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六三四年創院以來， 有十九任院士成為第二十九號座席的主人， 他們所經歷的，是法國轉變最鉅的四個世紀，更是讓人類社會徹底轉型的四百年。 一張經歷四百年的扶手椅， 乘載著十八任主人的思想與精神， 悠遊其中，如同跨越十八個臺階的世紀之旅， 每一階都有一位不同的嚮導， 伴你體驗輝煌又滄桑的法國四百年史。 塞納河畔的法蘭西學術院是法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殿堂，四十名院士皆為終身職，並擁有自己的一號座席。每當一名院士逝世之後，才能推選出下任院士來接替，代代傳承，李維史陀因而稱此為「半虛構的家譜」。而院內穹頂下的四十個座席，即代表著四十位院士的永恆不朽。 二十九號座席的現任主人阿敏．馬盧夫爬梳出前十八任院士的精采生涯，當中有高識遠見的外交官、被判過兩次死刑的歷史學家、著迷於太陽週期的科學家……就連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大文豪雨果都曾與此號座席失之交臂。 他們經歷過太陽王的集權盛世，體驗過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曾經迷失於大革命的浪潮，也曾在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點亮理性的明燈。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他們不僅是歷史的過客，更是珍貴的歷史見證人，他們的不朽思想和民族情感帶領法國人民走過兩次大戰以來的繁華與動盪，並昂首邁向未來的種種挑戰。 【各界讚譽】 這張編號二十九的座席背後，藏著四個世紀的故事。這張老椅子，上面前前後後，端坐過十九名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或者說，三十八瓣能人異士的屁股。他們有的是哲學家、主教或醫生，有的是外交家、律師或劇作家。而同樣支撐著他們屁股的基礎，則是對於語言的靈活運用。如果第二十九號座席能說話，它必然有很多故事好講。而阿敏．馬盧夫先生，現任座席主人，正代替它娓娓道來。 ——《歐布斯報》（L’Obs） 作者有意識地在李維史陀先生所謂的「半虛構的系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將自己與從古至今所有座席主人，藉由一條「精神性的血緣」相連。作者對之前每一位院士的個人故事，以及他們獲選院士時的時代背景，都興味盎然。這張位於塞納河畔的扶手椅，如同晝夜奔流的河水一般，以一種極其生動、美妙的方式存在了四個世紀。「邁步跨越十八個台階的世紀之旅，每一階都有一位不同的『導遊』陪伴著你體驗」，而這些導遊，正是被譽為「不朽者」的院士。縱然，有太多的不朽者在今日遭到完全遺忘，而榮耀他們，將是一種彰顯我們謙遜且不忘本的態度。 ——《世界報》（Le Monde） 時至今日，能進入到法蘭西公學院，遠比進入法蘭西學術院更加風光。同樣地，在知道自己成為候選的狀況下，去拒絕康提碼頭（學術院代稱）一場篤定當選的遴選，卻被認為是高尚的行為。法蘭西學術院已不再是那座備受關愛的機構。也許，我們只希望這間機構，能乖乖地當它王朝時期的遺物就好？阿敏．馬盧夫先生可不作如是想，身居第二十九號席位，他細細描述了之前的十八位前輩，讓每一位前輩都形象鮮明，躍於紙上。 ——《解放報》（Libération） 了不起的說故事功力，小說家馬盧夫先生，成功地織就一篇跨越君主制、大革命、帝國，以及民主誕生的歷史壯遊…… ——《朝聖者週刊》（Le Pèlerin） 在這本書中，流淌著一種廣博的同理心，而這正是緣於作者對於他人毫無保留的設身處地，書中有些呼告更傳達出作者的擔憂，認為我們不該對種族衝突、言論自由等等議題毫無感受……。作者使自己同時化身為編年史家、回憶錄作者、檔案學者、心理學家，有時甚至成為倫理學家，卻不會在穿梭其間時迷失自己。即便他正在追索其中一位院士生平中的重要時刻，但該院士卻對自己所選擇的方向，表現得裹足不前時，他仍然不帶慍怒，總是婉轉其詞地娓娓敘述……。