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寬鬆的終點，將是「再多錢也不夠的世界」！ 「貨幣寬鬆」被愈來愈多國家當成救經濟的特效藥，但當全球經濟染上「貨幣寬鬆」的毒癮時，貨幣競貶戰的號角隨時可能響起！ 我們得小心一場比2008金融海嘯更具殺傷力的貨幣崩壞時代來臨！ 世界銀行首位華人副總裁林毅夫，魄力揭開美國不願承認的金融真相與歐債危機的元凶！ 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林毅夫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本書！ 【精采內容】 2008年金融海嘯不是人民幣匯率過低引起的衰退，而是美國亂印鈔票引起的通膨動亂；歐債危機也不是金融海嘯下的產物；而是歐盟有樣學樣的失控寬鬆政策，如今日本也不顧後果地走上這條危機四伏的貨幣貶值之路。 美國一又次一次使用全球買單的貶值手段，挽救每個名稱不同的金融危機， 從1987年的儲貸危機、2001年的網路泡沫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儲備貨幣的優勢地位，讓美國可以放肆地使用這帖經濟猛藥，然而一次比一次強烈的副作用，現在卻由全球人一起承擔。 世界銀行首位華人副總裁林毅夫，呼籲全球必須抓住時機，即刻進行貨幣體系改革，並提出一套針對全球化現狀量身打造的良策，若錯失這次良機，一直未從重病中恢復的世界經濟，將進入復元無期的衰退常態。 【專業推薦】 ◎劉憶如（前財政部部長、台大財金系教授）

◎推薦序  劉憶如  001
◎自序  經濟解方在理論教條之外
◎概論  共贏才是唯一解答

第一部　解構2008年金融危機

◎01 危機為何像雪球？
‧危機的爆發、擴散和後果
‧危機如何蔓延全球

◎02 誰吹起危機的號角？
‧假說1：「全球失衡」導致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
‧假說2：「美國政策」導致全球金融危機

◎03 美國的泡沫對策
‧新金融工具和房地產泡沫
‧聯準會的葛林斯潘對策
‧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擴張

◎04 歐洲出了什麼問題？
‧歐元是否助長危機蔓延
‧歐元區的金融監管放鬆和整合

◎05 中國外匯存底為何大幅成長？
‧雙軌制改革戰略導致企業的高儲蓄率
‧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亞轉移到中國
‧總結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第二部　走向復甦的共贏之路

◎06 超越凱恩斯主義
‧先進經濟體的基礎建設投資，扎實卻機會有限
‧開發中國家的基礎建設投資，商機處處

◎07以基礎建設解凍全球經濟
‧全球經濟的共贏局面
‧何謂突破發展瓶頸的基礎建設專案
‧填補資金缺口
‧設計全球基礎建設投資計畫
‧從「新常態」走向「新新常態」

第三部　窮國如何追趕

◎08 全球大分化之謎
‧大分化
‧解決方案：雁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

◎09 結構性轉變的機智與收益
‧領頭—追隨者關係
‧亞洲是否仍持續走「雁行模式」
‧典型現象與無法解釋的失敗轉型

◎10 結構轉型的成敗啟示
‧工業化與去工業化
‧產業結構升級
‧揭曉謎底：新結構經濟學

◎11 窮國的難得機遇
‧充滿機會的結構轉變
‧收益有多大
‧尋找繁榮之路

第四部　走向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12 美元霸權史
‧金本位制（1819～1914年）
‧兩次大戰期間（1914～1939年）
‧布列敦森林體系（1946～1973年）
‧後布列敦森林體時代（1973年以後）

◎13 改寫美元的統治地位
‧挑戰美元霸主地位
‧收支持續失衡、資金流動反覆無常

◎14 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的未來
‧走向多極化的成長體系
‧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的角力
‧新興多元化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15 貨幣體系大改革
‧國際支付體系
‧最後貸款者
‧「正常」時期的國際流動性

◎16 改革的成本和效益
‧更大、更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發行國際化貨幣的全球中央銀行
‧全球政策協調

◎17 以紙黃金重起繁榮
‧糾正國際收支失衡
‧確保充足的全球流動性
‧共贏的選擇

◎18 讓貨幣恢復秩序
‧被綁架的金融政策
‧結構性改革是唯一的路
‧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
‧紙黃金的繁榮時代

參考書目

自序　經濟解方在理論教條之外

　　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之一，其首席經濟學家被認為是全球經濟學界的最高職位，歷來都由人們仰之彌高的歐美已開發國家著名經濟學家擔任。我有幸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要職的開發中國家的學者，任期從2008年6月開始。

　　接受此任命時，我原打算根據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以及職責，將我二十多年來研究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改革和發展成功以及失敗經驗的心得，奉獻給全球的減貧事業。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剛上任三個月，就爆發了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國際總體經濟和金融在分工上屬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業務範圍。這場危機突如其來，由已開發國家引爆，迅速波及開發中國家，給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減貧事業增添了諸多困難。為了幫助開發中國家應對這場危機，避免開發中國家，甚至已開發國家再次發生同樣的危機，我必須分析這場危機的成因，思考其經驗教訓，並提出解決這場危機的建議。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正是我這些努力的成果，書中的視角將可能挑戰人們一般已接受的觀點。

　　身為一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就像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去西天取經的唐僧那樣，我過去總相信西方已開發國家擁有一部真經，只需學會，帶回國來應用，就可以幫助家園實現現代化，走向繁榮昌盛，使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已開發國家之林。幸運的是，在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機會，負笈現代經濟學的聖地—芝加哥大學，向包括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大師們學習現代經濟學。

　　四年寒窗苦讀，順利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又到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1987年謝絕了幾所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工作邀請，滿懷信心回到改革開放事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家園，準備奉獻所學到的尖端知識，出謀劃策，幫助政府解決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但牛刀初試以後，卻讓我對在國外學到的那一套邏輯嚴謹、看似完美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否在中國運用，產生了疑惑。

　　1988年，歷經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首次遭遇到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一般經濟學教科書和尖端的總體經濟學理論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可是中國政府並沒有調整利率，而是進行治理整頓，以行政手段砍投資、砍專案，大量停止正在進行的工程計畫。若以當時的總體經濟學理論為準繩來評價，這樣的治理政策並不理性。

　　自亞當．斯密以降，整個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是假設人是理性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和尖端學刊上的理論，均以決策者的行為、選擇都合乎理性原則為前提，也就是決策者在面臨選擇時，總會從各種方案中選出其認為最好、最能實現他要達到的目標。

　　如果中國的通膨治理政策代表中國政府是不理性的，那麼現代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在中國就不適用。但既然中國政府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麼能在1979年啟動改革開放以後，連續十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成長？很顯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面對1988年的高通膨，所採取的治理措施不同於教科書和尖端理論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不同於當時教科書和尖端理論中的假設條件。

