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與記憶 在茂密的栗子樹下， 鄉村鐵匠就站在那裡。 ——美國詩人亨利‧沃茲華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鄉村鐵匠〉（The Village Blacksmith） 我的祖父伯納德‧薩克斯在一九一四年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先是做了幾年的家具商，後來替俄羅斯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工作，出售從沙皇宮殿掠奪來的古董而致富。於是他跟妻子布魯瑪一起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一些廢棄的農地，幾乎是免費的。這塊土地為一小群俄羅斯猶太人——主要是共產黨員——提供了一個緩衝區，讓他們暫時隔絕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他們就像一群鳥兒，在暴風雨中被吹離了飛行路線，突然來到陌生的地方，害怕遭到掠食者捕獵，在森林中尋覓安身之地。 在我小時候，這片森林似乎可以追溯到無盡遙遠的古代，只要往林子裡多走幾步路，時空就彷彿失去了意義——儘管偶爾看見散落在地面的彈殼或空啤酒罐，就會讓我想起「文明」並不是真的那麼遙遠。幾十年來，偶爾會有人到此伐木、偷獵，情侶與鄰居也會漫步穿越樹林，但是，在這約莫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可能只有我會反覆前來此地探索。這塊土地的其中一部分，大約有三十三公頃的面積，已經歸我所有，依然一如既往地可愛，卻無利可圖。 當你開始漸漸了解森林之後，有些樹木就會變得比其他樹木更顯眼。自史前時代以來，樹木就經常被視為地標，用來紀念過去發生的事件，儘管其中有許多關聯可能都只是傳說。像是菩提樹，據傳是佛陀禪修悟道之地；安克威克紫杉（Ankerwycke Yew），據說見證了約翰國王簽署《大憲章》；另外像羅賓漢及其部屬聚集的大橡樹，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躲避克倫威爾士兵的皇家橡樹（Royal Oak），還有亨利四世在簽署南特詔書（Edict of Nantes）之後親手栽植的布雷隆橡樹（Breslon Oak）等等。 不只歷史事件如此。自古以來，情侶就會在山毛櫸樹皮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或姓名字首縮寫，通常周圍還環繞著一顆心，這早已成為一種習俗。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詩人魯多維奇‧亞里歐斯托（Ludovico Ariosto）、還有英國的莎士比亞等人都提起過這種做法。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在詩作〈在風雨中〉（During Wind and Rain）的最後兩句寫道： 啊，不；年歲啊，年歲； 看雨滴刨除了他們鐫刻的名字。 這些名字會隨著樹木一起生長和腐爛，受到風雨、天候、昆蟲和閃電的影響，但是或許注定會保留很長的時間。 我那塊地有一份在一九三三年簽訂的契約，其中引用了一八四五年做的一項調查。契約開宗明義就先記載財產邊界，「從所謂的『梨子樹』開始」；調查接著又提到另一個樹木標記，「在橋附近的栗子樹樁」；另外，還有兩處提到了特定的白橡樹。當地人都熟悉這些樹木，因此這樣的劃界可以具有法律效力。我曾經試圖尋找那棵梨子樹或是樹木殘株，卻徒勞無功。儘管如此，替我管理這片土地的林務員安東尼‧德爾韋斯夫告訴我說，現在仍然可以照著契約中規定的邊界走一圈。 歐洲浪漫主義時期的繪畫與詩歌，似乎偏愛看起來幾乎是原始的森林，但是又有過往文明的遺跡。大樹旁邊是雜草叢生的廢墟，通常是曾經宏偉的建築，例如教堂、城堡或是古典神廟，而且往往只剩下一面牆或一根柱子，藝術家可能還會畫到月光照射在曾經鑲有彩繪玻璃、如今卻光禿禿的窗格子，閃閃發亮。美國東北部的森林在某種程度上就符合這樣的公式。