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鏡玲（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齊克果在不同的時代都對那個時代的讀者，散發出思想的切身性和存在感的魅力。齊克果的思想影響二十世紀迄今當代宗教哲學、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本書雖然寫在十九世紀中期齊克果所生活的丹麥基督教的社會，但是這本書所提出對於「絕望」的人性透徹剖析，具有射向未來的跨文化啟發。齊克果對於人性絕望、憂懼、孤獨、傲慢、偽善、墨守教義、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探究，正是一面透視鏡，不只是針對基督宗教的信徒，也同時提醒非基督宗教以及沒有特定宗教的信仰者，去審視自我內在心靈。 　　 　　本書有很多精彩段落，有的宛如格言、有的宛如詩篇、有的宛如劇場主角的獨白。即使讀者在閱讀時無法一氣呵成，也可以藉由那些充滿辯證思路的段落，看齊克果如何以犀利的筆調，展現從死蔭幽谷，到曲境通幽的信仰冒險。此外，本書迂迴、內斂中有激情的寫作風格，更是對現今墨守僵化「學術」論文格式的當頭棒喝。以下僅舉幾段精彩段落。 　　 　　一、對於絕望的辯證詩意： 　　 　　在「第二部：絕望是罪」的開頭處，我們可以看到齊克果透過自身既是詩人又是基督徒的處境，剖析「罪（Synd）是：在神面前或是心裡想著神而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或是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 　　 　　詩人可能有相當深邃的宗教渴望，而且會在絕望中心裡想著神。他愛神甚於一切，神是他內心深處的苦悶唯一的慰藉，然而他愛這個苦悶，始終不肯放手。他很想要在神面前做自己，除了讓自我受苦的定點（faste Punkt）以外；在那個定點上，他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他希望永恆可以拿走它，而在這個世間，不管他感到多麼絕望，他都沒辦法下定決心在信仰裡對它低聲下氣。 　　 　　可是他始終和神保持著關係，那是他唯一的救恩；對他而言，沒有了神是最難以忍受的事，「他會因而陷入絕望」，然而事實上，他在寫作時會不自覺地對神有一點扭曲，讓人以為神更像一個對孩子們的願望百依百順的慈父。就像失戀的人變成了詩人，終日歌頌愛情的美好，他也成了虔誠的詩人。（頁一四三） 　　 　　二、對於空洞思辨理論的警覺 　　 　　齊克果不僅對於當時社會上基督宗教價值觀鞭辟入裡，也以其獨到的基督徒存在體驗，批判那些置身事外、對生命沒有參與感、夸夸其言的知識體系。齊克果以其個人面對上帝的獨特性，與存在處境的合體，與當時主流思辨哲學與神學激烈交鋒。齊克果認為思辨哲學與神學忽略了知識最關鍵的生命冒險、戒慎恐懼的生命現場。「倫理的問題不曾自現實抽離開來，而是深入現實當中，」知識不是思辨體系裡概念操弄的紙上談兵。以下我們看到齊克果以嘲諷的筆調，提醒知行合一的重要： 　　 　　一個思想家建造了一座龐大的建築，一個體系，一個涵攝整個存在的體系，一套世界歷史等等，可是究其個人生活，我們會很詫異地發現一個令人咋舌而發噱的事實：他自己並沒有住在這棟宏偉的、有拱頂的宮殿裡，而是住在旁邊的棚子裡，或者是在狗屋裡，最多只肯住在門房的小屋子裡。只要有人多說兩句，提醒他這個矛盾，他就會勃然大怒。（頁九十九） 　　 　　三、對於宗教徒的提醒 　　 　　最後，在現今屬於宗教多元的社會裡，齊克果對於宗教徒的提醒，也很值得參考： 　　 　　在外邦人的世界，人們因為害怕或畏懼窈窈冥冥的事物而畢恭畢敬地呼喚神的名字，相反的，在基督教世界裡，神的名字往往出現在街談巷議當中，人們總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因為那可悲的、對世人顯現的神（他沒有像躲在深宮高苑裡的貴族一樣隱藏起來，反而輕率而不聰明地顯現自己）在所有人當中只是個家喻戶曉的角色，人們偶爾上教堂，就算是幫神一個大忙，當然也得到牧師的讚美，他代表神感謝他們大駕光臨，推崇他們都是虔誠的信徒，並且揶揄那些從來不上教堂榮耀神的人。