　　那次經驗讓我體悟到，要分析中國改革開放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不能簡單照搬教科書和學刊中的現成理論，必須深入中國經濟的現實，根據中國實際的條件限制，按照理性原則，自己進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論模型，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提出對症下藥、藥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西奧多．舒爾茨（Th eodore W. Schultz）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在他開始研究農業經濟學時，人們普遍認為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民是不理性的，因為他們不像現代工業社會的「理性」農民那樣儲蓄和投資，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一年忙下來以後，除了留些種子外，他們生產多少就消費多少。但舒爾茨教授經過對落後國家農民的仔細觀察和研究後發現，這些傳統農業社會裡的農民不儲蓄、也不投資其實是理性的，因為在缺乏進步技術的情況下，儲蓄和投資的邊際報酬接近於0，對生活於生存邊緣的傳統農民來說，省吃儉用，進行投資卻不能多產多得，反而使自己進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為。

　　在舒爾茨發表於1964年的經典名作《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他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社會的關鍵不在於改造農民，而在於源源不斷地給落後國家的農民提供合適、較好、能使他們增產、增收的新技術；此洞見為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和農業政策帶來了革命性影響。

　　對於一位像我這樣以研究理論和政策問題為職志的年輕經濟學者來說，既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那麼為何不願對1988年的通貨膨脹採取一般理論所主張的提高利率政策？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又讓我聯想到，為何中國已經進行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還要繼續給不少企業各種保護和補貼？往上追溯，為何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政府要採用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的各種市場扭曲？

　　深入考察和思索這一系列問題後，我豁然發現，這是因為許多大型國營企業的生存仰賴低利率貸款和其他人為扭曲所提供的隱性補貼。這些大型國營企業大多數是中國政府在1950年代推行「10年超英、15年趕美」的趕超戰略下的產物，具有資本密集的特點，技術比較先進。但是在50年代即使到80年代，中國還是個貧窮落後、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這些企業所需的產業不符合中國勞動力多、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國情，它們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生存能力。

　　如果1988年中國政府按照現代總體經濟學理論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膨，或者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根據「華盛頓共識」採取休克療法，立即消除各種保護、扭曲，將會導致大量的國營企業破產，造成像後來出現於東歐和蘇聯轉型時那樣的大規模失業以及社會和政治動盪。這樣的結果顯然不利於中國的人民和中國的發展。

　　當時國內外經濟學術界有不少人根據那時的理論，抱持「計畫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雙軌經濟是最糟的經濟」的觀點。但是，中國政府卻推行雙軌制的轉型策略，一方面繼續給予傳統重工業部門的低效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開放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同時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成長。蔡昉、李周和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闡述了這項論點，後來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專題》中也再次進行了論述。

　　思考中國政府治理1988年通貨膨脹政策的前因後果，啟發了我採取老子所主張的「如嬰兒之未孩」的「常無」心態來觀察世界各種事物。在考察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時，我不再直接根據現成的理論或者過去的經驗，而是每次都嘗試直接尋找經濟現象背後的行為人，分析他們要達到的目標、面臨的限制及可能的選擇，每次都從頭開始構造一個能夠說明問題來龍去脈的因果關係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的對話》一書中所宣導的。

　　隨著中國經濟的奇蹟成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我跟著水漲船高，獲選為首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職責包括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首席經濟顧問，領導世
界銀行在發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幫助開發中國家實現健全、快速、永續、包容性的成長，使全世界擺脫貧困。

　　儘管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全球經濟湧現出包括若干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多個成長極，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區的許多國家依然在低所得的泥沼中掙扎，未能縮小與先進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這波危機未爆發前，我認為自己在世界銀行的工作，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於能否提出一個可行、有效、新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架構，幫助那些貧窮國家改善發展績效。

　　任職後的第一週，我就訪問了南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然而致力於促進貧窮國家發展經濟的原有計畫，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打亂。總體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組成，但是現有的理論和諸多大師級總體經濟學家既未能預見這場危機到來，危機到來以後也未能對危機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準確判斷，提出解決問題、幫助世界擺脫危機的可行辦法。在國內工作時養成的「常無」心態，對我理解這場危機的本質、來龍去脈和出路大有幫助。

　　當我在2008年6月抵達華盛頓的時候，糧食和能源價格的飛漲占據了所有媒體的顯著版面，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貨膨脹得到遏制後，接下來是否會發生通貨緊縮？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相信「大穩定」的經驗和說法—從這波危機爆發前二十年的經驗可證明，歐美已開發國家的政府都已經能嫻熟地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成功緩和經濟的週期性波動—認為會發生通貨緊縮是無稽之談。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付通貨緊縮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雖然危機來勢洶洶，但是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二次大戰以後發生在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危機，短者3個季度，長者7個季度，危機就會過去，經濟就會復甦，這次危機也不會例外。

　　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理論，多數經濟學家主張政府只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給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支援，並依靠在危機中財政收入減少、社會開支增所形成的財政赤字的「自動穩定機制」發揮作用就可以度過危機。

　　我則懷疑：由於全球經濟在危機前經歷了不尋常、靠投資拉動的長期榮景，創造不少產能，一旦危機爆發，各國失業率將提高，消費需求受到抑制，產能也必然過剩，尤其在已開發國家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民間的投資意願會很低，缺少刺激需求的外在誘因，經濟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成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通貨緊縮惡性循環。

　　過去的危機一般只發生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政府可以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讓貨幣貶值、提高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動走出危機。這次危機則同時發生在已開發國家間，問題從量變引起質變，各個已開發國家高失業率、產能過剩的問題不能靠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解決，如果沒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對策，這場危機將會曠日廢時，難以擺脫。

　　危機之初，我提議進行全球合作、反景氣循環、減少成長瓶頸的基礎建設投資，並將其命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BeyondKeynesianism），以啟動全球需求，消化全球過剩產能，恢復全球經濟的穩定和成長。當時多數經濟學家對各國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持保留態度，認為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會增加民間未來稅負的預期，減少民間當前的消費意願，陷入政府債務迅速高築而總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圖等價」困境，對全球合作的反景氣循環政策更是不以為然。

　　透過G20採取的協同刺激措施，全球經濟在2010年上半年出現了復甦的苗頭。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秋季年會時提出建議，要求那些受危機困擾的國家緊縮財政、減少赤字，以恢復民間投資和消費的信心。我當時指出，這樣的政策可能導致經濟成長放緩、失業率增加，財政赤字反而激增，給經濟復甦蒙上一層新的陰影，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的意願。這一擔心不幸再次被證實。我當時提出財政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如何減少短期赤字，而在於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品質，使其在短期能夠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在中長期提高生產力、經濟成長率和財政收入，實現中長期的財政平衡。這個觀點在2011年秋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導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關注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而我擔心的是，如果不採納我在危機爆發之初就提議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復甦計畫，化危為機，給發生危機的高所得國家提供結構改革的空間，全球經濟可能走向更為漫長的衰退「新常態」，甚至陷入多個「失落的十年」。我也高興地看到我這一主張在全球輿論和政策界獲得愈來愈多的贊同。