作者也被院士生平中，一件微不足道、隨閃即逝的瑣事所吸引——四百年來，當這些院士們端坐在同一張扶手椅上（木製的，據他本人強調，應該不太舒服！），那些細微的、不同的情感，因此另闢蹊徑，通往那不為人知的心靈深處的通道……。偉大的德國文學史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說的好，「每種觀看的方式，都投射出一種存在的方式」！ ——日內瓦大學哲學系教授莫里斯．盧本．埃雲（Maurice Ruben Hayoun） 【本書緣起】 本書之成書源自阿敏．馬盧夫在院士就任致詞時未能履行的一項缺憾。 依照往例，新成員必須對前任院士發表頌詞，但他同時發現第二十九號座席的第十任主人，正是曾給予他的研究莫大幫助的歷史學家米修，雖然想在致詞時向他致意，但由於前任院士李維史陀的著作與生平事蹟皆極為浩繁，最終未能提及米修。 為彌補此一缺憾，作者原有意專文悼念米修，但在搜羅史料的過程中，發現了米修愛惹事生非、好冒險而魯莽的另一面，而他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因叛亂罪被捕的場所一一四國學院，也成為今日法蘭西學院的所在地。 馬盧夫開始一一檢視第二十九號座席的歷代前人，最終將目光擴及四個世紀以來的十八位院士。 這原為向一人致意的心願，最終讓本書得以誕生。

前言 第一世　欲救年幼學生而溺死的人——作家皮耶．巴登（Pierre Bardin, 1595-1635） 第二世　只愛用拉丁文寫作的人——議事司鐸尼可拉．波旁（Nicolas Bourbon, 1574-1644） 第三世　比高乃依更受青睞的人——律師法蘭索瓦亨利．薩洛蒙．德．維荷拉德（François-Henri Salomon de Virelade, 1620-1670） 第四世　讓眾作家嫉妒眼紅的人——劇作家菲利浦．昆諾（Philippe Quinault, 1635-1688） 第五世　兩世紀後再度復活的人——外交官法蘭索瓦．德．卡里埃（François de Calliéres, 1645-1717） 第六世　在君王身側咬耳朵的人——樞機主教安德烈海格力斯．德．弗勒理（André-Hercule de Fleury, 1653-1743） 第七世　比伏爾泰捷足先登的人——樞機主教保羅．達亞培．德．律納（Paul d’Albert de Luynes, 1703-1788） 第八世　成為法國南部奧克區象徵的人——作家尚皮耶．克拉西．德．弗洛希昂（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 1755-1794） 第九世　奉莫里哀為偶像的人——劇作家尚法蘭索瓦．凱亞法（Jean-François Cailhava, 1731-1813） 第十世　兩度被判死刑的人——歷史學家喬瑟夫．米修（Joseph Michaud, 1767-1839） 第十一世　遴選中勝過雨果的人——心理學家皮耶．富路鴻（Pierre Flourens, 1794-1867） 第十二世　試圖重新發明醫學的人——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納（Claude Bernard, 1813-1878） 第十三世　膽敢聲稱耶穌是「人」的人——語言史家厄尼斯．赫農（Ernest Renan, 1823-1892） 第十四世　不太喜歡前任院士的人——參議院長保羅‧夏勒梅勒．拉庫爾（Paul Challemel-Lacour, 1827-1896） 第十五世　榮獲「全法最受侮辱」的人——外交家加布里列．安諾托（Gabriel Hanotaux, 1853-1944） 第十六世　讓全世界都前來聆聽的人——社會學家安德烈．齊格菲（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 第十七世　著迷於太陽週期的人——劇作家亨利．德．蒙特隆（Henry de Montherlant, 1895-1972） 第十八世　珍惜脆弱文化的人——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後記 致謝與人物補註