（頁一九九） 　　 　　儘管齊克果還有當時基督徒對於「外邦人」（異教徒）的時代限制，但他也精準地看出，宗教徒自以為掌握所信仰的「神」，卻也因此執著傲慢、反而遠離「神」。甚至在現今世界很多宗教「以神之名」互相攻擊殘殺，都提醒我們重新探索內在靈性，去認識「神聖」的無限與廣闊。 　　 　　最後，譯者林宏濤先生，將中國哲人的文采融入翻譯的意境，讓本書在閱讀時擺脫外文譯著的語言隔閡，氣韻生動，實屬難得。 　　 ◎文／李麗娟（聖光神學院助理教授） 　　 　　齊克果（Søren A. Kierkegaard, 1813-1855）在短暫的四十二年生命之中，以大約十年的時間所寫下的著作，至今仍是神學、哲學、心理學、文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一八四六年是研究齊克果著作必須注意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標示他寫作事業的一個轉折。自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非此－則彼》至一八四六年的《對哲學片斷結語式的及非學科式的後記》，期間齊克果所發表的八部著作以及三篇論文均署以假名。與之平行的是，在這些年代他也以真名發表六份小書，均以「靈修論談」（或本書譯者譯為「造就」）為書名，至一八四六年齊克果才以一篇〈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說明〉揭開自己假名作者的身分。署以不同假名出版之因，齊克果自己有所說明，而這些說明是研究其著作相當重要的索引。十分相異於其他作者，齊克果於著述開始即計畫讓他陸續出版的書作成為一個整體的全集。個本書所署以的假名代表不同的「個人」觀點，齊克果設身於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世界觀表達出對人生、對信仰的剖析論述。因而，齊克果也特別說明，這些書中並沒有那一句話代表他自己的觀點，他的身分也像所有讀者一樣，閱讀著這些假名著作，參與在與之對話的過程。若要研究齊克果的思想，就不能只從單本著手，而必須讓幾份文本互相對話，聆聽其所彰顯的事理。齊克果曾在日記中論及，「整個寫作事業是為了我自己的訓練和教育。這裡再一次又是源於蘇格拉底的進路……不是作為一個教師，我是被教導的。」 　　 　　這也涉及齊克果以假名發表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寫作策略，他蓄意以蘇格拉底的「助產士／啟發問答」（maieutic）方式來進行他的寫作事業。蘇格拉底著名的教導是像助產士一樣，並非生者，只能幫助接生。老師的工作是幫助學生知道自己無知，認識自己所知的只是表象，但並非讓其停留於此，而是從而能向著真知努力，將自己在打盹中的真知喚醒。上述以真名發表的六份靈修論談，呈現的是宗教性的敬虔思想，齊克果蓄意安排讓這些信仰著作與其他八部假名著作平行出版，其原因在他之後所寫的《我作為一個作者的工作》中有所說明。署以假名的著作是「間接的傳達」，而具真名的靈修論談則是「直接的傳達」，這兩種傳達形式具有相同的目標，即在於最終要「使人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本質」。 　　 　　一八四六年之後，齊克果的寫作風格改變，大部分不再用假名，改以真名發表，作品主要是針對基督徒的靈修培德／造就而寫。這個轉變並非由於他的信仰態度有所改變。對基督信仰的嚴肅認真一直是以不同形式貫穿在他大多數的作品之中。原先齊克果在一八四六年初想要停止寫作，進入牧師的職分，但是在一八四六年間也發生了極為困擾他的Corsar事件，捲入與哥本哈根當地著名的週報Corsar之主編的論戰，不斷受到主編與其聯手的作者之毀謗、攻擊，對齊克果的聲譽以及人際關係影響相當大。