　　本書將闡述我對全球經濟危機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領全球走向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共贏策略和實現該策略預期的可能性，並提出避免同樣的危機再次發生的全球經濟新架構。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尤其是18紀的工業革命以後，少數西方已開發國家雄踞全球霸主地位，在經濟、政治和理論思維上殖民於全世界。為了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到已開發國家學習先進理論，但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制定發展或轉型政策的國家無一成功，發展或轉型成功的國家，其政策以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卻經常是離經叛道。

　　理論不管是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都只是一套簡單、說明現象因果關係的邏輯。已開發國家的學者提出的理論，通常是根據自己社會的現狀來說明已開發國家的現象，或是以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為參照來看開發中國家的問題。

　　那樣的理論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已開發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並非一成不變，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例如，總體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被理性預期學派所否定，理性預期又被後來的新古典綜合派及新凱恩斯理論所否定，開發中國家到底應該學習哪派理論？而且，開發中國家的條件經常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簡單照搬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

　　開發中國家的學者應該解放思想，包括自己傳統的和西方的思想，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國家的現狀，分析問題，了解背後的因果關係，自己獨立構建理論，這樣提出的理論可能和傳統的或西方的現有理論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努力進行這樣的創造性重構，才能發現問本質，提出與時俱進、能推動國家現代化、走向繁榮和長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這樣才算是科學，而不是理論教條。

　　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的多極成長新格局中，開發中國家的學者不僅應該對本國的問題自己進行理論分析，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認識，對發生於全球，甚至已開發國家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和政策建議，這是開發中國家的學者面臨的機遇、挑戰和需要承擔的責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夠對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學者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的原稿以英文寫成，英文版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世界銀行的同事Vandana Chandra、Jean-Jacques Dethier、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VivianHon、Celestin Monga、Bruce Ross-Larson、David Rosenblatt、VolkerTreichel、James Trevino和王燕等人提供了許多協助；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簡體版則由余江翻譯，對上述諸人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最後也感謝我的妻子陳雲英對我在世界銀行工作四年全心全意的支持。

概論　共贏才是唯一的解答

　　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詮釋，愈來愈難以描述如今多樣化和多極化的世界。本書試圖像鄧小平宣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觀點，對那些習慣於從西方視角看問題的人來說，這個觀點可能是有新意的。本書還將分析經濟發展問題與經濟危機的根源，並提出走向發展和實現全球穩定的共贏解決方案。

　　2008年秋，爆發「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震驚了世界。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波大衰退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變趨勢，我們就難以採取合適的政策措施，防止大衰退再度爆發。目前一般對於危機的解釋並不符合經驗事實。假如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們能洞悉問題的真正原因，並採取迅速且有效的行動，這波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或者減輕的。

引發2008 到2009 年全球危機的原因

　　這波危機起源於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後出現的金融體系崩潰。人們普遍認為，經常帳失衡情況急劇惡化是危機的起因。很多人相信，全球失衡源自東亞各經濟體在1998年危機後，為了自保而採取的出口導向策略和外匯存底累積，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低估。該觀點繼而推論：全球失衡以及這些國家用超額外匯存底購買美國國債，才導致美國出現低利貸款和房地產泡沫。

全球失衡並非源於東亞

　　以上解釋初看上去雖然言之成理，但有若干令人質疑之處。東亞各經濟體實施出口導向的類似發展策略已有半個多世紀，只是在這波危機前的十年，它們的貿易順差才大幅飆升。假如東亞國家的自保政策和中國的匯率低估政策是全球失衡的起因，與東亞各經濟體競爭的其他國家應該會出現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都減少的現象。

　　然而在危機爆發前的十年中，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也在增加，並導致東亞各經濟體在美國貿易逆差中所貢獻的比重從90年代的51%，下降到21世紀前十年的38%。除美國外，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幾乎都在成長，全球外匯存底從2001年的1兆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兆美元。所有國家的外匯存底同時增加，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儲備貨幣的發行國（主要是美國）擴大儲備貨幣的供給。

　　對上述現象我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從80年代開始鬆綁金融監管所帶來的高槓桿率，加上2001年網路泡沫破滅後執行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導致了21世紀前十年劇增的流動性和房地產泡沫現象。房地產泡沫以及因監管放鬆而大量湧現的金融創新，造成了鼓勵家庭過度消費的財富效應。這一消費熱潮加上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形成的財政赤字，共同導致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和全球失衡。而美國能夠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延續如此嚴重的失衡，完全得益於美元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

　　美國出現的巨大流動性還導致大量資本外流到其他國家，推動了當地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上漲和繁榮。非儲備貨幣發行國從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中獲得的美元不能直接在本國市場流通，必須兌換為本國貨幣，形成中央銀行的外匯存底。這些外匯存底接下來又回流到美國，購買美國國債或者投資於美國的金融市場。

　　資本回流給人們帶來的假象是：美國的低利率彷彿是由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過度外匯存底所致。等到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和金融體系崩潰，全球危機隨即爆發。金融監管放鬆和自由化潮流同樣席捲過歐洲。歐洲各大銀行紛紛在東歐和南歐建立了分支機搆，利用高槓桿率推動房地產泡沫和消費榮景。歐元區的擴張也對此推波助瀾。在銀行開始去槓桿化操作後，東歐和南歐的許多國家遭受嚴重打擊，好幾個國家目前仍在主權債務危機中掙扎。

不能歸咎中國

　　早在2003年，就有高所得國家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指責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加劇的罪魁禍首，但實際上，中國直到2005年後才出現巨額貿易順差。中國巨大的經常帳盈餘主要是反映了國內高儲蓄率。對於中國的高儲蓄率，若干理論假說（如歸因於人口老化以及缺乏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等）都把重點放在家庭的儲蓄動機，可是這些假說並沒有充足的說服力，因為中國的家庭儲蓄額僅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20%，並不比印度和其他國家高。

　　中國儲蓄模式獨一無二之處在於高比重的企業儲蓄，這是雙軌制改革的後遺症：傳統部門大量的富餘勞動力，以及有利大型國營企業的持續市場扭曲。在貿易部門快速擴張的情況下，富餘勞動力抑制了工資上漲，從而推高企業利潤和儲蓄。企業儲蓄還來自大型企業獲得的隱性補貼（如金融體系對大企業傾斜）、自然資源部門的低稅收，以及對某些壟斷的產業部門缺乏監管等。

走向復甦的共贏之路

　　當前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是，歐元區國家能否推出足夠穩定的計畫，以援助陷入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以及這些國家能否推動結構性改革，以此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果不能開展結構性改革，穩定措施只能起到暫緩作用，問題仍將不可避免地再度爆發，而且更加嚴峻。