遠遠望去，東部的森林就像一片未受破壞的荒野，不過卻曾經有許多石牆將田野分隔開來。然而，與歐洲森林相比，這裡的建築廢墟要少得多，因為早年的殖民者更依賴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木材蓋來房子，而不是使用石材。結果，許多美國的穀倉、棚屋、堡壘和房舍可能都已解體，幾乎不留痕跡。 正如歐洲浪漫主義繪畫作品經常包含人類衝突的遺緒，美國的浪漫主義作品則記錄了人類的貪婪。大家可能會認為，廢墟見證了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逆境，一場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悲慘鬥爭，然而事實卻鮮少如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殖民者聲稱自己擁有這片土地，於是驅逐了美洲原住民。然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他們放棄了農場，向西遷移，去追求更大的財富。森林很快就收復了廢棄的農場。我居住的紐約州以其大城市聞名，不過目前該州的森林覆蓋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五，是十九世紀末的三倍多。 關於美國東北部林地的文字記載出奇的少。我常去的紐約植物園裡有一塊名為塞恩家族森林（Thain Family Forest）的區域，在宣傳文字中說是紐約市現存最大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一詞本身現在不無爭議。過去的意思是指大片未受人類影響的樹木生長區域，有點像神話中的伊甸園。不過導覽員跟我說，植物園對「原始森林」的定義是：據我們所知，從未被砍伐過的區域。即使是這個擁有豐富資源、在紐約甚或全世界都是最多人參觀的植物園，也無法確切地判斷其所在的土地是否曾經遭到砍伐。我與紐約州的許多地主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對自己土地的早期歷史知道的極其有限，有些人甚至一無所知。我們美國人跟過去歷史是多麼的隔絕啊！ 話說，相關文字記載何以如此稀缺？其中一個原因是，土地所有權在舊世界多半被視為一種遺產，而在新世界，則被視為一種商品，可以在合適的機會進行交易。繼承莊園土地讓很多美國人聯想到貴族秩序，而他們來到新大陸就是為了逃避這樣的秩序。所以他們不會種樹庇蔭後代子孫，也不會記錄他們財產的詳細歷史。 另一個原因則是稱為「植物盲」（plant blindness）的現象。這並不是說像植物一樣盲目，因為實際上植物對光的反應很快，根本就不盲。這個名詞最早是由詹姆斯‧萬德喜（James H. Wandersee）與伊莉莎白‧舒斯勒（Elisabeth E. Schussler）在一九九九年二月號《美國生物教師》（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期刊的客座社論裡創造出來的。作者給的一個定義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有誤導性的排序，認為植物不如動物，因此不值得列入考量」。他們指出，人類經常忽視植物、未能欣賞它們的特質或認知到它們對人類的重要性。 作者主要關切的是植物在科學課堂上被忽視了，但植物盲這個概念對歷史也有影響。森林成了一片模糊的棕綠色，在人類眼中好像超越時間。直到相當晚近，我們才開始認真記錄下森林的變化，主要原因是深具影響力的美國園藝家菲德烈克‧克萊門茲（Frederic Clements）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來的一個概念，稱為「極相森林」（climax forest），認為森林會回復到最初、永恆的原始林樣態。他將森林的發展比喻成有機體的生長，只是他並未看到森林也會衰老和死亡，反而認為它們可能像神靈一樣，永遠處於鼎盛時期。 