由於這個事件，以及他對丹麥國家教會之公務化漸增地不滿，齊克果決定繼續執筆，要做一個像使徒般的作家，為文造就基督徒的靈性。 　　 　　《致死之病》是齊克果於一八四六年之後少數以假名發表的一本小書，他署以Anti-Climacus之假名，乃為與之前的假名Johannes Climacus所發表的《懷疑者》、《哲學片斷》和《對哲學片斷結語式的及非學科式的後記》之觀點有別，並且讓二者的觀點互為辯證。其用意不在於互相反對或是比較何種觀點為正確，而是要藉由兩方，讓讀者對基督信仰的本質有更基進、追根究底地認識。齊克果藉著J. Climacus以一位哲學家的觀點論述基督信仰，將「罪」視為「非真理」，而Anti-Climacus則是從敬虔的基督徒立場出發，從生存中的「絕望」來論「罪」。Anti-Climacus在書的前言一開頭即論道：「對許多人來說，這本書的『陳述』也許是顯得相當怪的；若為靈修／修勵教化之用，它們對許多人是太嚴謹，若從嚴格的學術性來看，則它們又是太靈修式了。」其實這一語也道破了齊克果神學著作的獨特性，他反省基督教的教義，也與基督教的神學傳統對話，但是，他更著意的是，期望藉著他的論述帶給人靈性上清晰的亮光，在看到自己存在的處境之同時，也看到基督信仰與人的存在具體對遇之處。二者是辯證的，但並非是思想上的正、反、合進程，而是人的存在抉擇與神學思想之間的悖論式辯證。 　　 　　可以說，對Anti-Climacus而言，基督教神學所關涉的更多在於「意志」的問題，而不只是「知識」的問題，主要在於「信」的範疇，而不只是「思」的範疇，因為這個辯證具悖論／困思（Paradox）的本質，無法直接從思想以及嚴格的學術論述予以解決。但齊克果並非放棄對神學的思辨，他之所以在一八四六年之前署不同假名發表，即是要從不同觀點論述、分析、辨明、澄清基督教教義的關鍵點，以呼召讀者重新反思自己的存在問題，呼召讀者願意認真／嚴肅地面對信仰的問題。在《致死之病》書中正是表達，靈修教化與學術二者的功用在其神學中是並存的。這也是歷年來這一本書吸引各種帶著不同旨趣閱讀的讀者之因。 　　 　　《致死之病》其內容與齊克果在一八四四年以託名Vigilius Haufniensis出版的《害怕的概念》（孟祥森譯為《憂懼之概念》）有許多相互關涉之處，兩本書的主旨都在探討基督教「罪」的概念，二者都以人的生存中常可經歷到的心理現象為觀點，可稱之為「主體導向」的思想進路，從而重新詮釋基督教的罪論，拓展出與傳統基督教神學有所相異的視域。《害怕的概念》其副標題是：「一個朝向主體學／心理學並與教義的原罪問題相關的考慮」，《致死之病》的副標題則為：「為靈修教化與覺醒而寫的一個基督教－主體學／心理學的說明」。將「psyschologisch」譯為「主體學／心理學」主要因為， Psychologie 在傳統的西方哲學可以溯至柏拉圖以及亞里斯多德的靈魂理論。這個專詞主要是指人的靈、心智、主體性方面的活動，如思想、想像、意願、感受等。自十九世紀中期起，由於S. Freud等心理學家使用特定的理論、方法探究人的心理，而逐漸發展、形成當今特定範疇的「心理學」定義。齊克果在這兩本書中以這一主題發展，一方面是藉由觀察、描述人的心理現象進展神學理論，另一方面，在《害怕的概念》中，齊克果援引黑格爾的觀點，稱Psychologie為「主體的靈之研究」（Lehre vom subjektiven Geist）。這個概念背景讓讀者了解，《致死之病》與《害怕的概念》二書在談心理現象之時，主要不在於論述、分析近代的心理學問題，而是直接關聯人的主體之「靈」的問題。 　　 　　害怕、絕望、存在的不確定感等是所有的人在其生存中都可以經歷到的感受，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非常細緻的筆法以及分析，觸及人的心靈深處，層層剝析，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赤裸裸地看見自己的內心，無可閃避地與內在對遇。