　　 　　這本小書緣自一份歉疚。 　　 　　二○一一年六月，我有幸獲得雙重殊榮，不僅當選為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且院士座席繼承的是一位從大學時期就十分景仰的人物——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按照學術院圈的儀式，新成員應演說頌揚前任院士。我很高興能夠趁此機會研讀這位偉大人類學家的著作，並再度重溫其中部分作品；同時，對於不熟稔的學者生平，也藉此悉心加以了解。這一工作確實令人著迷，尤其要感謝教授的遺孀莫妮卡．李維史陀（Monique Lévi-Strauss, 1926-），她邀請我和內人暫訪位於勃艮第區（Bourgogne）利涅赫勒（Lignerolles）的家，還慷慨地為我打開其學術泰斗丈夫的抽屜，以及開啟她自己的記憶抽屜。 　　 　　儘管從獲選院士到穹頂下舉行隆重就任儀式期間，我擁有十二個月的美好回憶，但心中仍有一份歉疚。 　　 　　瀏覽李維史陀教授之前的歷任院士名單時，發現在同一座席上，亦即法蘭西學術院第二十九席上，其中一人曾在我準備首部書作時給予寶貴協助——他是歷史學家喬瑟夫．米修（Joseph Michaud, 1767-1839）。我在拉丁區一間書店裡，很幸運地偶然瞥見他在十九世紀初以九鉅冊出版的舊版《十字軍東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 1812-1822），從中汲取不少在別處遍尋不得的重要資訊。因此，我暗自承諾要在演說中向他慨然致敬，特別是此人在今日已經完全遭到遺忘。 　　 　　然而，我一方面專注於前任院士汗牛充棟的著作，渴望能完整介紹他的學術貢獻、知識分子生涯及人生軌跡，又一心想要緬懷同座席上的另一名傑出院士——厄內斯特．何農（Ernest Renan, 1823-1892），他曾在黎巴嫩山（Mont-Liban）小村鎮居住期間寫下最有名且最富爭議的作品《耶穌傳》（Vie de Jésus, 1863）。然而，由於演說中無法再岔開多提一位前任院士，我最後只得放棄原本想獻給米修先生的一小段話。 　　 　　我私底下承諾，一旦時間許可，要為他寫篇文章來彌補這項遺憾，或者，若有機會，要為他作一場演講。因此，我稍加研究，期待深入認識這位可敬的教授，以及其十字軍東征相關浩瀚著作所透露的淵博學識。但是，在研讀過程中，映入眼簾的完全是另一個米修：好事之徒、魯莽的陰謀分子，法國大革命期間曾因叛亂而鋃鐺入獄，拘禁在一個稱為四國學院（collège des Quatre-Nations）的地方，此處隨後化為拘留所，而今日是……法蘭西學術院的現址。米修正是從這裡，在嚴密戒護下囚送前往杜樂麗宮（Tuileries），那裡所在的革命法庭已準備好對他判刑。 　　 　　我不相信有復仇惡鬼，但我願意相信風雅文學鬼魂的存在，它們老是縈繞著老舊建築和愛幻想的靈魂不去。在我起身朗讀就任演說的時候，就是沒把提及米修視為必要的演講中，米修的鬼魂一定就在現場，就在穹頂下。沒錯，他在那裡，就在我的身旁，只是我沒看見他。 　　 　　現在，我決定盡全力修補自己的過錯。我懷著滿腔熱情，重新埋首投入這位歷史學家的文稿和一生波折——他的出生、數趟遠行、獲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還有死亡。連帶地，我也對他的前後任院士很感興趣，然後好奇心更是漸漸擴及近四個世紀以來、曾在米修之前或之後坐上同一席的每名院士。 　　 　　這些人從此與我有著某種精神上的聯繫，我想好好認識他們；同時企盼當中有人帶給我的悸動，堪與我對米修懷有的情感相比。我並未感到失望，一路走來不斷有新發現、充滿驚喜，因此，我很快就決定，這部作品不僅獻給一人，而是獻予一整個傳承。 　　 　　現在將從諸位「先輩」之第一人揭開序曲，我承認，甫坐上原屬於他的座席以前，自己未曾聽聞過其名字。

