奇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對平原遊擊戰的指示》中對「丁專員」的聯合抗日行動給予了高度評價,並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等「應即經過統一戰線的推動,迅速改造和加強(原來的)政府,使之成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堅決有能力的分子參加進來,洗刷腐敗無能分子,使政府部隊與人民密切聯繫起來。」
縫隙二:接下來的五月,為了集中兵力南下,攻佔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日本侵華大本營作出了戰略調整:除占平漢、隴海及大名據點之外,在直南豫北各縣的日本軍隊先後退出。於是地屬豫北一帶除了道口有少量偽軍盤踞,濮陽、滑縣的廣大鄉村基本上沒有敵人,共產黨的組織可以公開甚至公開活動。
縫隙三:九月,為了鉗制逼近洛陽、潼關的日軍,八路軍總部命令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部發起了漳州戰役,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消滅和俘虜了偽軍一萬多人,拆除破壞鐵路約三十公里,收復了道口和滑縣城鎮,基本上肅清了平漢路以東、滑縣縣城以西以北、漳河以南方圓百餘裡的日偽軍和大股土匪,使日偽軍隊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沒有能夠對這一帶發起嚴重的掃蕩。八路軍的勝利,使得群眾大受鼓舞,對於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普遍看好,他們送酒、送肉、送水、送糧慰勞部隊,滑縣的一個地主自動拿出一百石糧食,捐款千元勞軍。
戰爭時期的風雲瞬息萬變,趙紫陽必須抓住時機,壯大自己的力量。
早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接下來各級組織陸續發出指示,如為紀念抗戰爆發一周年發動的「七月衝鋒月」「八月突擊月」,到八月中下旬,中共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黨政軍民活動分子大會,規定九月為「紀念國難月」,開展特委之間發展黨員數量的競賽。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到年底,趙紫陽以黨的週邊組織「抗日救國會」的名義舉辦了三期抗日訓練班,每期一百多人,其中很多都是開明士紳及其進步子弟。這些學員大都被吸收入黨,很快被派到各地,又去組織訓練班,再去發展黨員,如此滾雪球般的勢頭越滾越大,到年底,全縣的黨員數量從當初的兩百人上升到兩千餘人,建立黨支部從當初的二十幾個村莊發展為一四七個。再過四個月,黨員數量增加到九千多人……一九三九年底,滑縣全縣黨員增加到一萬一千多人,占整個豫北地區總數的四○%有多──當時豫北幾個縣的黨員總數才兩萬餘人。
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趙紫陽的第一把火就燒得很漂亮,社會各階層對於共產黨的印象普遍看好,雖然很多人並不真正瞭解共產黨,但是要求入黨的呼聲很高,一時成為「時髦」。到處都是讚揚之聲,可是年輕的趙紫陽卻冷靜地看到了問題:在大量發展中普遍存在著嚴重的忽視黨員品質、培訓時間短促、入黨手續簡單等問題。當他化妝下去瞭解情況時,看到老黨員和積極分子沿街擺攤,敲鑼打鼓地吆喝:誰要參加共產黨的到此簽名!還有的支部開會,發現有群眾好奇偷聽,抓住之後宣佈:要麼罰你一百棍,要麼罰你入黨,二選一!人家當然只好入黨。還有的士紳攔住熟悉的幹部要志願書:「給我一張吧,我也要入黨。」說著從幹部的口袋裡抽出一張表格搶著填上,就算是入黨了……這些隨著大流入黨的人,有的是為了抗日,有的是喜歡八路軍,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為了耍威風,尋好處。很多人沒有想到,在這個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三方往還拉鋸的地區,日後的鬥爭不僅僅是極其殘酷性的,而且還將是長期的。
這些問題趙紫陽都看到了,可是他太忙了:他還要去建立統一戰線,舉辦訓練班,建立和發展抗日武裝,開展鋤奸反霸鬥爭,改造村級政權等等。一九三九年的七月,不滿二十歲的趙紫陽兼任地委宣傳部長,一九四○年四月,不滿二十一歲的趙紫陽出任冀魯豫區黨委二地委書記。就在他忙得腳不沾地的這段時間,局面又起了變化,先前的那些縫隙開始關閉:日本軍隊已經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相繼佔領了武漢和廣州,因為受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損失慘重,不但兵力不足,而且財力難支,同時還受到中共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威脅,於是在戰略上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繼而回師北上,以對付迅速崛起的八路軍敵後遊擊力量。