本書論述人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絕望，而絕望其實就是自我關係的失調。Anti-Climacus指出，正是在「絕望」的病症上，永恆的神向人揭示，人是被自己的絕望所釘住，無法脫身。只有造他的永恆者可以讓他從中釋放，得到他當有的自己，成為自己。齊克果以悖論的筆法寫出，「這是『永恆』在人身上所做的最大的、無限的讓步，然而也是永恆對人的要求。」成為自己既是人的自由，但也是神給人的恩典和對人的要求，這是理智難以消解的悖論，也是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人是自由與必然性的綜合而論的精彩之處。這裡正是Anti-Climacus論「信」之處，一個人「信」神即表示，他願意放下他的理智，以為要得到神；同時也是，人願意放下他自己的絕望，相信「決定在於：在神凡事都能」，而在「信」之中實現他存在的實在性。「信」因而消解了人存在的矛盾。 　　 　　《致死之病》所論的另一個主題是基督信仰的「罪」觀。罪並非是道德議題，Anti-Climacus指出，一個認識神的人，或是有神的觀念的人，如果他絕望於不願做他自己或是絕望於要做他自己，這二者的表現都是罪。在《致死之病》的第一部，Anti-Climacus指出人的自我意識普遍具有的絕望之實況，在第二部他則提出，當人認識到他的自我是直接立於神面前的自我之時，就不再是從人的標準來衡量自我，而是，這個自我將具有新的質，並且也要繼續從新的方面來發展這個自我。當人認識這個新的自我的可能性，卻對這個自我絕望，不願成為這個該有的自我之時，齊克果稱之為罪，那正是在神面前的「不信」。「罪」在此前提之下其同義詞就是「不信」，或者說其反義詞就是「信」。這也是基督教信仰本質的根本。因此，從齊克果的觀點，惟獨人立於神面前才可能知罪，基督教的罪觀當從此論起。 　　 　　因此，Anti-Climacus在書中特別指出，基督教義中的罪觀首先是人活在上帝面前不順服上帝旨意的問題。上帝並非員警或檢察官，時刻在我之外監視著我，隨處察看我有沒有犯錯，以定之為罪。不！Anti-Climacus精準地指出，人的過錯之所以稱為罪，是因為人在神面前而顯出其犯罪意識。這意識是不願讓神的旨意成為他自己的意願，也就是不願意順服神之意。而所論的這意識，並非指存心在道德上犯什麼過錯，而是，他知道自己活在神面前，卻對自我絕望，不願成為神手中的自我。Anti-Climacus這樣的定義並非要避開人在道德上所犯的過錯的問題，而是他看到，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受造物，首先在於人是靈，是時間與永恆的綜合。永恆終究要向人的存在發問，人終究要單獨立於永恆面前交代他的一生。Anti-Climacus這種從存在的絕望定義罪的觀點，直接與人是「靈」的特性相關，突顯出人對神的回應之必需。 　　 　　因此Anti-Climacus論述，罪也是意志的問題。由此，Anti-Climacus批判蘇格拉底對罪的定義。蘇格拉底認為「罪是無知」，但Anti-Climacus予以反駁，提出基督教所論的罪不在於知識層面，而在於意志。在於人不願意順服神、至善。但是蘇格拉底的觀點也有對的部分，因為，人若真知道順服神旨意的好處，他也就不會違背了。悖論的是，人處在不順服／罪之中，他無法了解順服神的好處，也不認為自己是在罪中。惟獨藉著「信」，就是神所給的條件才得以知。這恰恰是引起許多人惱怒的觀點。從這個層面可以說，「罪是無知」。但一個人如果已經信了神，從神的聖言知道罪是什麼，卻在神前絕望於不願做他自己或絕望於定意做他的自己，這就真是罪了。 　　 　　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自我」（self）為基礎論起，從此觀點也可以與近代的學科研究有所對話。「自我」是一個普通用詞，也是近兩個世紀在腦科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神學等等學科常被探討的主題。