結構性改革的挑戰

　　不過改革也面臨挑戰：結構性改革屬於緊縮性質，至少在短期內可能進一步使已經遭受危機衝擊的就業機會、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等情勢更加惡化，帶來社會和政治上的災難。這意味著，結構性改革在許多國家不具備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結構性改革得以實施，也不見得會縮小財政赤字。因為隨著經濟成長速度放緩，失業人口會增多，財政收入會減少，而政府的社會性支出也會相應增加。市場對於公共債務的增加會有消極反應，尤其是對那些推行改革的非儲備貨幣發行國，或者沒有獨立貨幣政策（如歐元區國家）、不能將公共債務貨幣化的國家。

　　為抵消結構性改革的緊縮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建議一直是：透過貨幣貶值擴大出口需求。對一個小經濟體而言，如果全球經濟運行良好，這樣的政策建議或許可行。但對當前的南歐各國而言，貨幣貶值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雖然就歐元區國家整體而言理論上有可能，但是任何推動歐元區國家整體貨幣貶值、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行動都可能觸發貨幣戰爭和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因為日本、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也同樣受到高失業率與結構性問題的困擾。

　　但假如沒有結構性改革，深受債務問題所苦的南歐國家就需要持續不斷、規模愈來愈大的援助計畫，這些支出不可避免地會被歐洲中央銀行貨幣化。假如日本和美國不能推動自身的結構性改革，它們會繼續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保持低利率來扶持金融體系和負債家庭，降低擴大和支付公共債務的成本。由此導致的可能後果是，歐元區、日本和美國都將陷入漫長的低成長、高風險和金融投資低報酬的「新常態」（New Normal）。低利率也將鼓勵短期投機資金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價格劇烈波動，或者進入新興經濟體，引發資產泡沫和匯率升值，並給總體經濟調控製造難題。

「超越凱恩斯主義」：全球性基礎建設投資

　　為避免上述悲慘結局，高所得國家必須透過刺激需求，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由於幾乎所有高所得國家的房屋供給以及建築業和製造業產能都出現過剩現象，公共債務或私人債務的重組和財政緊縮不應該成為優先的政策選項。相反的，各國應該透過投資，創造對建築業和資本財的需求，重建消費者信心，以實現可持續的就業創造和經濟成長。

　　為避免像日本在1991年後經歷「失落的二十年」出現公共債務迅速膨脹，反景氣循環（countercyclical）的財政支出措施應該採取「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像我在全球危機爆發之初所提的建議。此財政政策應該具有主動性和反景氣循環的特點，著重促進當前就業和提高未來生產力上，尤其是基礎建設、綠色產業和教育等項目。貨幣政策也應該適應財政的要求，政策帶來的快速經濟成長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用來償付今天發生的成本，所以並不會給未來的人們增加稅收負擔。

　　在高所得國家，能促進生產力提高的國內投資機會非常有限，似乎也不足以將它們拉出經濟危機，但在開發中國家則大有基礎建設投資空間。在今天這個相互緊密聯結的世界，開發中國家的投資會給高所得國家帶來出口需求，產生類似於貨幣貶值的效應。然而除了少數新興經濟體外，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受到財政狀況疲弱或外匯存底不足的限制，需要外來投資資金。因此，「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第二個啟示是：已開發國家應該創造支持投資開發中國家的條件，從而實現雙贏。

　　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馬歇爾計畫」促進全球對基礎建設的投資，以突破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瓶頸，並為高所得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G20不應該簡單地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融資和其他援助計畫，為那些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四處滅火，而應該給各家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提供同等資金，因為這些銀行有能力設計和實施基礎建設投資項目。這些投資資金可以來自儲備貨幣發行國和外匯存底富餘的國家。

　　在現今的全球經濟環境下，對私人部門的資金（包括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而言基礎建設專案是優質投資專案。多邊開發銀行和各國政府除了在專案的選擇、設計以及吸引私人投資者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外，還可以透過創新協議撬動私人基金。這種全球性基礎建設投資對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而言，無論從短期和長期來看，都是共贏的策略。

開發中國家如何快速成長：雁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

　　全球對開發中國家的基礎建設投資若要真正發揮作用，開發中國家必須在未來數十年表現強勁成長。但是在當前這個不確定、緊張的全球經濟環境，開發中國家是否有成長的空間？如果有，它們又如何才能抓住機遇、持續成長？

中低所得國家的成長陷阱

　　在工業革命前，全球人均所得水準的分布非常平均—最富裕的國家僅比最貧窮的國家高出數倍而已。但接下來，人均所得水準開始兩極化，少數西方工業化國家經濟起飛，繼而決定了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到2000年，G7在全球國內生產毛額中的比重按市場匯率計算約占2/3，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接近1/2。

　　自2000年後，多極化世界開始崛起，中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在當前的世界危機中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成長和復甦的角色。不過，僅有少數東亞經濟體成功從低所得農業經濟體轉向中等所得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並向高所得發達工業經濟體演進。在1950到2008年，僅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所得水準與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以上，其中僅有12個是不屬於西歐國家，或者非生產石油或鑽石的小國。全球其他150多個國家都陷入了中低所得陷阱。

　　因此，目前的多極化成長世界不過是少數幾個人口眾多的中等所得國家進入高成長的結果。這些新的成長極國家能否避免中等所得陷阱，其他開發中國家能否維持高成長，對於全球經濟復甦和全球基礎建設的可行性而言至關重要。世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依然是減貧、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以及縮小中低所得國家與高所得國家在所得水準和其他人類發展指標上的差距。

現有發展理論的缺陷

　　開發中國家數十年來一直試圖追趕高所得的工業化國家。早期的主流發展理論給政府的建議是進口替代策略，用政府干預克服市場失靈，以建立和已開發國家同樣的重工業體系為目標，加快工業化速度。此早期發展理論可稱為「發展經濟學1.0版本」，遵循該策略的國家在初期獲得一些靠投資拉動的成效，但很快就不斷遭遇危機與停滯。於是，主流發展理論轉向「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編注：1989年為拉美與東歐國家經濟改革提出的政治經濟理論，提倡市場回歸自由，但風險是若政府腐敗無能，將使分配問題更加惡化。）的新自由主義。其對治理和商業環境的改革，旨在把高所得工業化國家的理想市場制度移植到開發中國家。這一政策處方可稱為「發展經濟學2.0版本」，但最終結果卻是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又陷入數十年的迷失。

　　為持續改善開發中國家的貧窮現象，世界各發展機構愈來愈把援助重點轉向教育和健康項目，將其視為重要的人道主義議題。由於這些人類發展項目沒有達到預期的提高文化和健康水準目標，發展研究開始強調以隨機控制實驗來改進所提供的項目服務。該趨勢可以被稱為「發展經濟學2.5版本」。例如，北非國家近來在教育領域大幅進步，但在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上卻陷入停滯，使這條道路的可行性也遭到質疑。