　　 　　此一座席的首位主人所待的時間不長。他在一六三四年三月入選院士，十四個月後就溺死於塞納河，不幸成為第一名辭世的「不朽者」。 　　 　　皮耶．巴登今日已被遺忘。其實，幾乎該世代的法國作家全是如此。早他數十年的龍沙（Ronsard, 1524-1585）、杜．貝萊（Du Bellay, 1522-1560）、哈伯雷（Rabelais, 1494-1553）或蒙田（Montaigne, 1533-1592），迄今我們都還持續在閱讀其作品；數年後的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哈辛（Racine, 1639-1699）、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或拉封丹（La Fontaine, 1621-1695），他們的著作亦是歷久不衰。然而，介在這兩股文學浪潮中間的是個缺口。 　　 　　首批四十名院士的著作，已無一再有出版。某些院士的名字還勉強出現在回顧紀史裡，不過，巴登的名字已經無人論及，現今僅有極少數研究十七世紀的專家學者知曉此人。他在生前雖然有些名氣，但從未被視為一名重要作家。儘管他是座席上的首位院士，卻很難說是學術院圈的創立者之一。 　　 　　真正名副其實的創立者只有寥寥十幾人，其中首推范倫汀．肯哈（Valentin Conrart, 1603-1675）。他出身於富裕的喀爾文教派家庭，雖然不是一名出色的作家，卻是無比敏銳的讀者兼文法學家。一六二九年，他號召幾位朋友，欲在巴黎建立一個定期聚會的文學圈。他們的平均年齡三十歲，肯哈本人只有二十六歲，最年輕的傑曼．阿貝荷（Germain Habert, 1610-1654）才十九歲，不過，他是同兄長一起前來參加的沒錯。 　　 　　他們見到彼此時總是滿懷雀躍欣喜，但由於住在不同街區，要找其他人可得辛苦跑遍整個城市。當然，那時候還沒有辦法能遠距互相請益，必須本人親訪或差人為之，集眾聚會並非一件易事。他們自問，要是每週固定時間在約定好的地點相聚，豈不較為簡單？ 　　 　　他們決定將聚會地點訂在肯哈的家，他當時單身住在聖馬汀街（rue Saint-Martin），位處於與各方等距的首都中心。首部《法蘭西學術院史》（Histo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653）的作者保羅．佩利松（Paul Pellisson, 1624-1693）告訴我們，這一群人彼此熟悉，維持友好互動，聚會就像家常拜訪一樣，天南地北聊著諸事百態、新聞、純文學等。「若是圈子裡某人有新作品，他會樂於周知所有其他人，請大家自由表達意見；聚會之後，他們有時去散步，有時吃點心……今日他們還會提及學術院這段草創時期，視之為黃金年代，沒有紛擾、沒有虛華，友誼以外別無其他法則，他們共同體驗的是精神社會與理性生活最溫柔、最迷人的一面。」 　　 　　他們互相約定不向其他人提起這個小團體，此承諾也遵守了三、四年。但某一天，詩人克勞得．德．馬勒維勒（Claude de Malleville, 1597-1647）仍說溜了嘴——究竟這是幸或不幸，端看採取的觀點而定。他在作家尼可拉．法黑（Nicolas Faret, 1596-1646）於一旁時，約略提及這些聚會。法黑是個追求享樂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喜好尋歡作樂；包括尼可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1636-1711）等多位當代作家曾用「法黑」（Faret）與「夜總會（cabaret）」搭配押韻來作諷刺短詩（épigrammes），畢竟他出入該等場所已是眾人皆知。兩位詩人是在這類場所相遇的嗎？他們是否發覺彼此醺然微醉？歷史並未言明這部分，總而言之，那天話匣子一開，馬勒維勒向對方透露了小圈子的存在，還有他們的討論與習慣。 　　 　　當時法黑才剛出版著作《尚禮君子》（L’Honnête homme, 1630），他想參加一場聚會來介紹這本書。於是，肯哈及夥伴覺得不好推辭，遂邀請他來，他們先聽他介紹，接著略予評論，法黑聽了認為頗中肯。他覺得這是很棒的經驗，輪到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述說，而他的朋友——修道院長博赫伯（Abbé de Boisrobert, 1592-1662）也表示想要參加。 　　 　　