趙紫陽所在的邊區形勢陡轉:從一九四○年年初開始,日軍繼續向華北增兵,準備繼續大規模「掃蕩」以消滅活躍在後方的八路軍;汪精衛公開投降,在淪陷區組織傀儡政權和「皇協軍」;蔣介石發動了大規模進攻陝北、太行、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石友三部向冀南、冀魯豫地區的八路軍發起進攻,曾經與八路軍協同作戰的丁樹本立馬變臉,儘管趙紫陽等人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妥協,但是丁樹本最終成為趙紫陽的敵人,導致豫北地區國共兩黨剛剛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公開破裂,趙紫陽及其戰友數次陷入石、丁之手又數次逃脫,算是虎口餘生。在受到八路軍和抗日武裝的打擊之後,石、丁二人幹脆相繼投靠日軍,丁樹本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抗日救國會人員,其中包括趙紫陽的姐夫沈清章、趙紫陽的入黨介紹人徐仲三、趙紫陽的下屬高平區工委書記尚子瑜等人。到這一年的六月二十八日,投降了日軍的偽四路軍范龍章為了報復趙紫陽策反其手下的大隊長,將趙家洗劫一空,並將趙紫陽的爺爺奶奶劫為人質,揚言不交出兩麻袋大洋就要「撕票」。趙紫陽知道敵人的目的,自己不出面,只是給父親留下一句話: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最後他的父親上下奔波,花了一萬一千塊大洋才將人質贖出,從此趙家家境衰落。為此紫陽的爺爺事後說:「孫子當了共產黨的大官兒,別說享他的福了,這回還差點把我這條老命給賠進去,你說叫人傷心不傷心!」
這一年的端陽節前後,日軍增調大軍八千餘人,汽車坦克一百七十餘輛,對八路軍和地方抗日隊伍進行了歷時十三天的梳篦式大「掃蕩」,史稱「五.五大掃蕩……」。「掃蕩」之後日軍不再全部撤出,而是採取「牢籠」政策對晉冀魯豫邊區進行了分割封鎖。整個邊區的形勢陡然惡化,相當多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和救國會被摧垮,堅定的抗日分子在家裡無法存身,只有跟隨縣區幹部到處逃亡,邊區的黨政機關、地方武裝以及基層抗日組織遭受慘重損失。據當年十一月的統計,邊區縣以上的幹部四十三人犧牲,十三人被俘,黨員由四月份的二六二八四名減少到一一二○五名,地方武裝損失一半以上,邊區控制區域銳減四分之三。趙紫陽所轄的二地委,損失更為慘重:「掃蕩」前原有縣級幹部四十六人,「掃蕩」後除調動、逃跑、不幹、自首、叛變者外,僅有十八人在工作。據趙紫陽當時講,他的故鄉滑縣原有黨員一萬多人,掃蕩後「登記的只有千把人」。
在大好的形勢面前普遍盲目樂觀輕敵,而在殘酷的鬥爭面前大量人員逃跑甚至叛變,此事給趙紫陽留下的教訓極為深刻。好多年以後,趙紫陽對自己的子女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說:在中國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大地上,無論什麼工作,不管領導人提出多麼不合實際的指標,下級都可以完成──他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因此也就經不起檢驗,特別是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
這個觀念,對於趙紫陽今後對待群眾運動,很有幫助。
(下冊)
第八部分 全面改革
第二十章 在「洋躍進」的號角下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四川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階段的試點──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從此拉開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
這次試點的發起人和總指揮,是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副總指揮是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主管經濟工作的書記杜星垣,主要助手先後有副省長吳希海、孟東波、省財政局長田紀雲、後任省社科院副院長林淩、省經委副主任李硯田。省經委內設立了體制改革辦公室,負責全省體制改革的日常工作。
隨著經濟恢復性增長,國民熱情高漲,讓一些高層人士以為組織「新躍進」的時機到了。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華國鋒提出了《一九七七年編制十年規劃》,這個規劃沿用大躍進的老思路,口氣有點嚇人:到一九八五年,全國鋼產量要達到六千萬噸、糧食達到八千億斤的高指標;要建設一百二十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五個港口等等等等。與過去不同的是,這一次的高速度計畫,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大規模引進的可能性,於是對外引資的規模也是節節攀高:從一九七七年秋國家計委提出「八年引進六十五億美元」,到一九七八年初一下子跳到「八年引資一百八十億至二百億美元」,到最後鄧小平頭腦也熱了:怎麼不借八百億?終於拍板「十年內借八百億美元」。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中協會副主席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在見過鄧小平之後,對美國總統卡特說:鄧小平很著急。
由於當時的中國閉關自守二十多年之久,手頭儲備的資金和項目嚴重不足,於是國家計委給中央打了個報告,建議「讓幹部出去看看,落實引進規劃」。就這樣,全國掀起了一股出國考察熱潮,尤其是高層密集出訪,其規模超越一九四九年以來任何年度。