腦科學研究由於磁振照影與腦磁儀等儀器的發展與使用，在近幾十年對人類大腦的運作以及功能之了解有顯著的成果，在國際上已成為強大的研究趨勢，各個學科紛紛熱切地與之進行跨學科合作計畫。心智哲學的研究者進行與認知科學的對話，提出定義「自我」的問題。如戴維森（Donald Davidson, 1917-2003）將自我定義為「不可化約」（irreducibility）的概念，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其經驗主體、與其他心智交流以及經驗客體的基本單位。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反對用任何科學實驗的方式定義人的心智（mind）。但是也有一派心智哲學卻是全然擁抱腦科學研究成果，由此重新定義心智以及相關的「自我」問題。持此派觀點的學者宣稱沒有所謂的「自我」，自我只是幻象，只是腦神經的運作所浮現的現象，從而取消人的主體性，定義人的意識功能與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沒有兩樣。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所分析、呈現的，人於生存所經歷的普遍實境，恰恰呈顯腦科學研究以及一般的心理學無法予以適當解決之範疇，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必須面對的困境。在當今以科學數據導向發展人觀的主流趨勢之下，《致死之病》提供讀者反思生存意義、真實面對自我的問題之閱讀歷程。 　　 　　欣見商周出版在《愛在流行》之後，繼續翻譯、出版齊克果的著作。過去《致死之病》已有一些中文譯本，此版新譯本在譯文的準確性以及流暢性都表現極佳的水準，看得見譯者的十分用心。 　　 ◎文／汪文聖（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致死之病》是部頗具結構性，但內容不失詼諧且處處充滿機鋒的一部書。開始時提出的問題是自我（Self）是什麼？齊克果的回答是先確立人是有限者與無限者、瞬息與永恆、自由與必然、身體與心靈的四組兩重因素的綜合，但誰來決定這個綜合呢？齊克果基於基督宗教的立場，將這個決定者歸為上帝。 　　 　　《致死之病》主要的論題是「絕望是致死的病」，絕望的來源根本在於上述的綜合關係失去了由上帝來決定的關係。齊克果在開始問自我是什麼之後回答了：「自我是讓自身關連到那個定立了整個關係的關係」。這個句子有兩個「關係」的概念，前者是上述的綜合關係，後者是第三者決定這綜合關係的關係。在本書的不同脈絡中，我們發現，真正的自我是被上帝決定的人自己，或是被上帝決定的關係本身，甚或是上帝自身。 　　 　　既然絕望才是致死的病，那麼肉體的死亡就不是真正的致死；既然對於人的決定是上帝，那麼人的生命也由上帝來決定。因此在「導論」的起頭即有耶穌針對拉撒路的肉體死亡而說：「這病不至於死」；反之，基督徒所領會的更可怕的事卻是絕望所引起的致死之病。 　　 　　在失去上帝來決定人的綜合關係之前提下，絕望有著不同的種類與強弱層級。齊克果是循序漸進對於絕望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對個別事物到對普遍事物，進而對自我的絕望來解析的。從第一部到第二部，絕望程度的升級更基於：從本來沒有面對上帝轉為承認有個上帝，但尚未對祂產生信仰；絕望因此提高到有罪，並在持續加深中有著不同罪的層級。 　　 　　我們綜觀一下《致死之病》，看看它除了在探討人從絕望深處轉而信仰上帝之外，還給予了我們哪些啟示？ 　　 　　第一、齊克果和黑格爾的關係。在本書討論從意識方面去看絕望的第一節，齊克果說到一個思想家建造一座大建築，包括整個存在與世界歷史體系，但自己卻住在大樓旁的棚子或是狗屋裡。這顯然在批評黑格爾。但齊克果在此書的構思卻有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子。