博赫伯院長是個隨和好相處的人，他在巴黎沙龍極受歡迎，且似乎財力雄厚。大部分的「謀反者」（conjurés）都認識他並視為友人；如果有人不希望他參與，純粹因為院長與樞機主教黎胥留 是舊識，若邀請他參加聚會，他們就會落入這位法國執政者的視線範圍。現在，博赫伯院長知道這個小圈子的存在，勢必無法讓它維持隱蔽。 　　 　　接下來的發展乃是必然：見識過這裡切磋討論的水準之後，院長深深感到著迷，很快就把一切告訴樞機主教。佩利松描述，主教當時隨即詢問院長，「這群人是否願意在政府管轄之下，組成正式團體、定期召開聚會。博赫伯神父答道，他認為他們會很樂意接受這項提議。主教遂令他代為徵詢，表示願以制誥 成立學術院，為諸君的學術圈活動提供庇護；並且請神父特別向每個人致意，一如他在日後每次會面表露的情誼。」 　　 　　與黎胥留的密使所預料的正好相反，肯哈和朋友們並未欣然接受這項提議。他們一個個接一個發言，表示比較喜歡維持過去的聚會方式，亦即純屬朋友之間的非正式型態。 　　 　　正當他們討論怎麼做最為適當、如何回絕提議而不觸怒這位大人物時，其中最負盛名的文學評論家尚．夏博蘭（Jean Chapelain, 1595-1674）以權威性的口吻指出，他們現在的討論方向錯誤。他向大家保證，自己同樣非常喜歡目前的聚會方式，也比較希望能夠繼續低調進行，最好樞機主教對我們不聞不問；但是，事情既然往另一個方向發展，自我堅持其實是愚蠢的做法；我們面對的這號人物「不是對其意志會輕易妥協的人」，不屬於能夠容忍別人對他說「不」的人；如果拒絕其提議，他可能會為此震怒直到我們屈從。夏博蘭提醒，皇家法令禁止任何未經君主同意的集會，而且樞機主教「只要願意」，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讓他們的聚會永久停辦。 　　 　　此一現實觀點的意見最終獲得採納。根據佩利松的描述，他們因此決定「託請博赫伯神父向樞機主教大人代為致謝，謙恭地感謝主教對他們的禮遇，同時向主教表明，儘管他們未曾有如此崇高的想法、對於主教閣下的構想感到受寵若驚，但所有人都已下定決心遵從其意願。主教非常滿意他們的答覆，命令博赫伯神父轉告，要他們如常舉行聚會，共同研議未來學術院圈適用的形式與規範，同時依他們的評估適切增加人數。」這一切發生於一六三四年初。 　　 　　「本法蘭西學術院最初是這樣形成。」下一世紀，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他盛大隆重的就任演講中說道：「相較於黎胥留樞機主教出手建制，法蘭西學術院的淵源有更高貴的意義；它是從友誼之中孕育而生。一群人基於這層可敬的情誼關係、基於對於文藝的品味而彼此凝聚，他們不是為了在達官顯貴面前賣弄而集結聚會；比起後繼者，他們較不耀眼，但快樂的程度絲毫不遜。」 　　 　　正當這個小圈子開始蛻變成為官方機構，剛屆三十而立之年的肯哈決定結婚。他在家設宴款待，受邀前來的朋友不是只想吃喝慶祝而已；他們花相當長的時間討論這趟已經啟程的冒險。他們必須立即投入因建立法蘭西學術院而加諸於身的工作：起草章程、取名、為原始團體「壯大陣容」而將人數增加至四十人，以及商議集會新地點，畢竟肯哈現在已非單身，無法繼續像以前一樣相約聚在他家。 　　 　　後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員們過著「遊牧生活」，他們有時聚在這一人家，有時聚在那一人家；最常接待大家的是詩人尚．德馬赫（Jean Desmarets, 1595-1676），他在巴黎市中心西西里國王路（rue du Roi-de-Sicile）上有一幢寬敞宅邸，人稱「貝樂維邸」（hôtel Pellevé）。在那裡，學術院圈開始成形；在那裡，他們任命了首位常任祕書——當然非肯哈莫屬；還有，一六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巴登受邀在那裡會晤「這些法蘭西學術院的諸位先生」。 　　 　　一五九五年生於盧昂（Rouen），巴登出身低微，他先在耶穌會神父的學校接受教育，之後「上」 巴黎成為年幼宇米耶荷侯爵（marquis d’Humières, 1628-1694）的家庭教師。