在各路考察團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國家級政府經濟代表團,主要有四個: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以時任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的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代表團;以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為團長的港澳經濟貿易代表團;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代表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又當數西歐五國之行,代表團成員除了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谷牧外,還有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農業部副部長張根生、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等七、八位部級幹部和二十餘名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領導,都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點將。考察團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二日出發,六月六日回國,行程三十六天,先後訪問了法國、德國、丹麥、瑞士和比利時五國的二十五個城市、八十多家單位。外電評價「谷牧的出訪使中國有了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合作的新願望」,因而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事件。
谷牧就這次出訪內容向中央做了彙報,最大的感歎是資本主義國家並非腐朽落後,人家有的是錢,僅僅在一次宴會上,在座的一群歐洲人就宣布準備向中國提供二百億美元的貸款─二百億美元哦,不是人民幣!谷牧解釋說歐洲人願意給中國投資,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開工不足,因此想把產品和技術賣給中國。谷牧一行還有一點很驚奇:歐洲國家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財政和徵稅,並對當地事務作出決策;而中國的財政過於集中,沒有給黨的地方領導人留出足夠的工作空間……
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在聽取了彙報之後大受刺激,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都表示,是下決心採取措施的時候了。華國鋒還說,日本搞現代化只用了十三年時間,德國、丹麥也是十多年,我們也可以趕上去。鄧小平單獨聽取谷牧的彙報之後,把餘秋裡、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談話,闡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裝備的緊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擴大引進規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國人做生意要搞大一點,搞五百億的規模。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准了就幹,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鄧力群也曾透露,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前後,「華國鋒把胡耀邦找去長談了大半夜,講他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各種設想。胡耀邦後來跟很多人說,聽華國鋒講這些想法,備受鼓舞啊,心情振奮啊」。
一九七八年七月至九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研究加快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會議由李先念主持,華國鋒到會講話十三次,鄧小平也到會講話。鄧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進資金,決定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鄧小平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方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此言一出,群情激奮,李先念在做會議總結報告時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在二十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要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八年基本建設投資從原來設想的四千億元增加到五千億元。計畫十年引進八百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
毛澤東曾經說,鄧小平「貴在果斷」,卻失之於「下決心太快」,此為一例。
作者資料
林雪
四川省並成都市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 當過知青、工人、報紙及廣播記者、編輯。文史雜誌執行主編。 1981年開始寫作,1986年進入新聞界,除了新聞,還寫小說、散文、言論、廣播劇及紀錄片劇本,作品以中國現當代文史題材之紀實寫作見長。 代表作品中有報告文學《我向中央說實情.廖伯康訪談錄》《田家英在大豐》《留學啟示錄》《街娃的文革.黃振海訪談錄》《守衛漢字》《我的良師流沙河》等篇章。著有《「雙槍老太婆」陳聯詩自述》《留學大調查》《我的三個三十年》《親歷者》《江娃奇遇.1958-1976》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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