在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出版物中，我找到一些十八世紀的文件，約略提到在我那塊土地上有一座工坊，只是並未具體說明那是鋸木坊、穀物磨坊，還是其他類型，就座落在兩條溪流的交會處，那裡的水流淹沒岩石，會是建造大型工坊的理想地點。附近的道路還有一個向下的長斜坡，墾荒客可以輕鬆地將原木滾下去，或是將穀物運送到磨坊。我每次造訪此地，都忍不住環顧這個區域，希望暴風雨、暴漲的河水、傾倒的樹木，甚或純粹的偶然，可能會揭露這棟建築的一些遺跡，例如磨石或棚屋的地基。不過至少到目前為止，都尚未發現工坊的蹤影。 然而，寫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遠比文件和書籍中的記載要多。在我那片土地上曾經找到美洲原住民的文物，例如箭頭和許多難以確認年代的陶器碎片，另外還有一百多公尺的石牆蜿蜒穿過其中，可見這裡曾經用來耕種。至於兩個水泥砌成的牛奶冷卻器殘骸，則是以沉重的鏈條固定在地上，告訴我此地曾經是一座牧場。 我曾經看過樹枝上掛著鹿的頭骨，從不遠處看過去，就像是妖精。這是什麼隱晦的民俗嗎？還是惡作劇？如果這些頭骨是為了嚇跑鹿，這一招肯定沒有什麼用；但如果目的是為了嚇唬入侵的人，或許有時還能奏效。我不知道究竟是誰將頭骨留在那裡，不過卻猜得到可能是誰。有位身材魁梧的農民，曾經為我祖母看守過這片土地，他的舉止彬彬有禮，甚至還有一點拘謹，然而過度自制有時暗藏著潛在的暴力傾向。他喜歡突然拿出槍枝，為他在家裡飼養的寵物貓頭鷹射殺老鼠，同時嚇唬城裡人。在他死後，我得知他很有可能被指控謀殺，但是後來他用過的子彈從當地警長辦公室神祕消失後，案件被撤銷了。這就是森林的祕密。 一陣風吹過森林，每一片樹葉都成了記憶。非常早期的墾荒客對美國有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了豐富的生活，而且富裕的程度似乎是個奇蹟。你只需要將手放入溪流中，魚就會自動游進你的掌心；鹿和火雞不僅為數眾多，似乎還對獵人投懷送抱；鳥群則是多到幾乎隨意向空中射擊一槍，就可能將牠們擊落。 這樣的豐沛之辭無疑是誇大了，或許是出於美國人天生對誇張的熱愛——我們現在的廣告仍然充斥著這樣的浮誇——也可能是為了吸引新的殖民者。不過如此豐富多彩的描述多半還是來自經驗，其中大部分要歸功於原住民管理森林的方式，且不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心。大多數景觀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故意放火焚燒森林，不僅是為了清出空地來蓋村落或農耕，也是為了管理獵物——儘管這樣的觀點受到質疑。無論是閃電、事故或是故意製造的火災，都一定會清除森林下層的灌木叢，讓地景看起來像是公園。 最後，隨著土壤開始枯竭，美洲原住民離開這片土地，繼續前進，而這裡又重新長出森林，或是被另一個群體接管，也因此造就了由年齡長幼不等的森林、草原和過渡區拼湊而成的地景，可能有大量不同的動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二十世紀初，殖民者認為原住民本質上是森林中的一股自然力量，在歐洲人到來之前，自古以來就沒有改變過。然而，他們在現今美國東北部使用空地從事農耕的歷史，似乎只能追溯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約五百年。 美洲原住民與歐洲人一樣，都只能代表美國東北部森林悠久歷史的一個篇章。大約一萬兩千年前，冰川消退之後，最初的森林主要是松樹和冷杉。又過了大約兩千年，才比較常見到樺樹，隨後是橡樹、楓樹、山毛櫸和山核桃樹。至於栗子樹則是到了大約三千年前才出現，還一度成為林冠中最主要的樹木，只不過在二十世紀初，因為染上了從東亞輸入的病原體，幾乎慘遭殲滅。 我的那塊地屬於大西洋遷徙路線的一部分，也就是鳥類遷徙的路線。牠們的基本路徑是在更新世末期設定的。美洲原住民使用的空地或許也協助牠們完成這段艱困的旅程，因為草原物種特別可能棲息在這樣的地方。如今，由於多重因素，包括光污染、噪音污染和電網造成的方向迷失，以及棲地遭到破壞和氣候變化等等，讓候鳥遷徙變得更加困難。 樹木在生長時，其樹幹直徑每年都會長粗一圈，即為年輪。夏末成長的新細胞比較緊湊，樹木成長時就會產生一條黑線，當水分、養分和光照充足時，生長速度快，年輪間距就會擴大。