他曾出版《道德思想》（Pensées morales, 1632）一書，在文學界有點名氣；這本書雖然只是聖經傳道書（Ecclésiaste de la Bible）的釋義，但此類著作在當時頗獲好評。 　　 　　法蘭西學術院的創始者們很早就想到他，甚至其中某些人已向他約略提及其計畫。他原先反應冷淡，幾乎帶著敵意，就一位素以謙恭有禮著稱的人而言，這樣的態度很不尋常。從當時數名編年史家近乎一致的描述裡，我們可以窺見箇中原因。 　　 　　巴登歷時數年著述一本堪稱其巔峰之作的書，他在書中不吝提供建議予那些有意成就當代理想典範的人們，也就是如何成為一名忠誠、具騎士風度、睿智且彬彬有禮的人。有一天，巴登發現法黑在旁邊，與他聊到寫作計畫，還說了一晌——沒錯，先前馬勒維勒就是向同一位法黑洩露了肯哈家中聚會的存在。巴登同樣輕易對他推心置腹，不經意間，向他提及想為撰寫中作品取的書名：《尚禮君子》（L’Honnête homme）。法黑毫不客氣地盜用了這個後來人們長久沿用的詞；他用此一書名著書，並以自己的名義向準院士們介紹該書。 　　 　　所以這很容易理解，當人們向巴登提議加入其剽竊者同為一員的聚會時，他並未顯示高度興趣。但在持續勸進之下，最後他也入了貝樂維邸。 　　 　　聚會場上還是波濤洶湧，騷動不寧。這名院士人選發言指責法黑先生，法黑則反擊質疑他進入學術院圈的適當性。不過，事情最終順利落幕。巴登雖然輕率衝動，但不是性格暴烈的人。說完心底話後，他嚥下內心苦楚，又不計前嫌重新加入團體。至於手中正在撰寫的作品，他另選一個新書名替代遭到竊用的書名，將原取的書名《尚禮君子》改為《哲學學園》（Le Lycée, 1632-1634），封面的副標題則訂為：「一回回漫步之際，論尚禮君子的智識、事務和愉悅」。 　　 　　此座席的首位主人於在世的短暫歲月裡，不僅積極出席會議，且熱中參與院務。因此，初創的法蘭西學術院為開院誌慶，請每位院士自選主題發表「激勵演說」 時，巴登也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哲學風格〉（Du style philosophique），當時似乎備受讚譽。 　　 　　他在演說中力陳，哲學完全不需要學校裡那套令人發窘的怪異詞彙，因為哲學提出的問題關係到所有想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人，所以應該使用最自然的語言來討論哲學。 　　 　　這篇演講的文稿未曾出版，但手稿留存下來，現在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細讀這一頁頁，想像一個男人滿懷熱情朗讀的聲音，著實令人感到無比激動，而這個人，渾然不知那將是畢生最後一次公開談話，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他的道德遺訓！ 　　 　　「儘管依照演說者法則，激勵演說應在一開始使用最溫和的言辭魅力，才能博得聽眾青睞，我向諸位坦承，自己違反了這項規則。相信我無須特意請求，應能獲得諒解；畢竟無論那是義務或慣例，我認為這次演講主題讓我得以豁免。原因在於，我不是為自己發聲，而是為哲學。親愛的夥伴們，它對您們而言……」 　　 　　接著，他堅定地發表長篇辯護文支持現代性、知識傳播，尤其支持法文，認為過去能以拉丁文或希臘文表達的，法文必須能夠完全表達出來。依他之見，這可說是新設學術院所必須致力投入的首要工作。「雖然我絕非熱愛褒詞之人，但若是我的演講能夠說服各位著手這項工作，這項屬於聲名榮譽、世紀榮幸、祖國榮耀的工作，我的靈魂會為自己暗暗喝采。」 　　 　　發表此一激勵演說八日後，院士溺死於塞納河，年四十歲。 　　 　　一六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讓他賠上性命的意外事故發生在巴黎附近的夏宏通（Charenton）。巴登當日行事衝動，有點像是未經思考，但他的義舉不僅大器敦厚，甚至可以說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無論如何，當時的人是這樣評價他，以同一時期的佚名著作《論謹言慎行或生活良規》（De la prudence ou des bonnes règles de la vie, 1673）為證：「除了戰爭的情形之外，若要說誰曾經為了自己所愛而付出生命代價，在我眼中，沒有比巴登先生更好的例子。