　　二次大戰後實現工業化和迅速成長的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大多數在東亞）採取的是出口導向策略，而非過去流行的進口替代策略。成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並保持穩定和快速成長的中國、模里西斯和越南採取了漸進式雙軌制策略，而非「華盛頓共識」推薦的休克療法。

　　這些國家一方面保護優先企業，另一方面開放其他產業的進入限制，它們在治理指標上的表現往往並不理想，但在教育、醫療、減貧以及其他人類發展指標上表現傑出，可是卻沒有一個採用隨機控制實驗的辦法來制定社會和經濟發展項目。

更好的選擇：符合比較優勢的工業化策略

　　我們該從中學到什麼教訓？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現有的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西方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急遽拉大的收入差距，歸因於它們的人均所得水準迅速提高，這反映了工業革命在產業和技術層面所帶來的快速結構性變化。少數非石油或鑽石出產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結構性變化，縮小了與美國的收入差距。現代經濟發展是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和制度等—持續變化的過程。

　　過去發展理論一直關注已開發國家具備哪些開發中國家不具備的條件（如資本密集型產業），或者已開發國家在哪些領域做得較好而開發中國家沒能做好（如「華盛頓共識」裡的政策和治理），抑或是對開發中國家的結構性變化沒有直接作用、但高所得國家非常看重的人道領域（如健康和教育等）。

　　發展理論和發展項目從過去分析結構變化的決定因素，轉向促成這些政策、治理和人道主義項目的實現，事實上有些矯枉過正。發展經濟學還是應該立足於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觀點，細緻地觀察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構性變化，這才是現代經濟成長的本質。

　　我建議向「發展經濟學3.0版本」邁進，將焦點放在開發中國家擁有什麼（也就是它們的要素稟賦），以及可以將這些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發揮到哪些領域上，讓它們得以啟動動態結構性變化的進程。

　　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最適產業結構—該國所有產業都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並在國內外市場具備競爭力—是在特定時期從它的要素稟賦結構中內生而成的。要實現這樣的最適產業結構，需要運行良好的市場，以便企業在選擇業務和技術時能順應本國的比較優勢。如果企業能這樣做選擇，整體經濟就會有競爭力，使資本能夠盡快累積，該經濟體的資源結構和比較優勢將逐步發生變化，產業結構也隨之轉向資本密集度更高的類型。

　　產業結構的改變需要對基礎建設的軟硬體進行升級，減少交易成本。升級會涉及外部性和協調問題，企業在各自的決策中不能將這些成本內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參與。

　　東亞和西歐發展較為成功的經濟體，在快速工業化和縮小與領先國家的所得差距時，採取了雁行模式（fl ying-geese pattern）。在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工業化階段，英國扮演領頭雁，德國、法國和美國是追隨者。18世紀以來，不同的追隨者認真學習各自的領頭國家，模仿雁行模式，著重發展與自己要素稟賦類似的先進國家成長迅速的產業，從而縮小差距。

　　二次大戰以後，許多開發中國家之所以經濟發展失敗，在於他們被誤導了自己的比較優勢，採用進口替代策略。這不但妨礙他們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發揮後進者優勢，而且導致扭曲以及產生尋租行為（編注：指通過一些非生產性的行為尋求利益。），使無效率企業成為受保護的最適產業部門。「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門自由化等改革之所以失敗，則是因為忽略了扭曲的內生性和依靠政府促進產業升級的必要性。

　　中國在1979年以前採取的也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策略，因而效果有限，但在1979年採取雙軌制轉型策略後，經濟成效顯著改善。其他採取類似轉型策略的國家也同樣表現不錯。現在，隨著中國的富餘勞動力被逐步吸納，工資相應上漲，中國需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更為密集的產業轉型。

　　有鑒於中國的巨大規模會給依然處於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低所得開發中國家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已經稱這種新現象為「領頭龍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所得大國保持目前的成長速度，其他區域的低所得國家也將獲得類似的發展機遇。

　　如果政府能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私人部門活動建立有利的政策架構，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東南亞貧窮國家就可以啟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進程，在未來幾十年內維持8%、甚至更高的成長速度。我在世界銀行設計的「發展鑒定與扶持框架」（Growth Identifi 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在協助各國政府如何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提供了具體建議。

走向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2008到2009年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凸顯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缺陷，這個體系看起來抵擋了最初衝擊，但事實上非常脆弱。由於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和資本外流造成國際對美元儲備的供給），使得美國採取放寬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後，引發過剩的流動性，造成規模如此之大、又持續如此之久的全球失衡狀態。美元能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主要是因為一連串的「善意忽略」所致。

　　二次大戰之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專注於重建，政策制定者對戰前的「大蕭條」記憶猶新，制定了新制度監督國際交易，以促進國際貿易和金融的成長與穩定，這就是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接下來的近二十年裡，布列敦森林體系維持了對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但在1970年代中期，全球經濟重新進入了一個動盪的全球治理時期。各國制定自己的貨幣和匯率體制，美元成為具支配地位的國際儲備貨幣。

新興的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

　　現在世界正走向更多元化的儲備貨幣體系。可以預期的是，美元不再扮演核心要角，無論其地位是隨著美國在全球經濟占比逐步下降而逐漸淡化，或者以突然的衝擊方式被消除。

　　此時我們將遇到兩大關鍵問題。第一，在向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演進的過程中，將對世界貨幣體系和經濟穩定造成何種影響？新體系是否比現有體系更加穩定？其次，是否存在其他更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的貨幣體系，例如，創造一種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必須讓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贏，才有可能被世界接受。

　　之所以必須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原因在於現有體系與全球實際經濟的發展脫節，而且似乎已成為金融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有經濟學家認為，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更為穩定，因為主要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會形成約束機制，從而解決現有國際貨幣體系下國家與全球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實施貨幣政策，損害了全球利益，儲備貨幣持有國就會拋棄此種貨幣，轉向其他儲備貨幣。

　　此觀點成立的前提是，所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都能保持健全、強勁的經濟。然而，這些國家更有可能都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當某個儲備貨幣發行國的這些缺陷嚴重惡化時，就會導致短期資金逃向其他儲備貨幣，導致其他貨幣迅速升值（如最近瑞士法郎和日圓現象）。

　　匯率升高會影響發行國的實體經濟，使它們的結構性缺陷相應惡化，導致短期資金再次外流，轉向另一種儲備貨幣。這樣的結果是，由於各種貨幣競爭儲備貨幣的地位與國際交易的流通地位，可能會使得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很不穩定。這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和其他國家而言，是個共輸的結局。

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的大膽建議

　　假如所有國家能採用單一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儲備貨幣，不僅可以重建貨幣的穩定性，也能避免用國家貨幣做為儲備貨幣所造成的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內在衝突。我建議用名為「紙黃金」（p-gold）的全球儲備貨幣替代目前的國家儲備貨幣。紙黃金應該由一個國際貨幣機構，根據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k 比例法則（k percent rule）來發行。