如果樹木遭到火燒等災難毀損時，也會留下明顯的疤痕。此外，風、陽光模式、附近樹枝的重量和其他因素都會導致年輪不對稱。科學家從樹木的生長模式不僅可以得到許多有關樹木本身的訊息，還可以藉此判斷森林中的氣候、天氣和其他狀況。 動物似乎大多反映出人類短暫的情緒，如歡樂、恐懼或好奇。相形之下，樹木似乎透露出人類一些比較持久的情感，或是更廣泛地說，就是揭露人類的狀況。樹木有不同的個性，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比人類更生動。它們透過傷痕、曲折、斷裂和成長方向的變化來講述的自己的歷史，展現面對逆境時的決心。誠如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樹〉（Trees）一文中所寫的，當我們看著一棵剛剛砍伐的樹樁時，「它的年輪與畸形殘缺，忠實地記錄了所有的掙扎，所有的疾病與痛苦，所有的歡樂與繁榮，所有的荒年與豐年，還有它們承受的攻擊與風雨侵襲」。 比利時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在描述法國坎城地區盧河（Loup River）峽谷中的一棵百年月桂樹時寫道：「從那扭曲、甚至可以說是蠕動的樹幹，可以輕易地讀出它困苦而堅韌的一生，就像是一整齣戲。」從一粒種子落入垂直岩石的裂縫中，先是長出一根細細的枝幹，朝下指向水面；後來，樹枝急轉朝上，面向太陽。在此同時，「一個隱藏的潰瘍深深地咬住了在半空中支撐它的可憐手臂」。這棵樹長了兩條新的樹根，遠高於彎曲的樹幹，將其牢牢地固定在花崗岩壁上。梅特林克問道：「對於我們短暫的生命來說，這些無聲戲劇太長了，人類的眼睛能提供什麼幫助呢？」 我們可以利用湖底積聚的沉積物，相當精確地估計森林裡的樹木組成以及火災發生的頻率，因為其中含有花粉粒和灰燼。不過，卻沒有類似的方法可以測量過去動物群的相對密度。由於每個時代中不同樹木的相對數量差異很大，因此依賴樹木生存的動物相對數量很可能也是如此。無論如何，我個人就親眼目睹了野生動物的大幅減少。在我小時候，河裡幾乎每塊大石頭上都可以看到烏龜棲息，但是這十幾年來，我卻連一隻都不曾見過。 自從歐洲人來到此地之後，北美森林的多樣性一直在穩定下降。原因有很多，包括大規模砍伐與過度狩獵。森林不斷遭到劃地區隔、高速公路和農業的分割等等，將動植物種群隔離開來，使它們無法輕易適應變化。這些樹木似乎受到無窮無盡的外來寄生蟲和病原體侵襲，包括舞毒蛾（一八六九年到達）、栗枝枯病（一九〇〇年左右）、山毛櫸介殼蟲（一九二〇年）、荷蘭榆樹病（一九二八年）、胡桃潰瘍病（一九六七年）和光蠟瘦吉丁蟲（二〇〇二年）等。今天的森林都不是長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因為那些土地向來都保留作為農業使用。數量曾經多到可以連續好幾天遮蔽天空的旅鴿，用大量的糞便替土壤施肥，但是這些鳥類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遭到獵殺滅絕，為留給我們的森林美景添了一絲失落。 幾千年來，人們將恐懼與希望寄託在森林上；然後，再竭力掩飾、否認或忽視自己的影響，將所有一切都歸因或歸咎於大自然。森林是人類的可怕替身，在某些方面與人類完全背道而馳，而在其他方面卻又非常人性化。森林披露了我們對大自然的多重看法，從感到驚恐害怕到視為美麗的田野風光，不一而足。我們帶著強烈的恐懼與渴望看待森林，一邊摧毀森林，卻又同時將其奉為神靈。 有歷史背景的林務員只要檢視樹木，就可以了解過去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許多事情，其中不僅包括有關人類活動的具體訊息，還有火災、洪水、颶風等。森林看似抹去了過去的痕跡，卻又以陶器碎片、花粉粒、廢墟、小徑、外來的植群、散落的紀錄、樹皮上的傷痕等形式，巧妙地保存了歷史。我的那片森林繼承了過去先祖的記憶，包括美洲原住民、墾荒殖民、農民、共產黨員、烏龜、候鳥和鹿。當我從他們手中接過這片土地時，也希望這裡能夠成為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紀念他們留下來的這些錯綜複雜的遺產。