這位世紀學人是宇米耶荷侯爵年幼時的家庭教師，對小侯爵百般呵護，從來不曾將他丟下。好比有一天，小侯爵想到夏宏通附近的塞納河游泳，巴登也跟著下水。但小侯爵膽大貪玩而置身險境，巴登試圖伸手救他，他們的船也駛近，船夫跳入水中朝他們游去。」這位家庭教師和學生立刻緊緊扣住他；但船夫沒有足夠的力氣同時扛兩個人，告訴他們其中一人必須放手，否則三人全部都會溺死。「這時候，更希望小侯爵平安獲救的巴登，放手讓自己順水流去，最終因游泳技術不足以自救而溺斃。」 　　 　　學術院圈首名成員的死亡，迫使其他同儕思考弔念逝世院士的方式。他們決定在瑪黑區（Marais）的卡哈默．德．比耶特教堂（église des Carmes des Billettes）舉行追思彌撒；作一篇簡短頌詞，「就像是他的生平概述」，沒有浮誇的歌功頌德；為他撰寫墓誌銘詩和墓誌銘文；還有，從此以後，每位與世長辭的院士皆以同樣的方式弔念。 　　 　　這些安排看起來適切合宜。可惜的是，墓誌銘詩未能符合期待。但這項工作，倒是已交付予夏博蘭，就是那名曾為朋友們避掉與黎胥留樞機主教之間一場徒勞無益且代價高昂之爭端的智者。當時鮮少有人如此受到敬重，人們肯定其決斷，全歐洲的絕學高才皆與他通信往來。不過，他向逝世同儕致意所寫的幾行詩，招致的淨是嘲諷。 　　 　　巴登安息於此墓穴；　　 　　死亡趨前引領他辭世歸天。　　 　　液態元素向他宣戰　　 　　生命之火熄滅於他最美好的歲月。　　 　　惟其精神，倖免遭波濤凌辱，　　 　　光榮飛揚，遠離世間苦楚，　　 　　直達極樂的不朽殿堂。　　 　　他追求榮譽、與人分享知識學問。　　 　　在他沒入水底之晌，　　 　　一身美德全部沉淪。 　　 　　最後兩行詩大遭訕笑，人們也拿「液態元素」當笑柄。「夏博蘭想押韻，才會弄得這般荒謬。」布瓦洛在《諷刺詩》（Satires, 1666-1668）內中肯又惡毒地說道。 　　 　　由於這次出醜，他們從此不打算再為逝世院士作墓誌銘詩。隨後樹立的則是流傳長遠的另一慣例：由繼任院士發表對他們的頌詞。 　　 　　我們很難以說巴登具有高度文學原創性。如上所言，讓他在當時負有盛名而得以進入法蘭西學術院的著作，只不過是一部傳道書釋義；他留下的所有作品也全是道德訓誡或教誨性質的文章。至少，他不吝於明確承擔此一選擇。依其觀點，最值得稱頌的著作乃訴諸讀者的價值判斷，而非讀者的想像或記憶。他不推崇詩人，也不欣賞「寫小說的，這些人想用白話體摹仿此等著作」，他形容道，「至少，這搖筆桿的功夫，讓他們在女人閨閣內覓得一席之地」。 所以，他抗拒作家講述「寓言」的「矯揉造作」，也排斥「學究」經常援引古文賣弄學識的「道貌凜然」。如同《哲學學園》甫一開卷即說明，他偏好的是「尚禮君子」於漫步之際進行的對話，探討的是重要主題，但用淺顯文字來闡述。 　　 　　按照邏輯，此處的「淺顯文字」定然是以日常語言來表達，而非拉丁文。這也是巴登在最後一場「激勵演說」中所強調的，他認為法蘭西學術院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每一門知識領域內普及法文的使用。 　　 　　今日拉丁文已屬殘存的語言，愈來愈少人教授；熱愛法文的人，更是想要保護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語言先祖。然而在十七世紀，人們反而有意限縮其影響力——同時也降低教會在思想方面的影響力。肯哈就曾以自己的拉丁文很破而自豪。 　　 　　其間角力通常是隱而不宣、暗地運作。但它可能在一夕之間浮現到檯面上，正如接下來即將描繪的，巴登之繼任者自從獲選院士以後，就淪為箭靶飽受尖刻的批評與嘲諷。

作者：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 譯者：賴姵瑜、吳宗遠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7-05-04 ISBN：9789864772353 城邦書號：BK7077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