例如前述的人之綜合關係再受之於第三者的關係，但這是否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辯證」（speculative dialectic），也就是從「在己」（in itself） 發展到「為己」（for itself），最後再到「在己為己」（in and for itself）呢？其實當例如有限者與無限者做綜合時，先是無限者對有限者的否定後，再建構了一個包涵這兩者元素的綜合體，但這個建構不是人的精神發展所成就的，卻是否定了人的精神而訴諸於上帝作為決定這綜合的第三者。故它可稱為一種「否定辯證」（negative dialectic），是對於人以及世俗的否定，相對於黑格爾對於人的精神與歷史行程的肯定。 　　 　　第二、齊克果與蘇格拉底的關係。在第二部論「絕望是罪」的一節中討論了蘇格拉底對罪的定義。齊克果反對蘇格拉底以為罪是無知，因為齊克果強調罪是一種意識，人是知道自己的罪的。雖然一方面齊克果批評蘇格拉底定義罪時缺少了意志的元素，但另一方面他又同意蘇格拉底所區分的了解與真了解，贊同他以為若真了解就會受感動而去實踐。然而齊克果以為若沒有從上帝那裡得到真了解的啟示，甚至不願意從上帝那裡獲得真知，以致於有著這種對於違抗命令之意志自覺的罪，才能出現從知到行過渡的辯證動機，這點則是在蘇格拉底那裡仍然付諸闕如的。 　　 　　第三、對於惡魔心境的刻畫。這是出現在第二部第二章「罪的連續」的一段話裡。齊克果以為投降於魔鬼的人常央求別人不要向他說一些行善的話，以使他感到軟弱。他要求自己在行邪惡的事上是始終一貫的，而又只在連續犯罪中才感到自在，才覺得有自己。故維繫他的並不是那新的罪，新的罪只是那陷於罪中的一種新的表達。然而，當更加深陷於罪以維持自己時，人的魔性越來越上升，但是魔鬼本身又是如何呢？他事實上是在面對上帝的過程中，從放棄基督教的守勢轉為向上帝宣戰的攻勢，從軟弱提升到違抗，從違抗再到冒犯。最後齊克果即強調：「這個冒犯把基督說成是魔鬼虛構出來的。」這是罪的最高乘方，最深的絕望。如何從這裡反轉為信仰，是本書始終討論的主題，而這就要回到書中開始所提出的論題：人的綜合關係是由上帝所決定的。 　　 　　第四、本書的副標題是：「關於造就和覺醒的基督教心理學闡釋」。這個「造就」一詞本來指的是對於教會成為基督教團體的造就，但本書顯然是基督徒自己對於信仰的造就，過程則是從對於絕望由淺至深的體認，從最極度的罪翻轉到信仰的覺醒。針對此齊克果所做的心理學分析歷程，不只是往人的心靈深度的潛意識去發掘，更往駐於人心但又超越其上之上帝去接壤，儼然形成一種高度心理學的分析歷程。 　　 　　第五、齊克果在分析絕望由淺入深時的種種形態時，也刻畫出人存在的不同形態。舉例來說，不願做自己的絕望表現在一位少女委身於所愛的絕望，想要做自己的絕望表現在如凱撒欲擁有權力的絕望；在人的綜合無法完成時的絕望中，無限的絕望表現在人陷於幻想中的絕望，有限的絕望表現在人的心意狹隘、精神卑下的絕望，可能的絕望表現在人的妄想卻反而沉浸於憂鬱的絕望，必然的絕望表現在人陷於宿命論或市儈庸俗的絕望等等。 　　 　　第六、齊克果以間接的溝通方式（indirect communication）來表達。首先本書的作者被齊克果署以假名Anti-Climacus，而自居為編者，這表示齊克果不以作者直接和讀者溝通。其次，本書的表達處處充滿隱喻、故事、嘲諷、戲謔的修辭文筆，因為作者不欲將真理本身直接地傳達給讀者，而在將真理和感情連結，以啟發與刺激讀者，讓他能真了解真理，從而產生出行動力。 　　 　　這裡簡單指出《致死之病》提供了齊克果哲學的辯證與溝通方法、倫理學的立場、基督宗教的心理學分析，並啟發了我們對於罪惡、現實中的人格形態的深入了解。但本書展開的面相不僅如此而已，它有待讀者的細讀、品味，以開發出更多的意涵。這是部值得推薦給不論是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的一部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