　　各國中央銀行都把紙黃金當為自己的儲備貨幣，根據固定的兌換比率發行本國貨幣。紙黃金將用於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就像美元在今天的作用。每年的紙黃金增發部分形成國際鑄幣稅，可用於支付國際貨幣機構的營運成本，或投入全體國家贊成的全球公共財。

　　這一體系既可以避免金本位制的致命缺陷（黃金的供給無法滿足全球經濟成長的需要），也可以避免國家儲備貨幣的致命缺陷（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內在衝突）。紙黃金體系可以對國家貨幣當局產生約束力，又能避免類似於希臘如今陷入的兩難困境：無法對本國貨幣貶值。

　　紙黃金是凱恩斯曾提出的「班柯」（bancor）的國際貨幣改進版。凱恩斯的建議當時未被採納，是因為各國對美元有信心，美國經濟非常強大，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50%以上，有著絕對的領導地位，其他國家沒有足夠的理由要求改變。但如今，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毛額僅占20%左右，而且國際貨幣體系動盪不安。目前的不穩定局面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和非發行國都不利，類似紙黃金這樣的國際貨幣對所有國家而言，將是消除不穩定的共贏選擇。

結語　讓貨幣恢復秩序

　　唯有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變過程，才能不再重蹈覆轍。這次危機是起源於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美國金融鬆綁與寬鬆貨幣政策使得流動性過剩，接著引發的財富效應，導致全球失衡。

　　然而，這種失衡的情況為何如此龐大，且歷時長久？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美國透過經常帳赤字與資本流出來創造其儲備。要預防金融危機再度發生，就必須建立更穩健的國際貨幣體系。本書提出以「紙黃金」做為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來建立這套體系。

　　經濟危機何時何地爆發，幾乎無人預料得到。雖然全球經常帳的失衡日趨擴大，但眾人依然對美國財政與政治體系有信心，對其金融規範有信心，相信這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及其堅若磐石的貨幣政策制度不會出問題。少有經濟學者對美國房市泡沫與全球失衡惡化、亂象叢生的狀況，表達嚴重關切。

　　不過，仍有人料到災難會降臨，他們擔憂的事果然在2008年9月爆發。G20國家通力合作，以挹注現金、債務擔保與其他形式的協助，砸10兆美元救市，讓全球經濟躲過衰退。然而，這次金融危機的起因仍眾說紛紜。

被綁架的金融政策

　　金融海嘯發生後，大家多把矛頭指向危機前全球失衡大幅攀升。但失衡的情形到底影響多大，經濟學家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認為這是主因，有人認為是催化劑。許多觀察者怪罪於東亞的出口導向政策、及這些國家在1998年金融風暴後累積外匯以自保，尤其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種觀念認為，全球經濟失衡與外匯儲備過剩，導致美國借貸成本便宜與房市泡沫。

　　但另一項說法則指出，其實美國流動性過剩及其原因，才是造成金融危機的禍首。美國金融鬆綁，讓財務槓桿更高，再加上低利率，於是大幅推升流動性，房市泡沫也愈吹愈大。家庭消費攀升，更推動了房市泡沫的財富效應及新金融工具。由於消費攀升，加上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造成的財政赤字，讓美國產生龐大的貿易逆差與全球失衡。美國能在這麼嚴重的失衡情況下撐這麼久，完全是仰賴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流動性過剩，也導致流出到其他國家的資本總額極高，如此也助長投資與股市榮景。各國將貿易順差與資本流入所賺得的美元轉換為本國貨幣，並由各國央行做為外匯儲備。這些儲備之後又流回美國，投資美國國債與金融市場，讓人認為低利率背後是外匯過剩的非儲備貨幣國。當美國房市泡沫化、金融體系崩潰，便引發了全球危機。

　　同時，金融鬆綁與自由化也橫掃歐洲。歐洲大型銀行在東歐與南歐設立分行，運用高槓桿來支撐房市泡沫與消費支出。歐元擴張讓歐洲各國間的失衡惡化。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政府的盈餘增加，因此尚能控制其財政狀況，但在衰退時卻難以為繼，導致2010年以希臘為首的歐債風暴爆發。

　　金融鬆綁與自由化風潮主要是許多領導人深受金融界牽制，於是大力推動，而金融界的新工具叢生，更造成重要金融機構崩潰之後引發連鎖效應，衝擊全球經濟，許多國家產出中斷的情形至今仍尚未復原。

　　早在2003年，高所得國家的學者與決策者已指責過中國造成全球失衡惡化，雖然中國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累積大量的順差。其實中國龐大的經常帳盈餘主要是反映國內的高儲蓄率。如果能提早理解，並處理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則可逆轉危機，至少能降低衝擊。

結構性改革是唯一解方

　　然而，各國該如何恢復經濟成長，預防另一次危機？答案還是老話一句：進行結構性改革。若缺乏結構性改革來強化競爭力，那麼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將一再要求愈來愈大的紓困方案。如果日本與美國不進行結構性改革，勢必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維持低利率以支撐其金融體系，協助負債家庭，並降低舉債成本。如此可能造成的後果是，這些經濟體全將長期陷入成長遲緩、高風險、金融投資報酬低的「新常態」。低利率也會鼓勵短期投機性的資金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物價波動）與新興經濟體（造成資產泡沫、貨幣升值及宏觀經濟調控困難）。

　　問題是，結構性改革會造成短期的經濟萎縮，在許多失業率屢屢攀高的國家將面臨政治上的阻礙。在這些國家，公私債務重整與財政整頓並非第一要務。高所得國家反而要刺激需求，以創造空間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這表示，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須著重在能立即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未來生產力的計畫，特別是透過投資於基礎建設、綠色產業與教育來達成。但是，提升生產力的投資機會在先進經濟體往往有限，且不足以將國家拉出經濟泥淖。然而，在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的投資機會豐富，也能為高所得國家的出口帶來需求。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儲備貨幣發行國及儲備貨幣充足的持有國。在今天全球經濟態勢中，基礎建設項目對民間資金（含退休基金）及主權基金來說，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多邊開發銀行與政府可透過創新安排，讓基礎建設案件的投資更能吸引民間投資
者，發揮民間資金的優勢。

　　要讓全球在開發中國家推動基礎建設的投資，唯有這些國家未來數十年能蓬勃成長才可行。但今天全球經濟態勢尚不明朗，這些國家是否有成長空間？如果有，又該如何把握契機？

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

　　二次大戰後，政府結構式的干預普遍失敗，致使「挑選贏家」的政策不受青睞，因為那種政策無法延續、扭曲社會成本，並引發尋租行為、停滯，及危機反覆發生。目前普遍認為，民間部門較能看出新興產業，但許多文獻無法分辨出哪些政策與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無關，哪些政策卻能發揮比較優勢。前一類政策通常會失敗，而後者多半能成功。

　　「新結構經濟」著重於開發中國家的固有優勢，及這些國家可以發揮哪些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取決於固有優勢），進而推動大幅度的結構改變。對於低所得國家來說，要在全球化的世界讓經濟轉型的機會很多。如果國家注重比較優勢，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發展新科技，則可在數十年之內快速成長，促成經濟體轉型，經過一、兩個世代，即可躍升為中所得，或甚至高所得國家。

　　中國擁有8,500萬個勞力密集度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然而，未來幾年將攀登產業階梯，從低技能、低薪資的產業，爬升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業。如此將釋出龐大的就業機會給低所得國家，為其提供工業化的動能。

　　若低所得國家的政府能遵循新結構經濟的建議，依據國家的比較優勢，實行扶植民間企業的政策，承接開發中國家領頭龍（如中國）所釋出的潛能，則可望每年成長8％以上達數十年。這種大幅度的轉型需要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以突破成長瓶頸。這些政策可將全球危機轉化為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雙贏機會，為當前創造就業，並推升日後的生產力。

　　金融危機突顯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缺失。雖然這體系熬過了最初的衝擊，但仍相當脆弱，完全復原遙遙無期。

紙黃金的繁榮時代

　　二次大戰之後，大蕭條的記憶猶新，於是先進經濟體的決策者設立新制度，監督國際貿易。這些制度稱為「布列敦森林體系」，目的是促進國際貿易與金融的成長與穩定性。接下來將近二十年的期間，這套體系靠著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標準來運作。

　　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這套黃金標準崩潰，全球經濟治理進入了「善意忽視」的階段。現在各國遵循自己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美元也成為最重要的國際準備貨幣。這種體系促使資金流動與匯率高度浮動，也造成龐大而持久的收支失衡與匯率失調，並缺乏充分的全球調整機制。相對的，需要一套國際貨幣體系，讓各國處理經常帳暫時的盈餘與赤字，並累積淨債權（這項任務當前的體系達成了）同時創造誘因，促使各國回歸平衡。無法達到平衡是目前貨幣體系最大的缺失。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全球正朝向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前進，有許多種貨幣在國際貿易與儲備上爭相成為儲備貨幣。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究竟會比目前的體系穩定或混亂？有些經濟學家相信，主要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是一種約束機制。若某儲備貨幣國採取只符合國內利益的貨幣政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將轉換成其他儲備貨幣，「犯規」的貨幣就會失去儲備貨幣的優勢。

　　若所有的主要儲備貨幣國有強勁健全的經濟，這個論點就能成立。但多數潛在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有某種無法預測的結構性弱點，一旦暴露之後，將引發短期資金的出走潮，導致其他儲備貨幣急遽升值。升值讓實體經濟疲軟，並使結構上的瑕疵更惡化。若下一個儲備貨幣出現明顯弱點，則短期資金又可能會出走。因此，多種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比目前的更不穩定，對儲備貨幣國與非儲備貨幣國而言都沒有好處。

　　本書所提出的方式能走出這個僵局，雙方國家都能從中獲益。書中提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紙黃金」取代目前儲備貨幣「沒有制度的制度」。若各國同意讓國際貨幣機構發行一種超國家的儲備貨幣，全球經濟就有機會恢復穩定，解決存在儲備貨幣中的國內與國 際利益衝突。各國央行將持有紙黃金來做為儲備貨幣，並依據固定兌換率發行國內貨幣。紙黃金可藉由收取全球鑄幣稅而逐年增加，供國際貨幣機構當做營運費用，開發機構也能以此資助公共財。紙黃金系統可避免以黃金為準則的重大侷限（無法擴充，以滿足不斷成長的全球經濟需求），也可避免以某國貨幣做為儲備貨幣的缺失（國內與國際固有的利益衝突）。這能讓各國貨幣機構更有紀律，同時允許必要之時讓該國貨幣貶值。現在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適當時機，應該好好把握，以免新的危機再對目前體系使出致命的一擊。

第十八章　讓貨幣恢復秩序

　　唯有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變過程，才能不再重蹈覆轍。這次危機是起源於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美國金融鬆綁與寬鬆貨幣政策使得流動性過剩，接著引發的財富效應，導致全球失衡。

　　然而，這種失衡的情況為何如此龐大，且歷時長久？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美國透過經常帳赤字與資本流出來創造其儲備。要預防金融危機再度發生，就必須建立更穩健的國際貨幣體系。本書提出以「紙黃金」做為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來建立這套體系。

　　經濟危機何時何地爆發，幾乎無人預料得到。雖然全球經常帳的失衡日趨擴大，但眾人依然對美國財政與政治體系有信心，對其金融規範有信心，相信這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及其堅若磐石的貨幣政策制度不會出問題。少有經濟學者對美國房市泡沫與全球失衡惡化、亂象叢生的狀況，表達嚴重關切。

　　不過，仍有人料到災難會降臨，他們擔憂的事果然在2008年9月爆發。G20國家通力合作，以挹注現金、債務擔保與其他形式的協助，砸10兆美元救市，讓全球經濟躲過衰退。然而，這次金融危機的起因仍眾說紛紜。

被綁架的金融政策

　　金融海嘯發生後，大家多把矛頭指向危機前全球失衡大幅攀升。但失衡的情形到底影響多大，經濟學家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認為這是主因，有人認為是催化劑。許多觀察者怪罪於東亞的出口導向政策、及這些國家在1998年金融風暴後累積外匯以自保，尤其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種觀念認為，全球經濟失衡與外匯儲備過剩，導致美國借貸成本便宜與房市泡沫。

　　但另一項說法則指出，其實美國流動性過剩及其原因，才是造成金融危機的禍首。美國金融鬆綁，讓財務槓桿更高，再加上低利率，於是大幅推升流動性，房市泡沫也愈吹愈大。家庭消費攀升，更推動了房市泡沫的財富效應及新金融工具。由於消費攀升，加上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造成的財政赤字，讓美國產生龐大的貿易逆差與全球失衡。美國能在這麼嚴重的失衡情況下撐這麼久，完全是仰賴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流動性過剩，也導致流出到其他國家的資本總額極高，如此也助長投資與股市榮景。各國將貿易順差與資本流入所賺得的美元轉換為本國貨幣，並由各國央行做為外匯儲備。這些儲備之後又流回美國，投資美國國債與金融市場，讓人認為低利率背後是外匯過剩的非儲備貨幣國。當美國房市泡沫化、金融體系崩潰，便引發了全球危機。

　　同時，金融鬆綁與自由化也橫掃歐洲。歐洲大型銀行在東歐與南歐設立分行，運用高槓桿來支撐房市泡沫與消費支出。歐元擴張讓歐洲各國間的失衡惡化。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政府的盈餘增加，因此尚能控制其財政狀況，但在衰退時卻難以為繼，導致2010年以希臘為首的歐債風暴爆發。

　　金融鬆綁與自由化風潮主要是許多領導人深受金融界牽制，於是大力推動，而金融界的新工具叢生，更造成重要金融機構崩潰之後引發連鎖效應，衝擊全球經濟，許多國家產出中斷的情形至今仍尚未復原。

　　早在2003年，高所得國家的學者與決策者已指責過中國造成全球失衡惡化，雖然中國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累積大量的順差。其實中國龐大的經常帳盈餘主要是反映國內的高儲蓄率。如果能提早理解，並處理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則可逆轉危機，至少能降低衝擊。

結構性改革是唯一解方

　　然而，各國該如何恢復經濟成長，預防另一次危機？答案還是老話一句：進行結構性改革。若缺乏結構性改革來強化競爭力，那麼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將一再要求愈來愈大的紓困方案。如果日本與美國不進行結構性改革，勢必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維持低利率以支撐其金融體系，協助負債家庭，並降低舉債成本。如此可能造成的後果是，這些經濟體全將長期陷入成長遲緩、高風險、金融投資報酬低的「新常態」。低利率也會鼓勵短期投機性的資金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物價波動）與新興經濟體（造成資產泡沫、貨幣升值及宏觀經濟調控困難）。

　　問題是，結構性改革會造成短期的經濟萎縮，在許多失業率屢屢攀高的國家將面臨政治上的阻礙。在這些國家，公私債務重整與財政整頓並非第一要務。高所得國家反而要刺激需求，以創造空間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這表示，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須著重在能立即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未來生產力的計畫，特別是透過投資於基礎建設、綠色產業與教育來達成。但是，提升生產力的投資機會在先進經濟體往往有限，且不足以將國家拉出經濟泥淖。然而，在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的投資機會豐富，也能為高所得國家的出口帶來需求。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儲備貨幣發行國及儲備貨幣充足的持有國。

　　在今天全球經濟態勢中，基礎建設項目對民間資金（含退休基金）及主權基金來說，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多邊開發銀行與政府可透過創新安排，讓基礎建設案件的投資更能吸引民間投資者，發揮民間資金的優勢。

　　要讓全球在開發中國家推動基礎建設的投資，唯有這些國家未來數十年能蓬勃成長才可行。但今天全球經濟態勢尚不明朗，這些國家是否有成長空間？如果有，又該如何把握契機？

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

　　二次大戰後，政府結構式的干預普遍失敗，致使「挑選贏家」的政策不受青睞，因為那種政策無法延續、扭曲社會成本，並引發尋租行為、停滯，及危機反覆發生。目前普遍認為，民間部門較能看出新興產業，但許多文獻無法分辨出哪些政策與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無關，哪些政策卻能發揮比較優勢。前一類政策通常會失敗，而後者多半能成功。

　　「新結構經濟」著重於開發中國家的固有優勢，及這些國家可以發揮哪些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取決於固有優勢），進而推動大幅度的結構改變。對於低所得國家來說，要在全球化的世界讓經濟轉型的機會很多。如果國家注重比較優勢，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發展新科技，則可在數十年之內快速成長，促成經濟體轉型，經過一、兩個世代，即可躍升為中所得，或甚至高所得國家。

　　中國擁有8,500萬個勞力密集度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然而，未來幾年將攀登產業階梯，從低技能、低薪資的產業，爬升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業。如此將釋出龐大的就業機會給低所得國家，為其提供工業化的動能。

　　若低所得國家的政府能遵循新結構經濟的建議，依據國家的比較優勢，實行扶植民間企業的政策，承接開發中國家領頭龍（如中國）所釋出的潛能，則可望每年成長8％以上達數十年。這種大幅度的轉型需要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以突破成長瓶頸。這些政策可將全球危機轉化為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雙贏機會，為當前創造就業，並推升日後的生產力。金融危機突顯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缺失。雖然這體系熬過了最初的衝擊，但仍相當脆弱，完全復原遙遙無期。

紙黃金的繁榮時代

　　　　二次大戰之後，大蕭條的記憶猶新，於是先進經濟體的決策者設立新制度，監督國際貿易。這些制度稱為「布列敦森林體系」，目的是促進國際貿易與金融的成長與穩定性。接下來將近二十年的期間，這套體系靠著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標準來運作。

　　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這套黃金標準崩潰，全球經濟治理進入了「善意忽視」的階段。現在各國遵循自己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美元也成為最重要的國際準備貨幣。這種體系促使資金流動與匯率高度浮動，也造成龐大而持久的收支失衡與匯率失調，並缺乏充分的全球調整機制。

　　相對的，需要一套國際貨幣體系，讓各國處理經常帳暫時的盈餘與赤字，並累積淨債權（這項任務當前的體系達成了）同時創造誘因，促使各國回歸平衡。無法達到平衡是目前貨幣體系最大的缺失。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全球正朝向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前進，有許多種貨幣在國際貿易與儲備上爭相成為儲備貨幣。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究竟會比目前的體系穩定或混亂？有些經濟學家相信，主要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是一種約束機制。若某儲備貨幣國採取只符合國內利益的貨幣政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將轉換成其他儲備貨幣，「犯規」的貨幣就會失去儲備貨幣的優勢。

　　若所有的主要儲備貨幣國有強勁健全的經濟，這個論點就能成立。但多數潛在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有某種無法預測的結構性弱點，一旦暴露之後，將引發短期資金的出走潮，導致其他儲備貨幣急遽升值。升值讓實體經濟疲軟，並使結構上的瑕疵更惡化。若下一個儲備貨幣出現明顯弱點，則短期資金又可能會出走。因此，多種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比目前的更不穩定，對儲備貨幣國與非儲備貨幣國而言都沒有好處。

　　本書所提出的方式能走出這個僵局，雙方國家都能從中獲益。書中提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紙黃金」取代目前儲備貨幣「沒有制度的制度」。若各國同意讓國際貨幣機構發行一種超國家的儲備貨幣，全球經濟就有機會恢復穩定，解決存在儲備貨幣中的國內與國 際利益衝突。

　　各國央行將持有紙黃金來做為儲備貨幣，並依據固定兌換率發行國內貨幣。紙黃金可藉由收取全球鑄幣稅而逐年增加，供國際貨幣機構當做營運費用，開發機構也能以此資助公共財。

　　紙黃金系統可避免以黃金為準則的重大侷限（無法擴充，以滿足不斷成長的全球經濟需求），也可避免以某國貨幣做為儲備貨幣的缺失（國內與國際固有的利益衝突）。這能讓各國貨幣機構更有紀律，同時允許必要之時讓該國貨幣貶值。

　　現在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適當時機，應該好好把握，以免新的危機再對目前體系使出致命的一擊。

作者：林毅夫 譯者：余江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3-04-25 ISBN：9789863201748 城邦書號：A1500371 規格：精裝 / 單色 / 352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